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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加拿大大卫·麦考恩（David McKeown）博士针对武汉新发冠状病毒
疫情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他在SARS疫情期间在多伦多地区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
这篇评论将重点放在疫情引发的“流行性恐惧”。教育是最好的“疫苗”，真相
是最好的“处方药”。流行性恐惧比流行性疾病更可怕，莫让恐惧主导你的内心
和行动。
文｜大卫·麦考恩（David McKeown）
有关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信息传播如此之
迅速，以至于很难对事件过程进行追踪。中国已经确认了超过500例病毒感染，
这种病毒被正式命名为2019-nCoV，会引起类似肺炎的症状；至少有17人死亡
（译者注：截止到26日晚9时，全国共有确诊病例2071例，疑似病例2692例，死
亡56例）。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以及周边多个城市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同时，
美国疾控中心上周二确认了美国的第一例病例，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也报
告了其境内的病例。在农历新年前后繁忙的旅游季节来临之前，加拿大的公共卫
生部门现在正处于戒备状态。
因此，是时候给出一个有用的警告了：传染病的流行既可以是生物学事件，
也可以是社会事件。
2003年袭击多伦多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流行是由一种新型冠状
病毒引起的，该冠状病毒最初在中国南部被发现，并最终传播到全球多个城市和
地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375人被感染，其中大多数是医疗保健系统的患者和
工作人员。虽然有44人死亡，但在整个社区中的传播范围有限。
尽管如此，伴随而来的是双重事件：对来自病毒起源地区的人们的非理性恐
惧。亚洲长相的人们报告说，他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回避并且在搭乘出租车时
遇到麻烦。作为SARS疫情最严重时皮尔地区的卫生医务人员，我甚至在密西沙加
一度热闹的中餐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以使焦虑的人们放心，在这样的地方就餐
是完全安全的 。
我们看到，在1980年代的HIV大流行初期，发生了同样的恐慌事件。那时，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通常谈论他们实际上是如何与两种流行病作斗争的：导致重症
和死亡的具有挑战性的新病毒流行和恐惧症的流行。前者是全球性的健康危机，
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第二种恐惧流行病自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对最
受（艾滋病）影响的社区的歧视，并阻碍了控制疾病传播措施的实施。
在恐慌时期，清醒的现实可能成为稀缺资源。但事实是这样的：通过改善卫
生条件和生活水平、使用抗生素和疫苗，富裕国家的主要死因已经从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以前的致命传染病。如今，一个健康的人死于传染病已经很不常见，即使
是在疫情暴发期间被他人感染。现在常见的致死性疾病——心脏病、肺病、糖尿
病或癌症——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不是我们在地铁上遇到患
病的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流行病具有引发和实际风险不成比例的恐惧和
焦虑的能力？
研究大众如何看待健康风险的研究人员发现，其中某些风险一直被高估，尤
其是那些人们了解不足的风险以及人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这些通常是由
新的或不熟悉的微生物引起的流行病的特征。
此外，大多数传染病有着基本特征，那就是可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
这为人们的担心提供了场景：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自己的健康和他人相关。大街
上、公交车上或饭店里的人被视为威胁，尤其是当该人是一个可识别的群体的成
员，这个群体被认为可能被感染，而无论事实上是否如此。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恐
惧会扩大社区内部的分歧，扩大流行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造成持久的裂痕，同
时还会使解决该问题所需的流行病控制措施复杂化并分散注意力。
与“恐惧流行病”作斗争的第一步是直接预测到并予以解决。最好的“处方
药”是来自可靠来源的坦率而准确的信息。社区领导者还可以通过与被歧视和恐
惧笼罩的社区建立适当的社会关系来提供帮助。
早期抗击艾滋病的人常说：“教育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疫苗。”在抗击现代
流行病中，这仍然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当前必须坚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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