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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大可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不久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电视上“揭密”《红楼梦》，引发主流红学界的“围殴”，认为其“生编硬造”。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红学的弊端，而且为中国学术界现状，提供了一幅轮廓准确的素描。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
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文革之后，大批学者涌入红学领域，掀起长达十年的复兴浪潮，在“曹雪芹画像”和大观园所在地之类的命题里辗转反侧。但不久之后，基于“材料”匮乏，主流红学迅速丧失了最后的“索隐”和“考据”能力。这种“技术崩溃”触发了红学的“重大危机”（余英时语）。尽管如此，主流红学家仍然拒斥刘心武“猜谜”式的“异端”，敌视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和阐释学等各种新的阐释方法，一味抱守“索隐”和“考据”的残缺。
这种可笑的学术自宫，乃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普遍征候。就连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都是这一学术道统的牺牲品。她“十年考据”的成果《红楼梦魇》，沉陷于枯燥乏味的文字考据，仿佛是对鲜活人生的一次彻底的背离。在经历了情场的诸多挫败之后，张爱玲这种古怪的“出家”方式，向我们昭示其对于尘世情缘的绝望，但它却为红学的乏味本质，作了最深刻的诠释：《红楼梦》本来是题写生死爱情的热烈宣言，而“红学”却成了逃避爱情的寂寞寺庙。
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
然而，只要返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些官办“研究会”，二十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由于效率低下，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研究会”90年代以来都趋于萧条，大多数名存实亡，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第N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活一回，喧嚣数日，又再度落回到“木乃伊”的状态。最近还有人成立“巴金文学研究会”，在小圈子内册封正副会长和理事，以“坐台学术”的姿态书写“巴金神话”，以攫取“巴学”这最后一块“学术蛋糕”。但这样的研究机构，除了重蹈那些“研究会体制”的覆辙之外，并未向我们展示任何新的生机。
尽管如此，在党同伐异、捍卫威权方面，“研究会体制”却显示出惊人的效率。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当推鲁学家和红学家。他们凭借“官学”的身份，掌控学术权柄，痛殴异见争鸣者，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流红学界平素一片死寂，似乎已经蛰入漫长的学术冬眠，但只要面临外部挑战，竟能迅速翻身应战，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刘心武的猜谜式研究，不过是小说家“玩票”之举，竟成为红学家的心头大患，讨伐声势之大，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这一“过度自卫”事件向我们表明，在21世纪文化多元的社会架构里，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研究会体制”，非但没有推进文学的繁华，反而堵塞了文学研讨的自由言路，加剧了学术生态恶化。
拯救日益衰退的文学研究的惟一道路，就是规劝那些“研究会”自行解散，并且恭请那些毫无建树的“×学家”下岗。或如批评家张闳所建言的那样，在央视举办超女式PK，让失败者在现场温情脉脉地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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