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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冰室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多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结合1919年游欧时进行的实地考察，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奋力搏击，然而事与愿违。他先是追随康有为，为维新运动鼓与呼，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同前，第61页）。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共和”，仍然未能跳出中国过去朝代更迭“以暴易暴”的旧框框，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他把这种情形喻之为就像打开了一瓶啤酒，不过冒了几个白泡，“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同前，第23页）。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背离，让梁启超陷入到无限的悔恨和痛苦之中。1918年冬天，他明确宣称：“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发刊词》，见《改造》1920年第1号）他甚至还牵强附会地提出，要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主义”去矫正欧美代议制度的“流弊”。就连组党结社，他也十分反感，主张离之越远越好。1927年，很多朋友劝梁组建新的政党，他均婉言谢绝。他在致儿女们的信中讲：“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给孩子们》1927年5月5日）这样的一种政治心态，自然就使梁启超下定决心远离政治，转向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一些开启民智的最基础性的工作。由此可见，梁启超晚年的醉心于文化，是政治上迷茫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至于其新的文化主张的具体思路，则是在欧洲考察之后才逐步理顺的。
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7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区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还发表演说，交流学术，结交了许多朋友；同时涉足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心情苦闷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综合梁启超的切实感受，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欧洲不愧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素质和社会整体水平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二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衰退，物价昂贵，煤炭“都比金子还贵”，冬天供不了暖气，而且两极分化严重，工人罢工、群众示威接连不断，社会革命暗潮涌动。三是“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整个社会“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11页）。四是欧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急切地想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良药。他们不失时机地请梁启超介绍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还劝梁回国后少研究西学，多引导青年努力研究孔、老、墨的学说，好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这令梁启超极为震惊。梁启超由此突发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去解决东方的经济落后；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精神饥荒；“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见《时事新报》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而为一，创造第三种文明。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
梁启超1920年春天返回中国后，即全力以赴去创造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新文明。具体办法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合，为全人类做贡献。梁启超向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建议：“目前预备工夫，自然是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以参考。”然后再分四步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一是“人人存一个自尊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二是“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三是“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四是“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充，叫人类全体得著他们的好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28、37页）。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像这样坚持五十年，中国文化就会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独占世界文化之鳌头。
平心而论，梁启超的这种文化思考不乏新颖之处，但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且不说命题本身的许多空想色彩，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种客观环境来讲，根本不具备潜心研究文化的条件。表面看起来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实质上则深深扎根于经济之中。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现代化不启动，文化的更新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有所进展。在五四前后那种动乱的年代里，梁启超虽然倾心尽力从事文化创新，但也仅仅是他自己写出了一批充满新的理念和方法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著作。不过，历史地看，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后20年间那种众多知识精英都在思考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梁启超的文化主张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流派，一是李大钊等人将俄国十月革命认作世界第三种新文明，坚持中国文化要转向社会主义；二是胡适等人提出的中国文化“西化”得还不够，要老老实实全方位向欧美学习，后来衍生出“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梁启超的新文化观则属于第三种，本质上是创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明，为后来新儒家的登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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