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猫的命运（两年前的一篇小说，文笔尚嫩，但忽然觉得有点意思，信手贴上来。）
我在一年中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现在我又在一年级了。是因为他们没有更高的班级，却又
不想让我毕业。
弱智学校太需要我这样的学生了，必须总好像有进步，而且进步总赶不上正常人的水平才行
。
不过这儿还不错，至少我爱不说话就不说话，爱看书就看书，爱发呆就发呆，绝对没有人一
天到晚逼我说话或者是骂我白痴。
我三周回一次家，看着爸爸妈妈算乱七八糟的帐发呆。
他们现在基本上不管我，看来是完全失望了。
其实我好像没犯过什么错，除非看书看得忘了说话也算错。
打从两岁多我就开始看书了，因为他们两个把我扔在家里，我实在没事可做的时候，不小心
发现了一本词典和一本旧书。
这个不难，因为电视上教过是怎么查词典的，而我是喜欢看电视的。（当然，现在我已经不
喜欢看那玩意儿了）
三岁多我认识字以后就开始满屋子找书，最后我决定爬到最高的柜顶上看看。通过沙发椅子
桌子，我站得很高，伸手的时候可以碰到一些东西。厚厚的灰掉进了我的眼睛，不过那的确
是几本书。
但他们不许我接近柜顶，可能是因为太高了。所以我必须在他们回来之前把书藏起来。那些
书很重，不过很值得。
� (more...)
转篇我曾爱不释手的文章给你读
《1984年8月13日》
在宁静的上午醒来，窗外的大槐树枝条摇曳的影子在床左上方的墙上划着极富动感的轨迹。
我大叫两声：“爸！”“妈！”
除了窗外似乎与生俱来的蝉鸣一成不变地聒噪着，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雪白的墙壁与天花的夹角处，一只初来乍到的蜘蛛刚结出了它平生的第一个作品，然后坐在颤巍巍的网子中间得意地欣赏。而我却环顾着10平米的卧室，滋生着象窗台上的蒜苗一样旺盛的恐惧。
他们离家出走了。为了抛弃我，他们宁可不要这40多平米的房子。对我的厌恶使他们做出了这样冷酷决绝的决定——我一边转着这样的念头，牙齿就在嘴里不自主地得得起来。
昨天我只不过为了试一下舅舅刚送我的铅笔刀是否物有所值，轻轻地把它插进了爸爸的自行车轮胎。而那些金鱼在狭小的鱼缸里度过乏味空虚的一生，却没有呼吸过大千世界中充满花香的空气，这对它们是如何地残忍和不公？难道我将它们移居到楼下的花园里，让它们和夜来香、肥蚯蚓愉快地生活，有什么错吗？
大人们总是是非莫辨、昏庸无道，跟他们没有道理可讲，我对他们的绝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他们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付出抛弃整个房子的代价来抛弃我，那还不如事先跟我商量一下，让我净身出户，反正这个家里除了墙角那只已经肮脏得如同黑人一样皮肤又黑又亮的赛璐珞娃娃，也没有第二件属于我的物品。到处都是他们的财产，我并不留恋，也没有任何兴趣。即使把它们留给我，我也决不会去动一根指头。
这个房子里，只有一些往昔的记忆值得我留恋。爸爸在把我和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渣等同起来之前，也曾经非常爱我。他把我举得高高的，然后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的脑袋当方向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汽车。妈妈也曾经在那些遥远的从前慈祥地看着我，给我讲一些只有好孩子才配听的关于王子和公主的童话，她的眼睛在日光灯泡的橙黄色光晕里闪烁着圣母的光辉。
是的，他们爱过我，但如今他们已将我遗弃，一去不回。
回忆着那些发黄的美妙岁月，我的泪水不知不觉间已把枕头打湿。这时候，恍惚听到窗外有叫我名字的声音。
我擦了擦眼泪，坐起身来趴到窗台上。看到二胖正仰头看着我，双手围成个喇叭筒。
“下来玩吧，今天我谁也没找着。”二胖摇晃着他那硕大无朋的秃脑袋。
难过的心情使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该如何告之二胖，我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一个花季儿童就这样在一个凄凉的夏天下午被抛到了尘埃滚滚、妖兽横行的世界上？她的父母——亲生父母，就这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她？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但二胖诚恳的邀请还是使我动心了，我离开窗户下床穿上鞋子，跑到门口却发现门已经被用钥匙锁上了。
我仰天长叹，不争气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即使我变坏了，坏得象一条粪坑里的白蛆阴沟里的老鼠，但我毕竟是你们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血也是你们的血，怎能如此断然绝情？你们走也就走吧，还要用最后的强权将我禁锢起来，使我失去与外界的交流并且从此饿死闷死孤独死，难道你们对我的恨，竟已强烈到如此的地步？
既然你们无情，也别怪我无义了。到这个时刻我也不瞒你们了——由于我们家住在二楼，除了在你们面前我装模作样地从正门出入以外，凭借窗外的雨水筒和大槐树，我和我的朋友完全可以出入自由——你们以为孩子就是你们心目中那脆弱无助的一具有些微思想的行尸走肉吗？不，如果不是为了对你们的爱使我们刻意表现出需要你们扶助、离开你们无法生存的姿态，我们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有着希曼一样力量，龙珠一样的勇敢，一休一样的智慧。只是为了你们那无微不至的所谓关怀（其实幼稚可笑，早已没有必要），并且让你们从中得到情感和自尊心的满足，让你们因为关怀和帮助了别人而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并且从他人的愚蠢和卑微中得出自己智慧和高贵的结论而重新拥有自信——如果不是为了那一点血脉中天然的联系，以及对你们自以为是性格的怜悯，我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抢先将你们抛弃，而不会等到这样一个悲伤的下午一觉醒来，赫然发现已经被你们抛弃。
我翻出窗户，以最少的步骤简洁利落地先后睬在雨水筒扶栏、大槐树的第一根杈、雨水筒拐弯、大槐树的第二根杈，然后无声地落在地面，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和二胖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事物，只有一些缺牙漏风的老太太围坐在小板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还有就是得过大脑炎的小邦还在他每天呆的垃圾堆旁专心致志地用唾沫吹着泡泡。我俩蹲在他身边观察了一阵他吹出来的泡泡，发现没有比平时吹得更大，也没有比平时保留时间更长久，便扫兴地又回到我家楼下。
“去我家玩七巧板吧。”我建议道。
于是我俩先后通过大槐树和雨水筒又回到我的房间。
我的七巧板已经被摸弄得污糟班驳，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二胖拼了一会儿说：“再怎么拼也拼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来。”
我想了想，决定用新的原料再造一副七巧板。既然这个家爸爸妈妈已经不要了，我对这房子里的一切就都有支配权。于是我进书房去寻找彩色的纸张。二胖也尾随进来东张西望。
没多久，我俩就先后在几本厚得象砖头的硬皮书上找到了各种颜色的光面纸，先把它们撕下来，然后用剪刀剪出三角形等多种图案。
既然是我们自造的七巧板，那也就不拘泥于七块的数量，我俩充分运用想象力剪出了无数形状的纸块。由于剪下的碎纸太多，我们离开书房，走到爸爸妈妈卧室的大床上去玩，并且掀开了所有使床更柔软的褥子，露出床原本的木头床板。这样才会平整，使拼出来的图案更整齐好看。
在那掀去了所有被子褥子的床板上，我发现了许多钱。它们委琐地躲藏于床板的一个稍微塌陷下去的角落。我把它们拿起来，略微数了数，一百以上的数我还数不好，而且每数到9的位置接下去都会困惑混乱一阵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纰漏，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在二胖面前数了数，然后把它们放进灯心绒吊带裤前面一个苹果图案的口袋里。
“你怎么把爸爸妈妈的钱拿走了？”二胖疑惑地问。
“他们不要我了，这个家现在我是主人，他们已经不会再回来。”我告诉他这件不幸的事，心里还是有些黯然神伤。
二胖羡慕地盯着我的吊带裤苹果口袋，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嘴唇，说：“你真幸福。我想吃菠萝雪糕，可是我只有五分钱。”
看着二胖那沾着些炉灰的脸上一览无遗的对我自由生活的仰慕，我不由得暂时摆脱了自怨自艾的情绪并且有了些许主人翁的自豪感。摸了摸胸口那厚厚的一叠钱，我终于将它重又掏出来，慷慨地分给了二胖十张，然后又把它们揣回去，说：“不能给你太多，我要用这些钱生活一辈子哩！”
然后我们接着玩。玩腻了七巧板后，我们又从书架里找到了几本邮票，并充分发挥想象力为邮票上凡是出现的人脸都按照其特征和性别加上了胡子和眼镜。
这个游戏好玩得多，后来我们又在书架里翻找了一阵子，把相片簿也找到了，那里的呆头呆脑的人像全都需要添加胡子和眼镜以及手杖军刀等道具才能增加活力，于是我们很是忙乱了一阵子。二胖还天才地运用他刚在幼儿园学到的填图技巧，为那些黑白发黄的照片里的人穿上了彩色的衣裳，并让他们拥有了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有的红色脸蛋。
做完了这一切后，我俩饿了。我去冰箱里找了找，除了两只茶叶蛋和两块包在塑料纸里的蛋糕外，其他的全是冷冻生食。——前几天还毫发无损地躺在里面的一只烧鸡不见了——恶毒啊！我长叹道。真是没给我留一条活路。
我和二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蛋糕和茶叶蛋。我饱了，但二胖说肚子还空空地，于是我带着他去厨房准备煮点面条。煤气灶被我鼓捣了半天也没有点燃，火柴划了大半包也是枉然。二胖找到一把螺丝刀娴熟地把煤气灶的开关卸了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得出结论：“坏了，这东西不能用。你要想以后一个人过日子，必须得换个新的。这样吧，明天让我爸爸来帮你修。”然后他就把卸下来的油腻汪汪显然已经不能再用的煤气灶开关扔到了窗外，到水龙头上洗手。
二胖在我的卧室又吃了些我储存的巧克力才饱了。于是我俩在客厅的水磨石地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格子跳了一会房子。
我手里掐了几根前几天爸爸带回来不知派什么用场的彩色粉笔，总想着这东西应该起的最大作用是什么。想了好久终于想起来，幼儿园的老师用它在黑板上写字和画画。于是分给二胖几根，在客厅的墙壁上各自练起楷书和行书来。二胖并且把他家小狗“猪猡”的肖像惟妙惟肖地留在了我家客厅。
太阳似乎有些倾斜，大槐树的影子不知几时，从我房间左边的墙壁移到了右边。二胖倒在我的床上睡着了，肥胖的腮帮子上挂着长长的口水。我也有些困，但被抛弃的凄凉感觉仍在我心中徘徊不去。我找来个板凳，踩着它去看挂在门厅的月历牌，那上面清楚地写着：“1984年8月13日，星期一八一三事变47周年纪念日”
这些字我全认识，但我不明白什么是“事变”和“纪念”。
那黑色的、大小不一的字迹，有一些含义必定隐含在其中，我能感觉到却无从形容。那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架约束着的、许多躁动不安着的符号，它们跳跃撞击，在空旷虚无的境界中迅速变幻着排列组合，号叫着另外一种语言。那种语言是无声的，却是强有力的。它们的力量界于无穷和零之间，象风一样来去无形无向，却永恒不灭。
我用红色蜡笔在这个日子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以使它和其他的日子区分开来，从这一天起，我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小孩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流浪之旅。刚才用来为所有的相片上色的蜡笔早已失去了尖锋，变成了平头，因而那个叉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外面的声音从寂静渐渐变得嘈杂起来。二胖终于睡醒了，他用袖子擦了擦口水，跳窗走了。我望着外面逐渐失去光芒的天色，忧郁地策划着我的晚餐。
这时，我听到门声一响，爸爸和妈妈的说话的声音传来，他们在商量着已经办妥了的提前一年送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事情。
那一天是1984年8月13日。
在宁静的上午醒来，窗外的大槐树枝条摇曳的影子在床左上方的墙上划着极富动感的轨迹。
我大叫两声：“爸！”“妈！”
除了窗外似乎与生俱来的蝉鸣一成不变地聒噪着，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雪白的墙壁与天花的夹角处，一只初来乍到的蜘蛛刚结出了它平生的第一个作品，然后坐在颤巍巍的网子中间得意地欣赏。而我却环顾着10平米的卧室，滋生着象窗台上的蒜苗一样旺盛的恐惧。
他们离家出走了。为了抛弃我，他们宁可不要这40多平米的房子。对我的厌恶使他们做出了这样冷酷决绝的决定——我一边转着这样的念头，牙齿就在嘴里不自主地得得起来。
昨天我只不过为了试一下舅舅刚送我的铅笔刀是否物有所值，轻轻地把它插进了爸爸的自行车轮胎。而那些金鱼在狭小的鱼缸里度过乏味空虚的一生，却没有呼吸过大千世界中充满花香的空气，这对它们是如何地残忍和不公？难道我将它们移居到楼下的花园里，让它们和夜来香、肥蚯蚓愉快地生活，有什么错吗？
大人们总是是非莫辨、昏庸无道，跟他们没有道理可讲，我对他们的绝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他们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付出抛弃整个房子的代价来抛弃我，那还不如事先跟我商量一下，让我净身出户，反正这个家里除了墙角那只已经肮脏得如同黑人一样皮肤又黑又亮的赛璐珞娃娃，也没有第二件属于我的物品。到处都是他们的财产，我并不留恋，也没有任何兴趣。即使把它们留给我，我也决不会去动一根指头。
这个房子里，只有一些往昔的记忆值得我留恋。爸爸在把我和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渣等同起来之前，也曾经非常爱我。他把我举得高高的，然后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的脑袋当方向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汽车。妈妈也曾经在那些遥远的从前慈祥地看着我，给我讲一些只有好孩子才配听的关于王子和公主的童话，她的眼睛在日光灯泡的橙黄色光晕里闪烁着圣母的光辉。
是的，他们爱过我，但如今他们已将我遗弃，一去不回。
回忆着那些发黄的美妙岁月，我的泪水不知不觉间已把枕头打湿。这时候，恍惚听到窗外有叫我名字的声音。
我擦了擦眼泪，坐起身来趴到窗台上。看到二胖正仰头看着我，双手围成个喇叭筒。
“下来玩吧，今天我谁也没找着。”二胖摇晃着他那硕大无朋的秃脑袋。
难过的心情使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该如何告之二胖，我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一个花季儿童就这样在一个凄凉的夏天下午被抛到了尘埃滚滚、妖兽横行的世界上？她的父母——亲生父母，就这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她？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但二胖诚恳的邀请还是使我动心了，我离开窗户下床穿上鞋子，跑到门口却发现门已经被用钥匙锁上了。
我仰天长叹，不争气的泪水又涌了出来。
即使我变坏了，坏得象一条粪坑里的白蛆阴沟里的老鼠，但我毕竟是你们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血也是你们的血，怎能如此断然绝情？你们走也就走吧，还要用最后的强权将我禁锢起来，使我失去与外界的交流并且从此饿死闷死孤独死，难道你们对我的恨，竟已强烈到如此的地步？
既然你们无情，也别怪我无义了。到这个时刻我也不瞒你们了——由于我们家住在二楼，除了在你们面前我装模作样地从正门出入以外，凭借窗外的雨水筒和大槐树，我和我的朋友完全可以出入自由——你们以为孩子就是你们心目中那脆弱无助的一具有些微思想的行尸走肉吗？不，如果不是为了对你们的爱使我们刻意表现出需要你们扶助、离开你们无法生存的姿态，我们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有着希曼一样力量，龙珠一样的勇敢，一休一样的智慧。只是为了你们那无微不至的所谓关怀（其实幼稚可笑，早已没有必要），并且让你们从中得到情感和自尊心的满足，让你们因为关怀和帮助了别人而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勇气，并且从他人的愚蠢和卑微中得出自己智慧和高贵的结论而重新拥有自信——如果不是为了那一点血脉中天然的联系，以及对你们自以为是性格的怜悯，我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抢先将你们抛弃，而不会等到这样一个悲伤的下午一觉醒来，赫然发现已经被你们抛弃。
我翻出窗户，以最少的步骤简洁利落地先后睬在雨水筒扶栏、大槐树的第一根杈、雨水筒拐弯、大槐树的第二根杈，然后无声地落在地面，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和二胖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事物，只有一些缺牙漏风的老太太围坐在小板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家常，还有就是得过大脑炎的小邦还在他每天呆的垃圾堆旁专心致志地用唾沫吹着泡泡。我俩蹲在他身边观察了一阵他吹出来的泡泡，发现没有比平时吹得更大，也没有比平时保留时间更长久，便扫兴地又回到我家楼下。
“去我家玩七巧板吧。”我建议道。
于是我俩先后通过大槐树和雨水筒又回到我的房间。
我的七巧板已经被摸弄得污糟班驳，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二胖拼了一会儿说：“再怎么拼也拼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来。”
我想了想，决定用新的原料再造一副七巧板。既然这个家爸爸妈妈已经不要了，我对这房子里的一切就都有支配权。于是我进书房去寻找彩色的纸张。二胖也尾随进来东张西望。
没多久，我俩就先后在几本厚得象砖头的硬皮书上找到了各种颜色的光面纸，先把它们撕下来，然后用剪刀剪出三角形等多种图案。
既然是我们自造的七巧板，那也就不拘泥于七块的数量，我俩充分运用想象力剪出了无数形状的纸块。由于剪下的碎纸太多，我们离开书房，走到爸爸妈妈卧室的大床上去玩，并且掀开了所有使床更柔软的褥子，露出床原本的木头床板。这样才会平整，使拼出来的图案更整齐好看。
在那掀去了所有被子褥子的床板上，我发现了许多钱。它们委琐地躲藏于床板的一个稍微塌陷下去的角落。我把它们拿起来，略微数了数，一百以上的数我还数不好，而且每数到9的位置接下去都会困惑混乱一阵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纰漏，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在二胖面前数了数，然后把它们放进灯心绒吊带裤前面一个苹果图案的口袋里。
“你怎么把爸爸妈妈的钱拿走了？”二胖疑惑地问。
“他们不要我了，这个家现在我是主人，他们已经不会再回来。”我告诉他这件不幸的事，心里还是有些黯然神伤。
二胖羡慕地盯着我的吊带裤苹果口袋，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嘴唇，说：“你真幸福。我想吃菠萝雪糕，可是我只有五分钱。”
看着二胖那沾着些炉灰的脸上一览无遗的对我自由生活的仰慕，我不由得暂时摆脱了自怨自艾的情绪并且有了些许主人翁的自豪感。摸了摸胸口那厚厚的一叠钱，我终于将它重又掏出来，慷慨地分给了二胖十张，然后又把它们揣回去，说：“不能给你太多，我要用这些钱生活一辈子哩！”
然后我们接着玩。玩腻了七巧板后，我们又从书架里找到了几本邮票，并充分发挥想象力为邮票上凡是出现的人脸都按照其特征和性别加上了胡子和眼镜。
这个游戏好玩得多，后来我们又在书架里翻找了一阵子，把相片簿也找到了，那里的呆头呆脑的人像全都需要添加胡子和眼镜以及手杖军刀等道具才能增加活力，于是我们很是忙乱了一阵子。二胖还天才地运用他刚在幼儿园学到的填图技巧，为那些黑白发黄的照片里的人穿上了彩色的衣裳，并让他们拥有了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有的红色脸蛋。
做完了这一切后，我俩饿了。我去冰箱里找了找，除了两只茶叶蛋和两块包在塑料纸里的蛋糕外，其他的全是冷冻生食。——前几天还毫发无损地躺在里面的一只烧鸡不见了——恶毒啊！我长叹道。真是没给我留一条活路。
我和二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蛋糕和茶叶蛋。我饱了，但二胖说肚子还空空地，于是我带着他去厨房准备煮点面条。煤气灶被我鼓捣了半天也没有点燃，火柴划了大半包也是枉然。二胖找到一把螺丝刀娴熟地把煤气灶的开关卸了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得出结论：“坏了，这东西不能用。你要想以后一个人过日子，必须得换个新的。这样吧，明天让我爸爸来帮你修。”然后他就把卸下来的油腻汪汪显然已经不能再用的煤气灶开关扔到了窗外，到水龙头上洗手。
二胖在我的卧室又吃了些我储存的巧克力才饱了。于是我俩在客厅的水磨石地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格子跳了一会房子。
我手里掐了几根前几天爸爸带回来不知派什么用场的彩色粉笔，总想着这东西应该起的最大作用是什么。想了好久终于想起来，幼儿园的老师用它在黑板上写字和画画。于是分给二胖几根，在客厅的墙壁上各自练起楷书和行书来。二胖并且把他家小狗“猪猡”的肖像惟妙惟肖地留在了我家客厅。
太阳似乎有些倾斜，大槐树的影子不知几时，从我房间左边的墙壁移到了右边。二胖倒在我的床上睡着了，肥胖的腮帮子上挂着长长的口水。我也有些困，但被抛弃的凄凉感觉仍在我心中徘徊不去。我找来个板凳，踩着它去看挂在门厅的月历牌，那上面清楚地写着：“1984年8月13日，星期一八一三事变47周年纪念日”
这些字我全认识，但我不明白什么是“事变”和“纪念”。
那黑色的、大小不一的字迹，有一些含义必定隐含在其中，我能感觉到却无从形容。那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架约束着的、许多躁动不安着的符号，它们跳跃撞击，在空旷虚无的境界中迅速变幻着排列组合，号叫着另外一种语言。那种语言是无声的，却是强有力的。它们的力量界于无穷和零之间，象风一样来去无形无向，却永恒不灭。
我用红色蜡笔在这个日子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以使它和其他的日子区分开来，从这一天起，我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小孩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流浪之旅。刚才用来为所有的相片上色的蜡笔早已失去了尖锋，变成了平头，因而那个叉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外面的声音从寂静渐渐变得嘈杂起来。二胖终于睡醒了，他用袖子擦了擦口水，跳窗走了。我望着外面逐渐失去光芒的天色，忧郁地策划着我的晚餐。
这时，我听到门声一响，爸爸和妈妈的说话的声音传来，他们在商量着已经办妥了的提前一年送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事情。
那一天是198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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