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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
刘晓民（140）
一
1997年我居住的村里，户均用电量为每月八度左右，电费为六七元。但每个组每月总有几户不能交清，而且有的用户还不是欠当月的电费，而是欠着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电费。我得替他们垫钱。一个组累计的欠费，每月总得垫百把元，十个组每月总得垫上千元。也就是说我从开始干电工到结束，一直是垫着上千元的电费。那时上千元可是我七八个月的工资。
不过，你不要以为俺们的工资低，在那用电的高峰期（六七八月），户均用电量达到十度甚至十一度的时候，我的工资就有可能突破百五大关。单凭工资，那三个月非但年薪三四百的组长们望尘莫及，只怕连村秘书也自叹费如。
当时交一百元照明电费到电站，我能得三元。如果那个月全村的照明电费是千八，我全交清了，就能得到五十四元，加上基本工资七十元，那个月我就能领到一百二十四元了。村里打米、榨油的动力电费，收取后交到电站，交一百元能得二元。如果那个月动力电费为五百元，我全交清了，就能得到十元。把这些相加，我就能领到那个月所有的工资一百三十四元。而如果某个月的电费是二千，我只交了千二，欠电站八百，那我总共就只能领到一百零六元。而欠的电费仍得想着法儿交上，拖到下个月又会按比例扣钱[如果欠得多电站则不会让你拖到下个月，因为平均一个村电工欠八百，便是只按二十个单位（其中十八个村）计，乡电站就会欠县里一万六。如果平均一个乡镇的电站欠县里一万六，那个月县里就会欠市里五十一万二。
那几年一个农民的税收，一年将近二百元（指96-98年）。村里的农户，一家多的有七八口，少的为三四口，平均起来，每户约为五口。五口之家每年交近千元的税，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有点儿大的。所以一到收农业税、共同费的时候，乡村干部就全部动员，集中全力忙乎这头等的大事。收到后来，每年各村都有农民称谷赶猪凑税款。
全乡十八个村，本村的用电量在乡里算中等。乡里的经济状况在全县应为中等或中等偏上。汉寿县在常德的经济情况是中等偏上。而常德的经济状况，在全国是算得上中等的。也就是说，97年本（村）乡农民月均几度的用电量，不会低于全国农民的（村）乡平均用电量。五口之家一月用几度电，平均一个人一月用一度多电，可2002年官们竟说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二千多元（当时我是在报上看到的）！
直到2005年我的《成长》（上篇）完稿时，国家省市各级喉舌们仍然还在得意洋洋大言不惭地标榜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二千多元。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不断地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象他们的工资似的暴涨（我在网上看到：“关注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据新华社电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09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预测，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76.9元，将突破5000元大关”）。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二千多元，也就是说纯收入都是人均月入百七八了。除刘晓民外的中国农民真是了不起啊！他们每月的纯收入都要比我这个村电工的毛收入还高。而刘晓民也真是窝囊，还将那村电工宝贝似的一干几年。农村人口平均每户约为五口，也就是说每户农民都是年纯收入过万。97年的万元户是什么性质啊？那时刘晓民一年的工资才一千多啊！而那万元还是纯收入又是什么性质啊！刘晓民窝囊还可理解，可97年纯收入都过万的万元户一年只用96度电？只交七十几元的电费给刘晓民？中国的农民真是节约啊！先将那一万元藏起来，只使用那一万元的尾子，然后将那尾子的尾子交电费糊弄刘晓民。当然节约是好事儿，不宜过份议论，可年纯收入过万的万元户在交还不到年纯收入十分之一（那几年农民负担监督卡上的比例是不超过5%）的农业税共同费时都要惹得“乡村干部全部动员，集中全力忙乎”，中国的农民也真是太不好打交道了！
为了对付这帮刁民，中国政府大力推行束缚言论政策，直到现在还要对刘晓民进行网络封杀，坚定不移地要将刘晓民的嘴巴封上，以便将其它类似的错误也错上十几年。
一个村秘书、一个村电工、一个组长，在97年，他们每人每天是吃掉A100斤大米、B200斤大米，还是C300斤大米呢？统计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在97年是二千多元的那几千个拿工资的官们，你们到2010年11月2日刘晓民发表《反差》之时，是否已经能够从这道选择题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究竟是A一天吃掉100斤还是B一天吃掉200斤还是C一天吃掉300斤呢？
二
我在（明年发表的）《民工》中写了关于民工工资的几段：
阿民的十几个老乡，每人都经历了几个厂，问过的厂就更多；而阿民，虽经历的厂子少，问过的厂可还真不少；阿民从自己经历过的厂里的职工们口里所了解到的厂子，则是非常多；在各处张贴的招工启事上，阿民知道了不少的厂；在招聘会上，也了解过不少的厂；在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电脑显示屏上，也查询过不少的厂：综合起来，也就得出职工们的实际工资数。
第一类：轻松些的，如仓管、质检、清洁、门卫保安、文员、收银员、营业员等等，平均工资为900~1000元。
第二类：从事普通工种的，也就是民工的主体（即各类车间的生产工，还包括会计、包装等等在内），平均工资为1100~1200元（洗碗工、各类杂工平均实际工资为900元）。
第三类：技术工，辛苦点的，以损害身体的某器官为代价的，如电工、修理、冲压、搬运、电焊、喷漆、打砂打磨抛光、涂料等等，平均工资为1400~1600元。
第二类与第三类也有将近二千的与超过二千的，但数量太少。
这三个平均工资数是在不买社保（医保），不扣除食宿水电费，在加班计件的情况下的工资。
如果算计时的，第二类平均工资仍为1100~1200元，第三类平均工资为1300~1500元（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每月工作二十九天的情况下。也就是平均每小时4.5~5元）。
招聘会（参加招聘会要凭身份证入场之前的招聘会）上的工资数，低的一千到千三；中等（含技术工之类）的，千三到千八；招主管之类的，则比较高，招厂长之类的，则更高了。在招聘会上统计农民工的工资，只能按普工（车间生产工）们的工资数，因为普工占了农民工的百分之九十几，所以只能按工资低的一千到千五的工资数去统计。普工工资一千到千三的，工资其实就是一千左右；一千到千五的，工资其实就是千一左右；千二到千五的，工资其实就是千二左右。各场招聘会上普工的月平均工资都是千二左右。但就是这千二，也要努力地做才能有。如果请二天假，或一天少于九个小时，就没这么多了。而且，这千二，是指在有事做时，如果把淡季也算进去，实际上月平均工资就只有九百多元。在复查时，我才发觉，招聘会上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已代表了招工启事上、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电脑显示屏上、车间员工们的实际工资数。
计时的有的是三元（也有三元多的，即3.2、3.5、3.8元三种）一小时（主要是厂内，招工启事上没有见到三元一小时的），多数为四元一小时（一半在厂内，一半在招工启事上，报上刊四元一小时的非常少），极少数为四元五角一小时。五元一小时的几百家厂里才找到三家，且全都是要技术工，不能代表普通农民工。另有高于五元一小时的，如建筑工地、搬运（指重体力劳动，轻体力的搬运一般不会超过四元一小时）、技术工（并要求是熟手），但超过五元一小时的非常少。我算出的普通农民工计时的平均工资为三元八角一小时。便是按四元一小时计，一天工作十小时，一月也只有千二。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十二个月里每月都会有三十天事做，每天也不可能都会有十小时的班上，而是有时一天做十几小时，有时没事做，月平均实际工资为八九百元。
要补充的是，计时的与计件的区别并不是很大：没有一个老板愿意出四元一个小时请了你去磨磨蹭蹭地干活。而且，如果计时的与计件的差别很大，计时的就不可能会有市场，那么多的四元一小时就不会出现在那么多的招工启事上。
上个月30日至31日上午，我到杜远镇杜臂村工业区的一家五金厂核实有关民工收入的一些数据（厂长是本村老乡）时，得知官们近期会对下面的厂子作一番检查，这是好事。检查的内容有十项左右，官们亦可增加二项。1在检查时看看路边招工启事上计时的工资是不是全都是4元一小时（4.5元一小时的极少）？计时的找不找得到五元一小时的？2招工启事与招聘的报纸上，很多都是“工作时间八小时，月薪多少多少”，这中间的标点符号绝大多数都标错了，应该是句号。因为我找到的厂，工作时间八小时，绝大多数都是指基本工资（底薪）七八百。官们亦可核实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底薪有不少是六百七十元，多数是七百至八百多，高的也有九百与一千的，没见着千一的，最高的是一千二（也就是我核实民工收入数据的那一家）。报上与招工启事上的底薪则最低的都是九百。不过你别以为底薪七八百就一定会有七八百，不是这么回事。这一个月里你得不请假，你得天天做足基本时间，才有。而且如果碰上过春节或者国庆放三天假，而致那一个月上班的天数少，这一个月里你没有请假，你做足了基本时间，这底薪七八百同样没有，按你实际工作量算，高于七八百或等于七八百或低于七八百。
以上数据，是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三个地方的数据，也就是江门的数据。江门的民工工资在全国算不算得上中等呢？如果算得上中等，那么，在不买社保（医保），不扣除食宿水电费，有事做时上班且加班，没事做时休息或找厂换厂的情况下，月薪毛收入九百多元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实际月平均工资。——而且，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江门市绝对不是全国最贫穷的一个市。
打工的民工，修了房子的，大家都看到了；没修房子的，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呢？
诚然，民工月入千四五到二千的是不少，月入千二三的也多，但若加上淡季，把仓管、门卫、洗碗工……等低工资的工种也都算进去，农民工的月均毛收入实在是九百多元（多数农民工都是在厂里没事做时去寻找有事做的厂子，如果把跳槽换厂耽误的时间也算进去，工资会更低。但农民工跳槽换厂都是在淡季里进行，所以跳槽换厂耽误的时间未曾算进去）。
在网络上，见阔人们开口就说农民工的收入低，然后写上农民工年均收入只有二万元；而有些网友，一边口里喊着农民工的收入太低，一边也在网络上写着农民工的年收入才一万五到一万八。
——这与他们所认为的反差太大。
2010年11月2日
作者简介:本人诚实，2002年年底、2008年3月31日、2008年6月18日三次寄稿中央，有关这三次寄稿而提及的人名、单位、事件，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处虚假，则读者可当作这些全是假的。2002年年底是用寄信的方式，寄信与王蒙、阿成、光明日报报社社长、新华每日电讯日报报社社长、中国作协主席、社科文研究所长、湖南省作协主席、苏童、肖克凡、林希等人，由他们将信转寄中央，将农负、官腐、社会秩序差等情况反映给中央[中央后来治理了社会秩序(应是在湖南省的范围内）、免除了农业税、对农民实行补助，并实行了医疗保险等等]。2008年3月31日是寄《成长》与《当代》杂志社社长、主编潘凯雄、副主编洪清波等人（主管《当代》杂志社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此稿于4月上旬到中央手里。中央在4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反腐（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干部”浮出水面。“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经济犯罪、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的案件55959件，同比上升11.66%；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2009年统计出的这庞大的数字说明了反腐的成绩，同时也完全证明了我在《成长》第五部第3章、第5章中说的贪污腐败已经泛滥成灾。2008年刑事案件审结数为768130件）。本人为民为国，中央领导集众人之智确定再发布出来的政策、采取的措施、法学家们制定的法律，我寻出错误的与不妥当的，共一百二十余条。其中五十余条罗列在《成长》免费稿11，四十余条融入《成长》其它部分，其余的从《<成长>续》的附录（6月18日寄出去，约6月下旬到中央手里）以及其它短篇中指出来。本人倡导言论 自由，在网上发表《写给中央委员……的公开信》（原稿）。本人务实，97年国家省市公布人均纯收入为二千多，并被许多报刊刊发转载十年，我在《成长》第二部中，以农民的人均用电量（那几年我在村里当村电工），推翻这个几千个拿工资的统计出来的数字。本人关心社会，十几年来一直是耗费着自己的低微收入，做一个人大代表该做的事。本人开书店力图文学繁荣，支撑一个不赢利的书店近十年，书店倒闭后又在网上发表《成长》续（节选）、志仁的婚事（节选）、得失、丧事与迷信1、成长第四部、房价与经济危机、中国的论坛上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写给管理员版主网友们、《正义的声音12篇》上、显示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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