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江苏无锡人钱穆（《论中国历史精神》第104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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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犷刚烈的齐人z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三月，68岁的刑部尚书王士祯请假回籍，办理迁坟一事。康熙皇帝御览了他的奏折，对在场的大学士们说：“山东人偏执，逞强好胜，只有王士祯不这样。他的诗写得很好，闲时除了看书，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可以给他五个月假。”在这位当朝皇帝眼里，千余万山东人都是好勇斗狠之辈，只有王士祯一人例外！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城，祖上迁居新城（今山东桓台），遂为新城人。王士祯在文坛上极负盛名，粗犷剽悍尽让与文采风流。虽然皇帝“金口玉言”，但康熙此言夸张无疑。不过，从这里亦可看出：山东人粗犷剽悍的确名声在外。从历史上来看，刚烈的山东人大都居住在齐地。

齐文化研究者有此一说：“齐国崇武尚勇，堪称诸侯国之最。”（李新泰主编《齐文化大观》第446页）这“之最说”或许有点夸大，但齐人在粗犷剽悍、尚武好勇上可以跻身前茅，那是不成问题的。齐国的君主大都尚勇，且如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比武取乐。如他们乘车上路，喜欢以车毂相互撞击来逗乐。车在飞驰，“砰”地一声车毂相碰，落败的一方有人仰车翻之危，没有点勇气胆量是不敢玩这种把戏的。尚勇的齐人特别注重武艺。有文字记载说：“齐人隆技击。”（《荀子·议兵》）隆，尊崇的意思；技击，指格斗的技巧。当此之时，人们推重的还是力气，“力能扛鼎”让人叹为观止，而齐人却已走出了尚力的窠臼，步入以技巧取胜的新领域，实为中华武术之滥觞。在“技击”上，齐人讲求的是个人的技能，单兵格斗的本领。“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是司马迁对齐人的观感。也就是说，齐人不喜欢打群架、以众凌寡，惯于逞个人之英武。于是，剑也成为齐人的宠物，人人身上都佩上一柄。就连那位穷困潦倒的冯 # ，去投奔孟尝君田文，身上也悬着一把利剑，只是剑把没什么包装，用草缠着。武艺在身，他们胆气更壮，性子更烈，可杀不可辱。他们决不会、也不肯在拳头面前屈从。当他们要为某事而与人抗争时，便置生死于度外。在这方面，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震世骇俗的事迹。

且让我们摭瞰其中的几幕。

有个故事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

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也发生在齐国。齐景公身边有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长。一次，齐相晏婴从三勇士身边走过，三勇士大大咧咧坐着未动。晏婴很恼火，他认为三勇士不懂礼义，乃“危国之器”，建议齐景公把他们干掉。景公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因为三勇士勇武绝伦，弄不好要出乱子。晏婴出了一个点子，让景公赐给三勇士两个桃子，叫三勇士自己去比功劳，功大者便可吃桃子。
景公当即照办了。

面对两个桃子，三勇士傻了眼，是礼让呢？还是争夺？公孙接寻思：若论功得不到桃子，就显得自己没有勇力，那还如何下台？想到此，他开口了，说他接连与两头猛兽搏斗，都获胜，这样的功劳该吃桃。说罢便拿了一个桃子在手。

田开疆接着说：“鄙人随主君出征，一人杀退敌人三军，这样的功劳也该吃桃。”说完伸手抢去剩下的一个桃子。“慢着！”古冶长站了起来，“在下有一次随主君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了驾车子的一匹马的马腿，马一惊就把车拖向深水激流，我潜水逆流行了百步，又顺水追了九里，才把大鳖宰了。然后，我左手牵着马，右手提了鳖头，护着主君渡过了河。我的功劳最大，你们把桃子放下！”他越说越激动，拨出剑来准备格斗。此时，公孙接、田开疆悔恨地说：“我俩论勇力没你强，论功劳没你大。我们取桃不让是贪，再不去死更是无勇。”两人放回桃子，双双拨剑自刎。古冶长后悔了：“你们俩死了，我独活着不仁；贬低别人，夸耀自己是不义；痛恨自己的行为而不去死是无勇。”说完，举剑向脖子抹去。那位号称“千古侠骨”的荆轲，也是齐人。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统兵灭赵，兵临燕疆。燕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嬴政以图存。他找燕国勇士田光谋划，田光老了，自度难当此重任，就推荐了荆轲，然后自刎以灭口。荆轲，祖籍齐国，后来西去卫国谋生。荆轲善击剑，广交游。卫亡，逃奔邯郸。赵亡，他又北奔燕。在蓟城，他结识了田光和一个善击筑的屠狗夫——高渐离。荆轲告诉太子丹，要接近秦王，刺杀他，需两件礼物：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之地。

樊于期原是秦王手下一介武将，触怒秦王，出逃燕来避难。太子丹不忍心取他的首级。荆轲见状，便私下去会樊于期，说了自己的打算。樊于期说：报仇雪恨，是我梦寐以求的，今天才得到足下的指教。言毕，拨剑自刎。

荆轲出发这天，太子丹和门客穿戴白衣白帽来送行，一直送到燕国南疆的易水之畔。太子丹在这里为荆轲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高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唱完，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荆轲失手，没能刺杀秦王，被乱刀剁成肉泥。

还有田横和他的500壮士。田横是田齐王室的后裔。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贲乘灭燕、代之余威，长驱直入齐国，齐亡。12年后，900名戍卒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亡国的田齐子弟以恢复齐国相号召，乘机起兵。在烽火硝烟之中，勇武的田横脱颖而出，成为齐地的领袖人物。还是汉王的刘邦派郦食其来劝降，田横把他烹了。待刘邦一统天下，即皇帝位，田横与手下500人逃匿于东海一个小岛上（即今山东即墨田横岛）。刘邦遣使持大赦令来招降田横，说他们若归顺，大者王，小者侯，否则就派兵进剿。田横只得带上两人去洛阳见刘邦。走到距洛阳30里的尸乡（今河南偃师西），田横对两个随从说：“当年，我与汉王都南面称孤，如今汉王做了皇帝，而我却要以亡虏之身北面为臣，深以为耻。况且，我烹杀了郦食其，又要和他的弟弟郦商同朝为臣，即使他慑于天子的诏令，不敢杀我，我能于心无愧吗？刘邦召我去只是想看看我是副什么样子罢了。他现在在洛阳，你们砍下我的头，快马加鞭送去还腐烂不了，能看个大概。”说完，自杀身亡。两个随从在田横墓旁各挖了一个坑，一同自尽。岛上的500壮士闻讯，悉数自杀。往事如烟，但迄今人们仍在咏叹“东郭和西郭勇士”、“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田横500壮士”的故事。他们身上那种粗犷刚烈之风，迄今在齐地犹有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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