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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其实也已经不近，关于李光耀对于政府早年推行双语政策承认了“错误”的事件，讨论得沸沸扬扬。周围的人也偶尔问起我的意见。作为一个“疑似”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必要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我无意寻求其在主流媒体发表，也不奢望能否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和作用，只是简单地发出一个声音罢了。下面我就说两点——
第一，李光耀“本身作为双语政策倡导者”，自认“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也坦言道““渐渐的，我介入了教导语文的政策，并坚持要以我的经验来引导政策的方向”（《联合早报》，2009年11月18日）。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双语政策是否推行，或者其推行的前提是否正确，或者其它关于语言政策的具体问题……这些我看到许多同道已经针对这些问题讨论得很详尽。我更愿意把重点放在李光耀说没人比他更了解双语政策，说他“介入教导语文的政策”，即把我的讨论重点放在政治对于语言教育的干预上。语言的多元是新加坡社会的特色，而这种多元又在建国初期被牵扯转为分化，甚至对立。这个牵扯的过程中，政治的力量是最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从1959年新加坡独立，到1987年各语文源流统一，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由盛转衰。这种剧变显然不是一种自然发展，除了冷战的国际形势、东南亚区域对于红色中国的恐慌等等外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操纵和干预。必须说，任何国家和社会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或多或少都受到政治的左右；然而在新加坡，语文的教育被高度的政治化，政治现实几乎完全左右了语文教育的命运。在新加坡国家建构、文化建构下，族群文化是首先深受威胁甚至作为牺牲者的。且不论如何建构文化、什么文化又是属于国家文化的构成部分……这些是复杂的问题。然而在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文化”这一命题并没有过多地进行讨论，其关注层面也是位于政治稳定之下的。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领袖们（包括李光耀），以自身的政治利益、国家生存与发展和经济繁荣等务实考量为前提，一步步地淡化、改组、最终消灭纯粹的族群教育系统。以华文为例，政府在建国之后就逐步对一切标志华族属性和彰显中国元素的文化、社团、教育、报章等等加以约束，四大语文源流的中小学合并为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体的学校，南洋大学也在1980年和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合并……随着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华文教育走向衰落，到底曾有多少人认为是在“顺应历史潮流”；好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这只是我们亲爱的李资政“介入”的错。
第二，现在，李光耀说他“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这没多大意思。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语文政策，这有意思了——这说明了接下来的语文政策，仍旧不可能逃脱得了政治的干预与操纵。李光耀说他“错”了，就说明他觉得他接下来要做“对”的事了。李光耀说“如果我能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不但宣称了政治将继续为语文政策掌舵，还宣称了他的终身领导权（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这次的“认错”，不要单纯地把它看作是李光耀对过去的某个政治举措的推翻；恰恰相反，“认错”正是另一个政治举措，同样服务于另一个政治目的。如果我们相信当初他“介入”语文政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所谓的专家组在为他“服务”——我说的“服务”，我愿意相信的确是“服务”，即服务于早已制定好的政治考量，做出的专家意见——那么我们也应当相信今天他的“认错”背后，同样有政治考量，有服务于政治考量的专家意见。但是专家又怎么样？就一定是“对”的吗？是非对错的标准又是什么？所谓“专家”，所谓“科学研究”，其标准还不是服务于政治的假想证据罢了。也不要为李光耀所说的“扭转华文的教学情况”所雀跃，这一切仍旧是国家建构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次政治考量和维护族群文化碰巧在表相层面有重叠的部分罢了。你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仍旧在我们的李资政的有生之年，国际局势的改变或者印度的崛起或者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他又会站到大家的前面，对我们说他“错了”，然后再度蛮横地介入语文教育，再度无视人民情感与族群文化，再度领导他的精英政府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做出专家级的决策。
我的两点就先说到这里。仓促完稿，语无伦次，斗胆和读者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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