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下我搬离了学校之后，便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分摊在我头上的房租为每月250新币。那时我还有几千元存款，粗略算下来还能坚持几个月，而和我同住的几个人早已靠家里人寄钱度日。我想，最好在这几个月之内找到工作，如若不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者为写信要老爸老妈汇款；二者为收拾行装返回山东老家。我学得是电子专业，原本不难找到工作，可是我们毕业的那年，正值非典肆虐的时期，再加上我不是新加坡人，找起工作来不太容易（非典时期新加坡政府要求各家公司在招聘时优先考虑新加坡人）。实际上，我们合租房子的四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另有一位在打临时工，每月只有800元人民币的收入，扣除吃、住、行每月还要倒贴几百，实在不划算。 我和一个姓何的机械系毕业生则自始至终没找到工作。小何也是山东人，老家烟台，找不到工作他也不着急，整日投身于“反恐精英”的激战中。我闲着没事就去看他打游戏，一来二去就学会了，随后便也投笔从戎。当时很多人在玩“反恐精英”，我刚刚入行、射术不精，只能当个冲锋队员，如果地形开阔我就只能躲在掩体后面，让手持狙击枪的高手射杀敌人；遇到曲折复杂的地形，像隧道啦房间啦回廊啦，我就端着冲锋枪向前冲。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