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佶---

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大厦越来越多的构件被逐

渐更换成资本主义牌的，一种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资

本社会主义”正在昔日的红色大陆上形成，伴随它到来的是经济上的日益繁荣

和政治上的缓慢松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有新的问题出现在中国

人面前，例如贫富“两极分化”、如何改造国有企业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存

在着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甚至连邓小平的“不争论”也成了争论的对象。人

们开始呼唤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但是，二十多年来历经多次思想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还需要“解

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上解放思想，看来是

不够的，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激烈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水火不相容的双方使用的往

往是同一件武器——马克思。这也许是“多年解放思想，思想仍然不够解放”

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人解放思想的关键，是应该跳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

国人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势：马克思的理论

学说是一门完全正确的、顶多个别论述过时了的“科学理论”。

　　这一思维定势，笔者称之为“马克思崇拜”。

　　　

　　马立诚、凌志军合著的《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在结束

语中总结到（第424页）：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作者还对第四次思想解放可能出现的时候，进行了“猜测”（第425页），

但是没有对第四次思想解放将冲破什么崇拜进行预测。我认为，中国的第四次

思想解放应该是“冲破马克思崇拜”。

　　冲破马克思崇拜的努力，实际上早已经悄悄地开始了。邓小平的“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

“马克思崇拜”的一次公开冲击。前面三次思想解放中的第二、第三次思想解

放——冲破计划经济崇拜、冲破所有制崇拜，实际上也是第四次思想解放——

冲破马克思崇拜——的前哨战。近年来，中共中央大力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

的伟大旗帜”，也是这一努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取得一些成果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得

而复失。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大陆占据正统意识形态的宝座、占据大学和中学

的讲台长达半个世纪，其影响极其深远。当我在因特网上发表有关《资本论》

中的错误的论文以后，受到了激烈而狂热的、几乎没有理性的漫骂和攻击。考

虑到目前因特网的中国使用者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因此，这一

现象使我深感意外。这一现象充分说明，马克思崇拜不仅存在于一些老年人的

头脑里，而且已经传染到了年轻人身上。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使用的语言与“无

产阶级文化达革命”中的红卫兵如出一辙，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完全

存在爆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

　　这也警告我们，含蓄的、婉转的“猫论”、“不争论”、“三个有利

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逐渐取代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直面马克思，研究并

且明确指出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的错误，找出其错误原因，而不是含糊其辞，绕

道通过。

　　中国人必须冲破马克思崇拜，我想到的原因有三个：

　　1，贴着“马克思”标签的大棒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人民思想继续解放的主要

工具；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斗争”情结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又是

“左”的根源；

　　3，“马克思崇拜”颠倒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位置。

　　　

　　一，贴着“马克思”标签的大棒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人民思想继续解放的主

要工具

　　为什么几个（顶多十几个）“理论家”，无权，无枪，无钱，仅仅凭手中

的一枝笔，就能让全中国十几亿人民、几千万中共党员、几百万在改革第一线

的干部，包括手握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最高层领导，明知方向正确，却犹豫再

三，非要绞尽脑汁，在马克思的故纸堆中找到相应的只字片语，才敢迈出下一

步？

　　我们可以在《交锋》中读到这样的语句（第421页）：

　　他（晓亮）由此提出了所有制理论上需要重新认识的10个

问题：

　　1，破除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恢复马克思

的社会所有制概念。

　　……

　　为什么要“恢复马克思的概念”？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什么？如果马克思没

有说过“社会所有制”，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等着国有企业全部倒闭，国有资

产全部“消失”，工人上街，军队做鸟兽散？

　　更何况，即使马克思说了、写了，也不一定有用。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

同样的“马克思概念”，在理论家的嘴里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解释！

　　我要问：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扔掉“马克思”这只奶瓶？！

　　邓小平可以凭他在党和军队中的高度威望，置马克思于不顾；江泽民可以

挟邓小平余威“防止‘左’”，但是以后各届比较年轻、根基较浅的党的领袖

还有什么可以镇住“左”妖的法宝吗？

　　这些理论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法力，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条贴着“马克思

主义”标签的大棒。有了这条大棒，他们想打谁就可以打谁，包括邓小平。

　　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的“思想独裁者”。在中国这么一个有着

“名不正则言不顺”传统的国家，虽然权有时可能大于法，钱有时可能大于

权，但是“理论”可以大于权加法加钱（一份非正式流传、没有署名的“万言

书”就能使百万富翁抛下日进斗金的生意仓皇出国！）。

　　所以，我们要破除“马克思崇拜”，要理直气壮地提出：“马克思的学说

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特别是接受中国当前实践的检验。对的参考吸收，错的

坚决指出，决不盲从。”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斗争”情结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又是

“左”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资本家阶级的财

富来自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资本家阶级的剥削造成

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科学论著的形式证明了这一观点，形成了“剩余价

值理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投入了几乎毕生的精力，接触了大量的

资料，以至出现了他在图书馆的石质地面上磨出了两个脚印这一传奇故事，加

上《资本论》等著作的巨大厚度和重量，使人们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马克思的学说是无可质疑的科学理论。这构成了马克思崇拜的重要来源和组成

部分。

　　然而，仔细推敲剩余价值理论的推导和建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严重

的逻辑错误。

　　马克思说：“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

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

得多。”（《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63页）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一个工人单独劳动时，每劳动12个小时可以制造一件

产品。12个工人共同劳动12个小时，生产的产品要多于12件。我们假设多一

倍，是24件。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

品时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同上，第52页）。

　　因此，不论是单独劳动，还是共同劳动，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完全一样

的，它们在市场上就具有相同的价值。

　　12个工人单独劳动一天，只能生产出12件产品，而他们共同劳动时，同样

劳动一天，却可以生产24件产品。由于每件产品的价值是相同的，所以共同劳

动创造的价值是单独劳动时的一倍。

　　如果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半分配给工人，对于工人来说，经济收

入和单独劳动时没有两样，而资本家也能获得利润。

　　如果资本家为了吸引工人参加共同劳动，把产品价值的三分之二分配给工

人，那么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可以高于单独劳动时的水平，另一方面资本家仍然

有利可图。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不剥削工人也可以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不是资

本利润的唯一来源，而且工人阶级参加资本家组织的共同劳动，收入完全可能

高于自己单独劳动的收入。总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成立。

　　马克思的问题出在：他一方面承认共同劳动可以增加产量，也承认同样的

产品具有相同的价值，与实际生产时间无关，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和单独劳

动相比，共同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没有增加！

　　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

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

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同上，第358页）显然这是和他前两个观点

相互矛盾的。

　　（详细论述请见黄佶“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逻辑错误”等论文）

　　当然，雇主完全可能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或者延长劳动时间，进行剥

削，获取额外的利润；或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让工人在极其恶劣

的条件下工作。

　　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必消灭私有制；即使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

制，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公有制在理论上全民所有，但是实际上是控制在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手

里。当人民不能有效约束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时，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

制”，仍然不能避免剥削现象（表现为浪费、挥霍和贪污国有财产）。这已经

为实践所证明。

　　“官有制”中的剥削者除了讨好贿赂上级、保住官位之外不需付出任何代

价，更不会主动积极地考虑市场需求、培养和发现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开发

和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因此还不如资本家。

　　要消灭劳动者可能受到的来自雇主的剥削，首先要正确认识这种剥削所产

生的根源。

　　我认为，这种剥削的根源在于：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相互交换劳动和货币的

过程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劳动者不出卖劳动，就没有收入，无法生

存，劳动能力也被浪费掉了；资本家不投资建厂，不购买劳动，至少眼前不会

饿肚子，而且钱还在银行里，没有损失。因此，在谈判劳动和货币的交换价格

时，雇主在大多数时间处于有利的位置。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尤其如

此。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平等，雇主往往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或者逼迫工人在

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以减少产品成本，获取更多利润。

　　因此，解决劳动者受剥削的关键是改变这种不平等，改善自己在谈判中的

地位。例如，

　　1，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成为复杂劳动者，改变简单劳动容易供大

于求的局面。例如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演员，运动员等，在谈判劳

动的出售价格时地位要有利得多。

　　2，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第一种方法比较困难，因此可以采取非

市场手段，例如和雇主集体谈判工资、政府出面制定最低工资等。

　　总之，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消灭私有制以外的手段，采

用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解决。

　　我们还应该看到，私有经济的销售和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劳动者，他们积

极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售价，也是符合广大劳动者

根本利益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

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现在的中国，到处都有下岗工人创业成功、成为老板的

事例；同时也有很多老板经营失利，重新去为别人打工。

　　我们知道，资本家并不是把机器买来、把工人雇来，就可以坐享其成，获

取大把利润的。在投资前后，他都必须承担投资风险，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

整产品，以确保工人的劳动价值和自己的利润得以实现

　　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

争的关系，而是相互交换（交换劳动和货币）、相互分工（资本家承担风险、

组织生产，工人从事生产）和相互转换的关系。

　　经过非暴力的政治斗争，加上政府作为第三方的协调，工人阶级和资本家

阶级之间可以逐渐建立起基本上平等的关系。这是可以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

历史和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如果生产资料所有者（包括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不愿妥协让步（他们

往往得到掌握军队的本国政府和财大气粗的外国势力的支持），劳动群众的合

法斗争受到镇压，那么，受压迫阶级必然会放弃政治斗争，转而进行武装斗

争。显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因此，革命违背马克思的预期，发生在旧俄国和旧中国等贫穷落后的国

家，而不是发生在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资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是很自然的。

　　就试图改变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大众的不平等地位而言，俄国和中国的无

产阶级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绝非错误。

　　但是，由于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了资本家的财富 100％来自剥削，因

此，革命者们相信，仅仅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交换关

系，还远远不够，阶级斗争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工人阶级只有消灭资产阶级，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于是，在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

论的指导下，革命的列车越过了停车线，驶向了极端，并且从消灭资产阶级，

发展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消灭非无产阶级思想，最后发展到消灭异己思想，

打击、虐待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异己分子和独立思考者。其结果不仅是万马齐

喑，思想僵化，奸臣当道，而且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国力衰落，革命走上了

和革命发起者的理想背道而驰、和当年支持了革命的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的道

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历史中，“人祸”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

计，其中主要是温顺忠厚、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思想活跃、“价廉物美”，

掌握着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使中华民族元气大伤。

　　尽管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差错导致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偏差，但是，当年的

马克思在观察到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以后，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被压迫

阶级说话，进而为他们指出一条他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可以使他们摆脱剥

削、获得解放的道路，是一个知识分子负责任的表现，是出于崇高的动机，也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后来者敬佩和学习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动

机的高尚并不能保证理论的完全正确。我相信，如果马克思生前发现自己的推

导过程存在错误，一定会认真修改，甚至另起炉灶。

　　马克思没有发现自己理论中的错误，是他的错误；但是，后人坚持这些错

误，不是马克思的错误，而是坚持者的错误。

　　我们应该坚持的不是马克思的只字片言，而是马克思的独立思考精神、为

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献身的精神。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应该冲破“马克思崇拜”，把马克思放在平等的位

置上，认真客观仔细地分析研究马克思，丝毫不讳言马克思的错误。我们只有

破除“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科学理论”这一盲目信仰，改变“剩余价值是资本

利润的唯一来源”这一错误观念，才有可能真正地消除“阶级斗争”情结，进

而根除“左”妖。

　　　

　　三，“马克思崇拜” 颠倒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位置

　　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奴役，我们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中国人走向独立和富强道路上的一件思想武器，马克思

仅仅是中国人请来的德国籍教练。球最终要靠我们自己踢，输球是我们的耻

辱，而不是教练的。

　　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我们应该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取舍政治和经济理论，而不是把

自己的思想束缚在某一种思想体系里，不论它的出发点是多么的伟大和崇高，

不论它过去有多么的辉煌。

　　但是，“马克思崇拜”把这一切颠倒过来了。我们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实现

马克思的理论推测；我们即使已经非常落后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的教条。一

旦对马克思的教导有所违背，就心中没底，惶惶不可终日，好象犯了什么弥天

大罪。可是革命老区的群众长期贫穷，大量少年儿童长期失学，农民流浪讨

饭，工厂毫无竞争力，却完全无所谓。

　　在诞生了孔子和老子这些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的土地上，“宁要社会主

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荒唐的、明显错误的东西居然能够堂而皇之

地长期占据思想理论的正统宝座，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的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一个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国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立国家；计划经济思想指导我们高度集中

国力，使中国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工业。

（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同意，中国今天能够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1949

年以来计划经济打下的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过去的成功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中国人“有用”，而不能成

为我们永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前进的理由。

　　我相信，马克思这位德国籍大胡子教练一旦知道我们如此无条件地、如此

低能地、盲目地崇拜他和他的学说、他的只字片言，一定会受宠若惊、坐卧不

安的。

　　实际上，我们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始终要考虑最广大的劳

动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

　　如何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历史长河中他所站的那个位置上，提出了他的

设想。但是，当历史的长河流到我们脚下时，这些具体的设想可能已经失去了

实施的基础，或者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方式，而按照马克思的那些设想反而无

法实现他的理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我们走进球场，发现对手采用了和教练预期完全不同的阵形，我们怎么

办？遵守教练的教导重要，还是获胜重要？

　　如果我们因为死守教练的教条而输球，回到休息室后教练会怎么说？

　　我相信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不会缺少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

　　我的一位师弟是中共党员，他曾经充满自信地对我说，中国的绝大部分人

才在中国共产党里。我（“群众”）想了一下，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

　　因此，五千万中共党员也会有足够的智力回答上面的问题。

　　说到中国共产党，很多人都会问：冲破“马克思崇拜”后，中国共产党还

有存在的基础吗？

　　我的回答是：

　　1，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就不应该盲目崇拜任何东西；

　　2，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而成立的，它是因为相信马克思

主义可以为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旗帜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目的，恰恰是我们要冲破的

“马克思崇拜”的组成部分；

　　3，只要中国共产党愿意而且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给中国人民带来幸

福，它就有存在的基础。

　　我觉得《交锋》中引述的几段话很重要，如第328页：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

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

者。”

　　又如第407页：

　　“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这些话说明，在中国，人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冲

破“马克思崇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又及：

　　冲破“马克思崇拜”、彻底消灭“左妖”存在的基础，目的是为了彻底消

除一篇文章可以令全体中国人手足无措、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的“思想独

裁”现象。

　　但是，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需要来自“左”和“右”的声音，

不断地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们头脑过热时，左的声音可以使我们冷静

下来思考一下；当我们过分谨小慎微时，右的声音可以提醒我们抬起头来看看

和别人的差距。

　　兼听则明。这句话没有错。

　　我们渴望建立的民主制度，也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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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2日完稿于上海
并发表于国际互联网

1999年10月27日增补
投20世纪最后一期《百年》杂志

《解放思想史录》是新华社音像中心为迎接十六大拍摄的长达720分钟的VCD的解说词，由“国内思想理论界的权威人士、专家学者担任策划和撰稿”，以历史专家，特别是党史专家为主。书前加了石仲泉专为此书写的序，这序言之有物，提纲挈领，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全书分世界篇和中国篇，世界篇，介绍了哥白尼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独立宣言、明治维新和共产党宣言六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篇，介绍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延安整风、真理标准大讨论、南方谈话和“三个代表”，也是六次思想解放运动。
　　我觉得，与其花720分钟看VCD，不如用几个小时读书。读书中，石仲泉的序不可不读，世界篇不可不读，世界篇中，启蒙运动、独立宣言和明治维新三篇更有新意，尤其值得一读。
　　石仲泉在序言中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概括比较精彩，他是从破除迷信这个角度概括的。他称，五四运动破除了对封建理论的迷信，延安整风破除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真理标准讨论破除了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南巡讲话破除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等观念的迷信，对三个代表，它没用这种表述方法概括，但意思是说，破除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迷信。
　　不过，这书有另一种重要意义，石仲泉在序言中没有提到，即：如何认识思想的作用。在书的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力度;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力度，决定着社会发展前进的步伐。”思想属于意识范畴，这段话岂不等于说，意识形态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发展前进了吗？马克思主义不是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不局限于传统理论或是对正统理论的传统解释，突出强调思想的重要，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而这种思想解放恰是出版此书的重要动力，试想，如果对思想的力量不重视，又怎么会热情讴歌思想解放？
　　在很大一段时间里，我们除了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以外，对其它思想成果是不重视的，封（包括传统文化）资（涵盖西方文明）修（所有其它社会主义实现模式的尝试）的黑货自不必说，就是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会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遭到嘲笑，工人炼了钢，农民种了粮，这种看得见的体力劳动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知识分子被视作被人养活的。这一说法的内在逻辑是，只要物质发展了，先进思想自然就会出现了，在我看来，这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它被用来消除不同声音，推行愚民政策，实现思想上的专制。
　　改革开放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改头换面，粉墨登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被有的人理解为可以回避对政治领域问题的探讨，可以无视民众中信仰的缺失，可以不顾人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过度追求，对独立思考的刻意回避。在这个时候强调解放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把解放思想拉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由此介绍了全球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
　　世界篇中，是从基于科学的革命开始的，在对科学革命的评价上，人们少有分歧，但却能让人体会到人类思想解放历程的漫长和艰辛。
　　与科学革命相比，文艺复兴所体现的人本主义就不太容易被接受了。人不是工具，人是有价值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人在家中是孝顺父母、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工具，在社会中是皇帝的子、上司的奴才这种价值观是截然对立的。上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表明，我们对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成果消化得远远不够。
　　在全球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解放中的作用，西方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著力批判的对象，国内的官方研究对此或是否定、或是回避，正面肯定的不多。本书却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法国的《人权宣言》，肯定了它自由、平等的原则和长远的影响，其中何顺果对自由、平等、博爱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彭刚关于英国的启蒙运动（与法国的相比）更有建设性的评论值得玩味；在介绍了卢梭的激进革命思想后，高毅指出，当时中国接受的主要是法国的启蒙思想，结果和平的改良方式被否定，结果就发生了辛亥革命，点明了国外思想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对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彭刚评价道，不是客观条件迫使法国人民起而革命，而是启蒙运动普及的人权、自由的观念，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高毅接下来的点评在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它的过激。
　　书中更是用较多的篇幅正面肯定了以《独立宣言》以来的美国的思想解放。王立新在点评中，不仅肯定了《独立宣言》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一部美国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是美国社会不断地接近《独立宣言》所宣布的理想的历史。做这种评价要有一定的勇气的。这部分里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介绍也是一个亮点。这大概是第一次主流媒体用声像手段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作正面介绍，并进而肯定了美国文明具有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需要而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实行改革的区别于其它西方其它国家的特点。在这部分中，何顺果主要用利益角度解释当地人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的，我以为还有另一种原因，就是北美大陆新移民的心态，他们既得益于以前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有相当多的人是以异教徒、囚犯的身分到这里的，因此有反叛的心理。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西方列强也曾染指日本，书中特意专门探讨日本的明治维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刘晓峰的评论特别精彩，他讲到了精英合作、官员出国考察以及重视教育在明治维新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明治精神首先概括为一种放弃自己个人的利益，放弃一个小团体的利益来追求国家、集体、整个民族的利益。把一个人的一生与一项大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将生死置之度外；明治精神也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开放的精神和实践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日本的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对全球思想解放史的叙述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性主义，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所代表的反理性主义只字不提，相对理性主义而言，这也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个永远不会终结的过程，前一轮的思想解放的成果可能成为后一轮思想解放的禁锢。值得警惕。
　　中国篇的冲击力不大，我以为主要是因为回避了观点的交锋，没提及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间的争论，没对思想解放中提出的过激口号等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观点的交锋有《交锋》一书做了生动叙述，在本书中也都做了淡化处理。不说清另一种主张及其影响，就没法说透思想解放的意义。书中也淡化了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延安整风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贡献，其中也有康生等人借机打击不同声音的与思想解放背道而驰的做法，这部分中，朱佳木和于光远对中央工作会议的回忆很生动，虽没有新观点，但却把当时的气氛传给了听众、读者。

200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