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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1975年的这部影片依附于一个法西斯时代意大利的真实事件，取材于法国著名色情作家萨德的小说《所多姆的一百二十天》，邀请了学者罗兰·巴特参与编剧，参考了波伏瓦、布郎肖、克罗索夫斯基、索莱尔等一系列当代学人的萨德研究文章，在影片叙事上采用了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圈层结构。显然，这是一部有着知识分子野心的电影。
影片由“地狱之门”的标题开始。
1944年，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主教、法官、公爵和部长四人在一间密室里签约成立“萨罗国”，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刺激与释放他们性变态、性虐待想象力的邪恶王国。为了保证“命运的永恒相连”，他们互相嫁娶女儿，结成乱伦的亲属关系。
衣冠楚楚的士兵和暗探开始在各处搜捕年貌合适的少年男女，四人一个个地精心挑选。最后，九对男女和四个中年妓女被带到一座孤立的别墅。
萨罗国的生活安排如下：每天在宴会厅里听一个妓女在钢琴伴奏下就一个主题讲故事，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勾起四个人的联想，他们随时可以打断故事，与选中的男孩或女孩做想做的事。在这里，男女之间不许性交，严禁提及宗教，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随后的时间里，影片分为癖之圈、屎之圈和血之圈三个段落。每段都由一个妓女穿戴整齐、姿态优雅地讲述各种异恋变态故事。四个人则时刻设想着虐待与享乐的花招。在第一圈，晚餐时士兵鸡奸上菜的裸体女孩，并与部长肛交。妓女用一个人偶教“太不专业”的女孩们如何手交。饭后，部长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分辨一个男孩和女孩的真实性别？于是妓女和一个士兵分别抚摸一个男孩和女孩，“证实”性别之后，四人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第二圈，那个被“分辨”出来的男孩披着婚纱，与法官举行婚礼，众人在婚宴上吃屎。又有人想起一个问题：如何公平地找到一个最美的气股？在妓女的安排下，这些牺牲品伏在黑暗的房间里，接受他们的挑选，他们决定把公认最美的那个处死。
在第三圈，部长、法官和公爵三人男扮女装，在主教的主持下，分别与一个男孩结婚。洞房交欢之后，部长去男孩的房间里查夜，一男孩向他告密，引起连锁的相互告密。最后，他们枪杀了偷情的男孩和黑人女仆。随后，一些男孩女孩被选出，等待接受处罚。
第三个妓女的故事是关于两个以虐杀女人为乐的恶魔的。由此开始了最后的屠杀，从楼上的望远镜视野中，不停交换的三人组合在庭院里实施各种酷刑，火烧阴茎和乳头，割舌、挖眼、鸡奸、绞颈、剥皮、鞭打。
空荡荡的房间里，弹钢琴的女人跳楼自杀了，两个看守的士兵开始伴着收音机里的舞曲跳舞，谈论着自己的女友。
《萨罗，或所多姆的一百二十天》自出世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在许多国家禁演。在片中，帕索里尼以他惯有的冷静镜头和节奏缓缓地展示一副副残忍虐待的画面，细节备现，直奔人类生理忍受能力的极限。当银幕上出现大盆粪便和被迫吃屎的少男少女的特写镜头时，相信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可遏制的恶心反应。这样的影片，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确是异端，大约也只有帕索里尼这个身体力行的异端分子才能拍出来。在他恶毒的眼睛里，文明的成果及其依赖的规则被挑战、被质疑，裸露出野蛮的底色；在萨罗国，人类文明的宏伟建筑赤裸裸地面对着它血腥肮脏的基础。
影片中的四个中年男子主教、法官、部长和公爵分别代表着宗教神权、现代法权、理性政权和封建特权，他们或是阴魂不散、或是如日中天地掌握着现代社会的统治权，而与是否法西斯时期关系不大。显然，帕索里尼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极端的环境和一个为所欲为的古老故事，其锋芒所指，是西方文化自身阴暗的反面，是人性在人道的借口下掩盖的同类相残的兽欲。另外，他设置了施虐者拥有绝对控制权，受害者预先就“等于是死了”的环境，也是为了暴露受害者自保本能所引起的软弱、迎合的卑劣行为。在这个恶魔一般的悲观主义者眼中，人性彻底地无处可遁也无药可救。
当四个男子以相互交换父女乱伦的方式缔结他们的“永恒联合”时，影片也许是在暗示他们对人类文明规则的全面抛弃，因为乱伦禁忌是全部文明的基础。然而，我们随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恰恰是现代文明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极至体现。萨罗国是一个规章严谨、赏罚分明的社会，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仔细的分配，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教育娱乐机构，甚至有一套强者极乐放荡、弱者任人蹂躏的意识形态说教。它的统治者也很有规则意识，常常一边指挥行动，一边讨论着规则的完备和公平。在这里，身体被片段化器官化，独立的器官被彻底工具化，无论享用还是伤害，服务最高目的是它唯一的原则。
也正因为此，西方的文明成果不时在影片中介入，尴尬地与各种虐杀行为面对面。用于讲故事的大厅尽头的壁橱里，是一副巨大的圣母子图，而那个试图逃跑的女孩正是在圣母的注视下被割喉而死。在四人安排下一步活动的房间里，挂满的未来派、立体派和抽象派风格的画作，有几副甚至明显地让人想到身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毕加索和莱热。他们在交谈时，会引用、辩论到波德莱尔、尼采、圣保罗的罗马书和达达主义宣言。在他们最后屠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诗歌节目正在朗读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诗人庞德的《诗章》。在这份似乎凌乱的文明史单中，帕索里尼拒绝了对人物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考虑，而一概地质疑他们与独裁和残忍行径的血缘关系。固然偏激，却因其凌厉而激人猛醒，与影片带给观者的噩梦经验十分配合。
通过妓女口中的故事，影片中的萨罗国与外界发生了联系，这使我们发现，外边不过是一个更隐蔽的萨罗国罢了。在三个妓女的故事里，那些迷恋女童、嗜好吃屎喝尿和施虐淫的客人们，都是道貌岸然的教授、部长、贵族等人。他们利用金钱和地位同样可以随心所欲，固然不如萨罗国那么全面，却也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那么，在帕索里尼的世界里，我们是无处可逃了，因为我们都是人，因为我们还披着文明的羊皮。
影片在决绝的黑暗边缘也给了我们一丝喘息，它展现了违反规定的正常爱情，它让始终沉默、相对无辜的弹琴女子最终自杀，从而为文明留下赎罪的窄门。甚至部长与男孩“新婚之夜”的同性做爱，作为第一个明确的性交镜头，也显得正当而完美。帕索里尼也许想说，违规或变态的爱本身并不是罪责，问题出在虚伪的文明所塑造出来的扭曲人性。
在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里，“多态性倒错”是唯一值得依赖的可能性。这具超脱了规则和禁令的、全面色欲化的躯体，用它全部的面积、体积和厚度，用它流动和扩散中的情欲感应，自由地爱和被爱，寻求着瞬间中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这也许会是解放和极乐，使性摆脱工具的奴役，但前提必须是自由和自愿。一旦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倒错由控制者用强力施加到被控制者的身上，则会成为最狠毒的性虐待。从这个角度，《萨罗，或所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也是一曲反面乌托邦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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