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五波疫情海啸般暴发，公立医疗系统濒临崩溃。香港私立医院却在这个当口，被爆出将冠病确诊者、检测呈阴性的发烧儿童拒之门外，甚至乘火打劫开出“天价”住院费。在北京全力援港、港府吁各界齐心抗疫之际，香港本土医疗机构却紧闭大门，无疑引发各方的反感。

“有发烧就去公营机构求医”

3月2日至4日一连三天，香港单日确诊病例均超过5万起。但据《文汇报》4日报道，该报联系的香港八家私立医院都一律拒绝收治检测呈阳者，就连普通的发烧患者也被拒于门外。其中一家私立医院的职员称，现在发烧的人员大多感染了冠病，因此一律不收，即使检测呈现阴性也不行，“有发烧就去公营机构求医”。

还有两家私立医院表示，如果求诊者居住的大厦有确诊个案，或者求诊者与确诊者有接触史，都不能在该医院求医。也有公立医院医生透露，有私立医院开出负压病房每日8万至10万港元（1万3893至1万7366新元）的“天价”住院费吓退确诊患者，逼迫他们向公立医院叩门。还有60名洗肾病人在冠病康复后，被私立医院拒收，转由公立医院收治。

旗下有13家私立医院会员的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兆炜2月至3月多次面对媒体询问时均表示，私立医院接受冠病患者有实际困难，仅能协助公立医院分流康复后的病人。他给出的理由包括：私立医院的通风系统不够好、负气压设施不足、人手短缺、退烧等药物储备不足、隔离设施不足等等。

但何兆炜的说法明显没有说服专家和民众。港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指出，香港公私营医院不论是病房换气频率、医护个人防护和疫苗接种进度上，都在相同水平，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被传染的风险并不高，因此应该尽快收治更多的病人。他不客气地直言私立医院“道德错误”“对不起市民”。

在私立医院置身事外的同时，处于抗疫一线的香港公立医院战况惨烈。早在2月9日，香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就说，全港急症室严重超出负荷，由于确诊人数增长速度惊人，患者或要等待数天才能被安排住院。随后几日，大批患者由于病床不足，被迫在严寒天气下露宿医院门外等候入院，其中不乏年长人士。

进入3月，香港疫情愈演愈烈，由于染疫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公立医院的太平间不胜负荷。李立业在3日就介绍，由于“遗体爆满”，不得不在各个医院外放置临时性的冷冻货柜，收纳500具遗体。即使这样也无法应付大量的逝者，甚至一度出现尸体露天放置的情况。

一个香港、两个世界

为什么会出现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家医院插手不管的情况呢？这和香港的医疗制度有关系。

香港的大型医疗机构由43家公营医院和13家私人医院组成。由于没有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所有公共卫生服务都由政府大量补贴。公立医院的治疗通常只收取象征式费用，只有部分手术器材和药物需要患者自费。

香港医院管理局官网数据显示，对于持有香港特区身份证的民众，公立医院每日的住院费只有100港元，急症病床120港元，普通科门诊50港元，专科门诊80港元，每种药物15港元。在高消费的香港，公立医院的服务可以说是“白菜价”了。

对比公立医院，私人医院的收费就贵得多了。香港医疗保险公司保泰人寿（Bowtie）在2021年11月整合的数据显示，香港大部分私家医院的病房大致分为三级：普通病房的价格（每日计）在500至1800港元之间，可以容纳2至12人；半私家房病房在850至3500港元之间，可容纳1至2人；私家病房的价格在1600至8000港元之间。

私人医院的费用高昂，只有高收入群体消费得起，大部分香港市民只能到公立医院看病。在公立医院人满为患，连遗体都没有地方放的时候，私家医院却可以空出2000张床位，留给没有确诊冠病的少数VIP病人。香港平民和有钱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香港的医疗制度改革停滞不前

虽然民众在公立医院的消费低，但是巨额的医疗支出对港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其可持续性成为问题。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官网数据显示，在1989/90至2019/20财政年度期间，香港医疗卫生总开支的GPD占比，从3.6%上升至6.8%。香港医疗卫生总开支的增长以实质计算累计增加了413%，在这段期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累计增加了578%。

香港政府在公共卫生上花的钱越来越多，却跟不上市民对公营医疗服务的需求。公营医疗系统医生短缺严重，2020年医院管理局和卫生署共短缺710名专科医生和准专科医生，医院的硬件设施也跟不上。

香港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港府早在1993年发表《促进健康咨询文件》时就指出，所有公共卫生服务都由政府大量补贴，如果不采取行动，相信本地医疗服务素质将会恶化，故提出设立强制供款式医疗保险计划的建议。

港府更在1999年委托以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萧庆伦为首的专家小组撰写医疗改革报告，萧庆伦也坚持认为，设立强制供款式医疗保险极为重要。但是，建议最后并没有被采纳。港府给出的理由是：“市民对联合保健计划反应欠佳。”

萧庆伦在2019年接受《明报》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推行医改时，也曾受到企业主和财政部的反对，但是领导人坚持其必要性，故终能成事。但是香港政府这30年却什么都没做。

不幸的是，冠病疫情就在此时突袭而来。

在这之前，公立医疗主要为香港一般民众服务，私立医疗主要面向高收入群体，各做各的，公私服务之间缺乏协调和凝聚力，私立医院目前表现出的“局外人”态度也就不叫人惊讶。

而那一边厢，香港公立医疗系统其实已渐显窘态：因为医生不足，病人经常需要排队几周到几个月。据香港医管局2019年统计，市民在公立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少则排七个月，多则排23个月；做换膝盖手术，最长需要排42个月。等到海啸式疫情杀到，公立医疗系统骤然间更加难以支撑。

引进外来医护人员？增加大学医学院学额？多年来，这些方案不是没有讨论过，但往往被香港医界以这个那个理由抵制或否决。香港建制派媒体与中国大陆媒体近日在评论香港私立医院极力置身疫情外的表现时，纷纷不客气地指责“既得利益集团”“医疗资本垄断”等现象。

何兆炜以强硬态度回复中央

香港私立医院的作为，除了受到香港舆论批评，也引发了中央政府的不满。港媒广泛报道，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两会期间与香港代表、委员会面时主动挑起这个话题，指湖北武汉暴发疫情时，公私营医疗机构均有参与，他听闻香港有私家医院不接收冠病患者，这有违白衣天使的使命。

但即使韩正表态后，香港私院联会主席何兆炜的回复依旧强硬。何兆炜说，私立医院和港府一直有共识，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如何配合政府的问题上、在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如果有好的提议，私立医院会虚心聆听。不过，私院接收病人的难度大，如果医院没有做足保护措施，致病人感染冠病，病人可能会控告医院，保险未必理赔。

对于中央领导人的鞭策，他表示会思考是否过去的解释不够详细，而导致中央政府有误解。

何兆炜自己就管理着一家私人医院，他是圣保禄医院医务行政总监。

香港在回归后50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讲的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香港政府需要援助是真，但是私立医院毕竟属于私人产业，港府管不到他们头上，强推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问题。这或许是何兆炜强硬的底气，但现在中央领导人开了口，有时评人就说这是以中国特色的劝喻或劝诫，下令私立医院投入抗疫。

消息人士今天透露，香港政府与私家医院联会昨晚开会，特首林郑月娥提议私立医院门诊为轻症的确诊病人提供诊治。会上绝大部分医院都同意，但他们也说，私家医院人手和床位都有限，要考虑如何分隔确诊病人和其他病人。香港01的报道称，林郑月娥并没有正式要求私家医院接收确诊病人，如果私院愿意，政府会协助他们处理通风等技术问题。

恰逢前所未有的凶猛疫情，又碰上越来越强势的中央政府，香港承袭已久的医疗体制、资本和行业运作，都将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无疑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