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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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