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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是我不明白
八
回顾历史有时候是一件很弱智的事，因为很容易让听我讲故事的人睡过去，而且历史的准确性总是叫人怀疑。记得听谁说过这么个比喻：历史就是个婊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几下。然而我还是选择回顾，原因很明显，就是可以将我接下来叙述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串联到一起，达成真实的效果，虽然我也不知道究竟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所以我得啰啰嗦嗦地将我出国前一团糟的生活做一个简单回顾，好让那些一直听我讲到现在的人有个背景概念，语文老师说这叫插叙，历史学似乎叫做外传，生理卫生上应该叫性交间歇期的爱抚，而老百姓管它叫车轱辘话。
简单明了地说，王桢是我初中的女朋友，但在我出国之前分手了。
现在的中学生比老师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不是我瞧不起当代老师，可他们要想跟中学生斗，简直就像轻量级打重量级完全不是对手。比方说有些事大伙全都门儿清，就老师一个人蒙在鼓里，他还不知不觉自以为是个明白人，我们也就不忍心揭穿，一个个装着什么都不懂接受启迪。有一哥们常对我说，这种奉献精神不能当作助人为乐的事迹上报简直是可惜。
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少交作业，而且坚持不懈四年如一日地逃英语课。终于有一次年轻的英语老师爆发了，可是她才刚骂了几句，我就站起来把书包一摔，留下一句“老子不念了”便扬长而去，跑到学校旁边的海滩上睡大觉。事后我被我妈从海边揪回来向英语老师道歉，那年轻老师怒气冲冲，看上去吃了我的心都有。而我之后还是照旧逃课。由此你们可以想象，我在初中是个什么样的败类，当年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才高于德乃小人也”，不管有心无心，就因为这句话我妈差点没气死。我们哥几个能安全地混到初中毕业完全是因为都有一技傍身，对学校有点用处。我的学习成绩还过得去，其他几个则是美术体育各有所长，从这里也能看出学校这机构比历史更像个来者不拒的肉体营业人员。
王桢和我不一样，从我上初中起她就是年级考试的第一，而且人家小姑娘是玩着学，没看见怎么使劲可成绩总是高高在上。有几个曲居其后的书呆子多少次拼命复习想将宝座夺下来，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我更是望尘莫及，每次年级考试的成绩出来，王桢肯定比我高上至少二十分。她也就理所当然被誉为四中的才女，如果哪次她没考上第一，不是她不正常，而是卷子不正常或者批卷老师不正常。
就这样，我和王桢在一种极不平等的背景下相处了四年，或者说我在人家屁股后面追了四年。她是学校的精英，典型的好孩子，我是三天两头遭处分批评的家伙，我们的关系暴露后，以取缔早恋为爱好的学校自然无法容忍我“拉模范生下水”。王桢的军官父亲甚至到了要动武的地步，听到这个消息我自然不会服软，于是四中当年差点传出初三一男生与其准岳父在校园外纠众对垒的佳话。
结果不言而喻，我们分开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惋惜自己浪费了无数可以与女朋友云雨的好机会，那滋味大概就跟石康一样，为女朋友带着贞操离自己远去而无比后悔。说起来，现在的男生几乎都有性幻想，其实性欲是本能，从头到尾都一本正经的君子才不正常。男生幻想的对象大多是女同学或者什么明星，这跟我们的父辈祖辈没什么区别，倒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更开放些——文革时期大家的沟通欲望极其高涨，这一点从70年代人口增幅就能看出来。
中学生的恋爱多是无疾而终，再大的事情，一段时间之后也就过去了，最多留下点初恋的回忆。我和王桢后来也很可能变成普通的同学而再无任何感情瓜葛，如果我来新加坡后没有寄出那封仅仅两行字的信的话。
九
不久就开学了，更多的新事物涌现眼前，让我暂时忘掉了那封信。
我被分到B班，班里有十个中国学生和两倍多的新加坡人，邱国江分到了D班。开学第一天十分无聊跟国内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大家互相介绍，然后打打官腔说些要“成为好朋友”之类的场面话，新加坡同学看上去并不十分热衷于我们的加入，我们也没打算刚开始就跟他们打成一片。于是学期伊始，十个中国学生始终抱成一团，无论干什么都集体行动包括去上厕所。这样做看上去好像很团结，其实只是意志上的怯懦的直接表现。因为我们对于学校的一切制度都很陌生，大家聚在一起的话，出了什么错也是法不责众，再退一步说，即使要受罚至少还有个垫背的。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么干挺没劲，可是又觉得如果特意搀和到新加坡同学中作姿态又很无聊。于是就牢骚满腹地继续混在这个集团里，显得非常无胆无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就常常处在这种庸俗的矛盾中无法确认去向，这就是典型的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过了一段时间，等我们都熟悉了新加坡学校的生活后，十人大集团就按照罗贯中颠扑不破的“合久必分”定律切割成了数个小群体，相对于其他湖北同学，我和张渝坤的关系最先亲近起来。
张渝坤是武汉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自封为美国腔英语的传人，一张口也确实象那么回事儿，到底是专攻外语的正牌军，我这土八路式的英语与其相差悬殊。英语属文科，从初中就专英语的张渝坤自然也有点儿偏文，爱发表个评论或偷偷酸一篇东西。客观地说，张渝坤是个挺不错的朋友，容忍，冷静。他平常比较严肃，眼神十分深沉，要是生活在80年代初期，追求他的姑娘肯定一把一把的，那时候人都欣赏这种类型——成熟。搁现在我们却老讥讽他“玩深沉”“假正经”，倒没什么恶意，只是说明了中学生的观念和意识的转变。80年代出生的孩子属于新一批红旗下的蛋。我们中很有一部分人并不循规蹈矩沿着正道走，反而乐于表现出对正统思想和潮流的嗤之以鼻。
我和张渝坤住在一个寝室里，于是常常凑一块胡聊，有时也共同欣赏国内朋友的来信，要是哪个初中的女同学写来封情书，我们就逐字逐句分析其内在含义和语言中透露的暗示。张渝坤经常拍着信纸说：
“看看，这女生简直非我不嫁了，叫我怎么办？”
我一把扯过信纸：“滚蛋吧，要是没出国谁认识你？他们见了你躲都来不及。”
“所以才说是机遇，你知不知道现在华侨特别吃香，回国风光极了，地方领导跟在屁股后面转来转去，就盼着华侨在地方上投资。其实他们不知道，那些‘华侨’在国外也就是小商小贩。”
“最可气的是，大姑娘一串一串地往上粘，为了出国而卖X，只要能留洋就是让她嫁给黑老头也义无反顾。”
“有朝一日我成了移民厅厅长，只要是有这种倾向的女的，我全部拒签，叫她们跑不了。”
“这叫出口转内销，理想还可以，不过现实中你丫最高职衔也就一台球厅厅长吧。”
说着说着我们俩都乐晕了，抹抹嘴睡觉。梦里我看到自己大笔挥不停，一份份出国结婚的签证被我枪毙，移民厅前泪如河尸成山，我爽朗地放声大笑。
我来到新加坡之前，出国已成台风之势席卷神州，尤以女性居多，而且出去的大多是年轻貌美的姑娘，大家削尖了脑袋往欧美挤，实在不行连东南亚的窝边草都吃，反正谁能傍上洋大款谁牛逼。看着一个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儿身边都立着头外国狗熊，真叫人痛不欲生。谁不说咱家乡美，怎么就留不住姑娘的心呢？梦里的石康大声叫着：
“我就不明白马来西亚阴茎究竟有何不同凡响之处！”
其实关键不在于阴茎的长短，而在于包住阴茎的究竟是五块钱一打的大裤衩还是五美金一条的卡特罗。
十
第一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放假之前宿舍要举办一次会餐（formal dinner），时间定在了本学期最后一个星期四。据前辈说，每个学期都要有一次这样的西餐会餐，蓝主任还特地请了老师来教我们这批新生如何使用西餐餐具。看着老师在餐桌前眼花缭乱地示范那堆大小不一形状相似的罗里罗唆的刀叉，我深深感到筷子作为一种全方位多功能的餐具出现在中国真是我们莫大的幸运，在“民以食为天”的评判标准下，四大发明怎能与筷子相提并论？
终于星期四到了，整个宿舍区四五百人在同一时间倾巢出动，这得算是每个学期宿舍就餐时间最统一的一天了。会餐要求正式着装，我就严格按照前辈的指点校服加领带一通捣鼓，并且忍痛用发胶将我别具一格的前卫发型梳理得规规矩矩，看上去居然也人模狗样。到了楼下大厅，几个人在互相取笑，一“帅哥”摆出个刚毅的造型问其他人：
“你们看我这个形象怎么样？”
“不怎么样，样板戏里看多了。”
“那这个痴情的呢？”帅哥又改变造型，两眼定定望住三楼第二扇窗户的第五根窗框，嘴巴稍张，舌头将吐未吐。
“弱智嘿！”一群人大乐。
我和邱国江张渝坤指着对方难得正经的形象调侃一番后，就混入其他人模狗样的家伙中，于是一股人模狗样的洪流卷向餐厅。餐厅今天也沾了会餐的福气，一扫往常那副扎伊尔难民营似的惨淡景象，变得像是人吃饭的地方了。雪白的台布覆盖在长条形的餐桌上，金属餐具在灯光下闪耀着光芒，桌上的开胃小菜显现出与平日那救济餐完全不同的富贵气，我自从在学校餐厅就餐以来还是头一次因为看到这里的食物而感到饥饿。回头看看其他人，大家眼里也都出现了狂野的闪烁不定的光芒，足可见平日里都吃够了餐厅的苦。
大家就座后又站起——欢迎特别来宾——然后就座；就座后又站起——互相敬酒——然后就座；就座后又站起——请特别来宾讲话——然后就座。两三次折腾下来一群人都恼了，恨恨地骂那主持人：“妈的，一次全干完不就行了？”那特别来宾腆着大肚子一步三摇地走到麦克风前发表演讲，我忍耐着听他慢条斯理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半个小时后就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了。不知过了多久老人家总算结束，大家都极热烈地鼓起掌来，那来宾还美滋滋地挥手致意，以为我们被他感动了呢。
煎熬已经过去，学生们便不再理会特别来宾是否已经回到座位，一个个操刀弄叉大嚼起来，一时间餐厅里叮当作响跟铁匠铺一般。一直到侍者端上汤来，叮当之声才渐渐平息。大伙儿肚子里已有了东西垫底，汤又比较热不能快速解决，于是邻座之间开始互相交谈。我自忖英语臭得可以于是胆怯，只跟身边的人互相通了姓名就枯坐在那里，同时脑子里想着刚才没打过去的游戏《盟军敢死队》。不远处的武汉同学夏田青运气很好，身旁坐了个香港的漂亮女孩儿，于是夏哥春风得意左右逢源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料想当时他并不知道身后有个老兄放着饭不吃专门观察其勾引女孩儿的过程，所以毫不掩饰地让我看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要说我一点儿不嫉妒夏田青那就是我在故作姿态了，不过嫉妒的成分倒还不至于妨碍我的正常进餐，看看另外几个自认为帅哥的同学时不时瞪着夏田青，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的滑稽样子，我就绷不住了，一阵无法克制的狂笑吓得我对面那女生连叉子都掉到桌上。
吃过饭回到寝室，大家一不讨论精美的膳食，二不评价反胃的表演，直奔今晚主题——哪个女孩儿最漂亮？换句话说，哪个女孩儿更值得梦中意淫一番。我作义正词严状指责他们：“堕落啊同志！我们的理想和抱负呢？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呢？”
熊枫他们冲上来把我撂翻：“咱们里边就数你最黄，还敢在这儿装好人。”
我被一伙人压在床上也不认输：“你们落到今天这一步都怪我不尽职，辜负了党的重托我真感到痛心疾首。”
一群挑唆分子叫嚣起来：“扒光了扔出去，看他还嘴硬。”于是，会餐就在一片呜嗷乱叫的闹剧之中草草收场。
十一
随着时间过去，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慢慢丧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寂寞。我无法和新加坡人真正融合到一起，这道理如同血和水，也许看上去似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使其静止，沉淀就会慢慢地显现出来。我不愿学着新加坡人的口气说那种奇怪腔调的中文，我会说最纯正的普通话，我更不能像他们一样说新加坡式的英语，我向往更正统的发音。于是我们从语言上就彻底隔离了。我和我的同学之间，总是会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而产生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同学没有必要也并不愿意跨过沟来迁就我，而我要跨过去又谈何容易？如果说要与新加坡彻底融合，我就必须放弃我已经深深依恋的语言和文化的话，那我宁愿做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鉴于这种情况，我的社交圈子就只能限于中国学生以内了，而我和其中大多数人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朋友，因为他们全有满腹的壮志将来都要去经天纬地，只有我无是无非、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所以我们互相谁也瞧不起谁。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区别，我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而他们表面上还跟我有说有笑只在心里面诋毁。说实话，这些小精英们活得也真够累的，时时刻刻得一边笑脸应酬一边互相算计。我对这群人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要他们不碍着我我才懒得去腐蚀他们，如果他们真打算跟我找不痛快，我肯定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就沦落到一种看似歌舞升平实际四面楚歌的倒霉处境，仅有的一两个和我差不多脾气的伙伴也是如此。这验证了前人一个结论：如果你想在学校这个团体中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你就必须学会媚上压下，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谎话连篇等诸如此类的技巧。
在浑浑噩噩之中第二个学期也已经过去一半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暑假，那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家啦。国内的同学已经来信询问我回国的具体日期，说要给我接风。几个哥们还吵着要召集原来的初中同学一起聚会。
我于是又想起了当年毕业联欢会上的情景。那天好几个同学都喝醉了，有几位更是晕得找不着北。有一个拉着隔壁班文艺委员的手非要唱天仙配，吓得他们班同学忙不迭地找老师，还有一个当场向班里一女同学倾诉自己初中四年对她的暗恋，我的症状比较起来都算轻的。总而言之，那天我们都醉得够呛，丑态百出。然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尽情地、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从那以后，我们都长大了。
我正在幻想着回国后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王桢的信。
十二
从我寄出那两行字，到我收到王桢足足五页纸的回信，前后长达四个月。王桢是从朋友手中拿到这封信的，她初中毕业后没有升入本校的破烂儿高中，而是去了省重点，因此我的信被搁浅了很久。其实我早该想到，以她的理想抱负，不可能甘愿留在我们那个学校的。
这是第一封我没和张渝坤他们共同研究的信。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抱着一种幻想，那就是我和王桢还能重归于好，当初的分手其实是情势所迫。虽然我从来都觉得这个念头只是一个幻想，但总也不舍得放弃它。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任何念头能比这一个在我脑海中占据更长的时间，我甚至不知道一贯毫无耐性的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执著于一个幻想，人们说这就叫爱情，那就爱情吧。
信里王桢说她以为我再也不会跟她联络了，因为分手后她曾给我打过电话但我很冷淡地把电话挂断。信里还说她虽然不想在高中阶段再谈恋爱，但希望能和我作特殊的朋友，前提是在保密的情况下。我看完信虽然有点失望，却也在意料之中，也就没太难过，于是我同意了王桢的建议，接受了一种稀里糊涂的秘密关系。毕竟再过一个多月就回国了，究竟是什么关系到时候我们总能说个清楚。
之后的一个月里大家普遍显得比较浮躁，虽然兴奋程度因人而异，但原因十分一致：马上就能回国了。由于我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而且回国的期待占据了整个头脑，所以一个月里出了好几次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天中午为了能少排点队我早早跑到学校餐厅，因为吃完饭还得赶快补物理作业。我正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走过来两个学生跟我前面那人聊天，结果聊着聊着俩人就无声无息地插进队伍里，我前面本来还剩两个人的队一下扩张了一倍。要是换个中国学生很可能就姑息了，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愿轻易得罪新加坡学生，别人欺负到头上宁可忍。按理说我也很愿意姑息，反正当时身后没别人，而且两个人和四个人不会有很大差别，不过那几天我刚挨了蓝主任训斥，正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呢。
我拍拍那两个插队学生：“对不起，你们站错地方了吧？”
其中一个瞥了我一眼说：“none of your business。”
我顿时很恼火，揪住衣领把他拽了出去。那学生也是个横主儿，被我甩了一把更是火冒三丈。瞪着眼睛走到我跟前说：“我插队怎么了？你想动手啊？”那几个和他一起的这时也围过来。学校里对打架学生的处罚非常严厉，通常都要施以鞭刑，所以平日里学生即使破口大骂也不会轻易动手，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在乎那些处罚，和国内学校差不多，新加坡再好的中学里也同样会有少数渣滓，今天就让我碰上了。
我死死地盯着他，然后用中文说：“我觉得你还是趁早滚远点，傻逼。”
那人显然听不懂傻逼二字，眼睛直眨巴，等到他根据前文反应过来那绝不是什么好话之后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一大串类似英语脏话的东西。我说类似是因为我根本听不懂，我的水平还没到能跟人用英语对骂的地步，所以他的一通口舌全白费了，还不如来一句通俗的“fuck you”有用。
周围陆陆续续来吃饭的学生都看着我们，和我对峙的这些人大概也碍于这里是公共场合而有所顾忌，不然他们早动手了，我肯定不是这群家伙的对手。这时候一个值勤的学长发现情况不对劲，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在对付学长时普通学生倒很同仇敌忾，我们一起说没什么没什么。学长走后，那个学生低声对我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告诉你，你们中国学生如果违反学校纪律，就会被取消奖学金。你等着瞧。”
我仍然用中文回骂：“我他妈才不在乎呢，操你大爷！”
后来事实证明我高估了那小子的胆量，他根本没找过蓝主任。
类似的麻烦事儿在最后一个月里层出不穷，几个朋友都或多或少惹了些臊气，真有厄运当头的意思。好在大家都只盼着赶快回家，这些麻烦也就没往心里去，我对邱国江他们说这就叫好事多磨、苦尽甘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一起反驳我说你这就叫阿Q精神。
反正，期待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十三
千呼万唤的假期终于到了，也就是说，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回国了。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兴奋，有些性急的甚至在走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学校宿舍有规定，回国度假的人必须把留在宿舍的物品用纸箱封好，然后放到指定的地方去，以便假期结束后重新分配房间。于是我和邱国江就找了前辈带我们去拿纸箱子。
在路上前辈告诉我们，新加坡这里的商场总是堆积大量装货用的硬纸箱，这些箱子可以随便拿，于是许多住宿的学生都用这些纸箱装个人物品。我于是联想到国内收废纸的，要是把这些商场堆积的纸箱一趟趟拿走再卖给纸厂，岂不是无本万利么？那商场可真傻到家了。那个给我们带路的前辈听后笑着说，他们当初也这么想过，但是后来细一琢磨，新加坡居民在本地有的是工作机会，人家才不屑于做这种低等工作，而国外能来到这里的人，也决不会是区区收废纸之流，所以根本没人抢这“财路”。我和邱国江听了就互相取乐，决定将来要是奖学金被取消了，就干这个混饭吃。
前辈把我们领到平时常去的一个超市，然后从背面转进了仓库，那儿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硬纸箱。前辈跟看守说了几句，就带着我们俩去挑箱子。纸箱挺干净，都是刚拆开不久的。我挑选质量的同时，也挑选箱子的外表，只拿自己喜欢的牌子，此举既多余又显得十分矫情，被同伴着实取笑了一番。
三个人挑了十多个箱子就往回走，刚开始我还不太好意思抱着一堆纸箱招摇过市，怕让别人当成打杂的小工，一走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不舒服。后来看到同宿舍的两三个新加坡学生也拿着纸箱大摇大摆地走，我这才觉得放心了，不再躲躲闪闪。我当时的心态纯粹是死要面子，直到后来懂点事儿了，便对自己那时的无聊思想感到十分恶心。
5月27日，回国的前一天，整个房间乱作一团，我们四个中三的学生跑进跑出收拾东西，唏哩哗啦乱响。上一届的学生这个假期要留在新加坡复习，所以不回国了。看着我们一头大汗地忙碌，偶尔过来帮个忙或者传授点经验，但更多的时候是无动于衷，除非我们求上门去。的确，每个人都能够也必须自己做完自己的事。没有谁生来就有义务帮自己，能一个人拿来，就能一个人拿走。而且“帮忙”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价值受到怀疑的举动，别人或许会以为你的帮忙是对他能力的蔑视。于是隔岸观火这种更“中庸”的行动代替了帮忙。
开始的时候我还分门别类地把东西放进箱子里，仔细密封，然后写标签。忙了大半天之后累得几乎虚脱，哪儿还管什么类别，抓起东西就往箱子里扔。我心里直纳闷：来新加坡之后也没记得买过什么东西，怎么一下子就装了五六箱，难道都是刚来时候拿的？那我当初是怎么来的啊？
从大清早一气闹腾到下午三点，总算把家当归置完毕。我和张渝坤一头倒在各自床上动也不想动了。我喊张渝坤，声音像呻吟：
“小坤子，过来给朕揉揉脚。”
张渝坤懒得回答，抓只拖鞋丢过来，可惜气力不足拖鞋中途就坠了。这时熊枫从门外进来说：
“你们过来帮我搬个箱子，我实在没劲了。”
“连你都没劲了，你还敢指望我们俩？”张渝坤躺在床上赌气说，“老子明年不回国了。”
从吃晚饭开始餐厅里就骚动不已，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个个眼中精光迸发，丝毫不见白天大清仓的疲惫。吃着吃着饭就说起来了，讨论着回国后怎么玩。张渝坤和熊枫正在对我吹他们的飞机会先到中国，索宇翔插了进来：
“这种事有准么？说不定咱们坐的那架飞机掉了，那就是孙志晟他们先到了。”
一群武汉学生立刻蜂拥而上群殴他：“让你小子胡说八道！”
我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晚上聚在一起，大家聊天吃零食，来消磨去机场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不少上一届的学生也围过来一起闹。大家说了无数个黄色笑话，讨论了无数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儿。闹了两个钟头后终于都累了，于是一群人纷纷上床打盹。不一会儿屋子就静了下来，只剩下我一个人睁着眼睛，呆呆地望向黑暗。虽然什么都看不见，可我还是徒劳地努力着，想要找到点能让自己安心的东西。
明天就是回国的日子了，我来到新加坡之后的第一次回国。
十四
[疯子随笔 B]
不知不觉，我在新加坡已经呆了八个月。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叫每一个面对它的人都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梁实秋说：世上最恐怖的事莫过于看着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的移动了，因为每一次移动都宣告自己的生命减少了一秒。梁大爷的话里虽然透出十足的怕死思想，但他对时间的描述却是十分精确。
来新加坡这八个月里，我接触到的新鲜玩意儿比以前十八个月能接触到的还要多，大量陌生的事物进入脑海，变成了记忆，这些新鲜的记忆覆盖了我的许多旧日回忆。每当我想起这个，就认为自己是得不偿失。初到新加坡的日子拘束、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和以前在中国的自在、舒服、无所顾忌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地狱与天堂。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曾经张扬、不可一世的气焰彻底被掩盖。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孤独感。在这里，我很难找到一个自认为可以交往的朋友，身边的高材生们都在为了灿烂前途而奋斗，他们的目标花样繁多，但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功名利禄。对这些连吃饭都讨论国际大事、说起话来就像国务院总理的优等生，我向来没什么好感，北方方言里有一个精辟的词语可以送给他们——傻逼。据说翻译成英文是silly cunt。
什么才是健康正确的生活？我总也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好学生们相信只要从小玩命学习，就会有一片阳光灿烂的未来，可是他们却不想想他们的小时候将会无聊之至。我们虽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晚年不爽总比早年不爽好。我从不相信义务教育的用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只不过是教育家们的宣传口号罢了，后一句纯属谣言惑众，前一句倒还有可能——如果黄色杂志的插图算颜如玉的话。
对教育的极端不信任导致了恶果，当然，这是从大人的角度来说的。于是从国内到新加坡，从初中到现在，我的生活态度正如石康的小说：《晃晃悠悠》。
其实我在小学时代曾是个积极向上的好孩子，而且十分好强。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因为没能第一批入少先队而痛苦万分的情景，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上台戴红领巾，我坐在下面眼泪都要掉出来了。老师知道后还表扬我有上进心，谁又能想到五年后我连续多次懒得写入团申请书，直到初中快毕业才最后一个入团，而且宣誓的第二天就把团证团徽丢了，并以此为理由从没交过团费。这种前后转变来源于我对生活的看法的转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真的值得我们去付诸感情么？它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欺骗我们，将我们玩弄与股掌之上，换句话说，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叫人们渴望、盼望，然后失望、绝望，一次次地把人们的灵魂抛向峰颠，再毫不留情地甩入无穷的深渊，这就是生活。对于这么一个以捉弄人为乐的家伙，我和我的朋友决定以牙还牙。我决定不再费什么劲去随着它规划的波浪起伏，于是一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态度取代了曾经对理想的狂热。我小时候有过许多的梦想，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不断改变，不断减少。
十八岁的现在，我相信了一件事：所有饱含激情和追求的少年理想都是过眼云烟而已。过去我曾经相信过很多东西，比如爱情，现在我已经很少相信什么了，套用名人常说的话：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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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零点，我和邱国江随飞机升入万米高空，向着中国的方向，向着阔别许久的家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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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命运的天台放眼却看不到星空
漆黑的天空压在头顶使我不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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