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琵琶记》与《牡丹亭》来谈儒家思想对当时戏剧的影响

中文摘要：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其核心思想和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念，对戏剧的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南戏的最高成就《琵琶记》是弘扬儒家教化的贤孝剧，明代的《牡丹亭》则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明末文艺思潮中的翘楚。本文借这两部截然不同的戏剧，来浅谈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对于当世戏剧影响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
儒家思想，教化，琵琶记，牡丹亭，阳明心学


姑且不论戏剧是作为一种高度美感的综合艺术，还是只属于文学范畴的一朵奇葩，中国古典文化的很多方面，包括史，哲，以及其他文学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做了戏剧滋生和完善的养分。没有一种文学，特别是戏剧，是可以被抽离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之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而被单独研究的。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古典社会的主流正统，几乎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形式。对于戏剧，儒家的影响虽不是唯一，但是也不可忽略。总得来说，儒家思想对于戏剧，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局限性的。

儒家思想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其核心思想还是伦理道德。(1)伦为人伦，理是物理。儒家作为入世的哲学，提供了一套做人做事的准则。何为“仁义”，“孝”，怎样通过“修身齐家”来“治国平天下”，无论后来儒家的流派如何变化，如何换说法，最基本的“道德”仍是作为核心思想二存在。儒家的历史悠长，整个中国古典社会长久地浸泡在这样的伦理思想中，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不论对儒家的理解程度高低，都至少潜意识中对儒家核心文化有不自觉的认同感并以之作为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戏剧的作者和观众都产生于这样的人群，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戏剧的影响是必然的，而且是深层的。另一方面，戏剧是因为有了文人的创作参与才达到成就的顶峰，它真正被承认和重视也赖于此。比如南戏本是民间俚俗艺术形式，而高明这个文人的参与创作《琵琶记》，才将之一举提上历史前台。而起了如此作用的文人，历来是儒家思想的直接继承者，是社会中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一群人。不管他们当时的地位如何，文人终究是会维护儒家的，即使有反抗，也是在这个桎梏内打转。所以，他们的作品被儒家思想所影响也是必然的。

戏剧来自民间艺术，并以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这使它与那些和儒家思想紧密吸附的古典诗歌，散文等贵族文学有所不同。所以再说到局限性，儒家核心思想与戏剧生命力所在的一些东西其实是隐隐抵触的。戏剧是有观众的，它的艺术特征上是要自由地反映社会现实和矛盾，打动观众。在宋元开始的“存天道，灭人欲”的理学面前，戏剧在很长的时间内受到儒家上层知识分子或统治阶层的歧视和遏制，认为戏剧是俗物，难登大雅之堂。这样的后果是导致了元后期戏剧的一定程度衰落，或是出现像《琵琶记》及后来的一大堆以戏载道，为教化而作之剧。另外，儒家文化并不强调个性和自我意识，这样的观念加于戏剧，使之难以如西方戏剧般在社会上起到推动文化思潮的作用。固然中国古典戏剧的独特审美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此，但是，从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来看，儒家思想长期与政治结合，以其“伦理道德”的理论推行顺天道抑人欲，是并不利于戏剧长期发展的。中国戏剧的最高成就《牡丹亭》，其作者汤显祖很受了一些儒家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乍听之下仿佛是儒家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汤显祖受心学影响，并不代表心学直接对于此时期的文学提出了什么改进。汤显祖是个奇才，(2)影响他思想的何止心学一脉。他在文学创作上开前人所未开，至情至性，《牡丹亭》这样的绝品，与其说是当时儒家思潮的影响，还不如说更大程度是汤显祖这位当世奇才自身的成就。其二，阳明心学以及造成的思想解放是出现在明代后期，封建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社会萌芽。这一时期对戏剧产生积极影响的儒家思想，到底和原始儒家偏离了多远， 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原始儒家以及程朱理学的一些核心思想，笔者认为是对戏剧有着消极影响的。

这样看来，戏剧，是个很难三言两语说尽的东西。中国的戏剧和西方的戏剧大不相同，甚至中国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研究对象的时期和地域都该清楚地指明。本文既然只从《琵琶记》于《牡丹亭》这两本广为传诵的经典戏剧中，窥得中国儒家思想对戏剧影响之一斑，就不得不将范围缩小到(3)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元明两代的儒家上面。
《琵琶记》是南戏的最高成就，产生于元末明初。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贤孝剧，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通家庭的婚姻孝道伦常故事。《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经高明改编后的故事变成了赵五娘和蔡伯喈。蔡伯喈出于对父母的孝道放弃功名，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去应试。中状元后，牛丞相执意招蔡伯喈为婿。蔡伯喈辞婚辞官不成，忠孝难两全，即使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妻子担负了极大的艰辛和生活重担，父母衣食无着，最后死去。值得注意的是《琵琶记》的结局，本来是很为凄惨的一个故事， 却以大团圆，满门受彰来结束。这显示了《琵琶记》一个很大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教化意图。
先从其作者来看，《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是元末明初戏曲作家，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都是诗人，他自己曾受业于理学家黄晋。受这样的熏陶，高明在青年时期就以学识渊博著称，尤其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元至正五年中进士并出仕后又因于元人上级不合，便致仕归隐。后来高明隐居宁波城东栎社，闭门谢客，一心从事戏曲创作，《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由此看来，高明是个正正宗宗的儒家文人，他所受到的儒家教育以及他的社会理想，都反映在《琵琶记》这部戏剧上面。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高明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他写道：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充分说明，高明是把《琵琶记》当做教化的工具，是想借此来打动群众，达到他对于理想儒家社会风化的一种示范。而儒家自孔孟始，秦汉与政治开始结合，到宋元时的程朱理学，都是把教化作为己任的。所以，本是文学作品的《琵琶记》中有这样一种来自儒家思想的教化特征，并不奇怪了。

(4)元代仁宗以后，对儒家的尊崇是对孔孟和程朱理学的。这一期的儒家对戏剧这样贴近民间的俗文学，是有消极影响的，因为此期间的程朱理学派的政治道德观念，道德修养学问，以及文学观念，都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

首先，元末明初宣扬儒家伦理的贤孝剧的涌现是个很好的例子。贤孝剧做为一种特别的文学现象，是指它的题材和主旨。至于它在文学艺术上面的成就，不是由这样一种宣扬理学道德伦理的主题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琵琶记》成功了，不等于其他的教化贤孝剧都会有同样高的文学价值。高明虽然想借《琵琶记》来达到弘扬儒家伦理正统思想的目的，然而，他自己也并未料到，《琵琶记》的成就实际上是在此目的之外。一是戏剧上的文学成就，《琵琶记》的语言“都在性情上着工夫，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毛声山评本《琵琶记·前贤评语》引汤显祖语）。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加强了戏剧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5)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二是《琵琶记》不自觉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使观戏之人从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并意识到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及背负着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的文人常常遇到的矛盾挣扎。由此，高明刻意描写的大团圆结局，倒不是真正最打动人之处了。所以，《琵琶记》这两处的艺术成就，淡化了理学道德伦常思想“存天理，灭人欲”的消极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在其它的戏剧诸如邱浚的《五伦全备忠孝记》，邵璨的《香囊记》等等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了。(6)不光徐复祚直言之为“陈腐臭烂，令人呕秽”，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表现出来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录鬼簿续编》认为他也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这样一种畸形的戏剧风气，而“实为己而发之。”

其次，理学主张“穷理以明心”，注重主观修养，反对广泛学习。这样会造成一种脱离现实的文人风气，对于戏剧这样一种来自生活的艺术，影响必然是恶劣的。试想戏剧作家脱离了现实，写出来的作品难免空洞而沦为理学和官方的辅助教化工具，是不可能在文学艺术上达到巅峰成就的。就拿高明来说，他生于元代，虽然元代部分统治者也有意尊崇儒学，但总得来说，儒学在元代是受到了有史以来的打击。文人的地位落到了民间低层，他们不得已地接触了民间文化，和社会现实。高明一生并不得意，虽然做过元人的官，但后于上级不合而去。明代恢复理学的至高地位，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闻高明之名气，征召其入朝，高明以疾辞，说明高明在《琵琶记》中虽然以教化为主旨，但他并未赶上理学一度昌盛的时代。所以拿《琵琶记》来证明理学对戏剧的正面作用是完全不可行的。至明中叶，理学昌盛，文人投身于戏剧的人数减少，戏剧一度减衰，这些都不是巧合。到了明末，理学出现危机，戏剧反而涌现出如《牡丹亭》一类的优秀作品，也是一个明证。

诚然，理学并不能将儒家思想概言之，但理学确实是与戏剧在历史上属于同时期段的儒家思想代表。探究儒家思想对于戏剧的影响，只能从当时代的儒学主流学派去分析。所以最后又不得不略提牡丹亭。《牡丹亭》作为戏剧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研究它的著述不计其数。本文既然是论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对戏剧的消极影响，就仅仅略谈元明的儒学思想究竟影响了它多少，又是哪些地方影响到了它。

《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可谓是最有大成的戏剧作家。他敬重的老师是罗汝芳，阳明心学下泰州学派的传人。所以汤显祖的思想受到当时儒家心学的极大影响，是必然的。《牡丹亭》是汤显祖“至情说”的代表作，以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来否定压制人欲的理学。然而，这能不能改变元明两代儒学思想对戏剧的局限性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思索。一是宏观来看心学能否真的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二是汤显祖是否只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写出《牡丹亭》这样的剧作。

首先，明代后期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大变化，政治腐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儒家的理学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形势。王阳明的心学以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学说，一扫理学的酸腐气，活跃了思想界，对后世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阳明心学的出现，实际上还是站在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封建次序的追求之上。他并没有反对和撼动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心学自身也有着矛盾的地方。比如王阳明的(7)“王门四句教”不仅引起大弟子钱德洪，王畿的争辩，也导致了以后心学的分歧和衰微。笔者认为，心学的出现，是儒家千年来正统思想的一个边缘旁支，由于和当时社会的发展一致，所以影响了好几代人，并且对后来戏剧作家的思想解放，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但是，由此就肯定其是代表了儒家思想并对戏剧产生积极作用，是没有太大说服力的。而且，后来的晚明文艺思潮并没有真正撼动到儒家的最核心，因为儒家的最核心，几千年来早溶入中国的各个思想领域，成为血液的一部分。除了在人欲，人情方面反对理学，它并没有反儒家原始朴素的一些基本伦理观念。这也是后来戏剧终于没有再出一个璀璨的时期的原因。

其二，汤显祖与高明不同。他出生临川一户书香之家，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他“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莁、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由此看来，他并不是一心只钻研儒家经典的标准文人。除了阳明心学派的恩师罗汝芳对他影响很大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家，比如离经叛道的李贽，还有禅宗的达观和尚。另外汤显祖自身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已及他在政治中的起落和失望，都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在《牡丹亭》这样一部浪漫主义，绝丽而典雅的佳作中，汤显祖其实是在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和感情来写作。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说法，汤显祖是把他人生中受到的各方面的思想影响都化为了他自己的东西，并无意像高明那样为儒家宣扬什么。假如王阳明在世，是否欣赏《牡丹亭》也还是个疑问。所以，与其把《牡丹亭》看做和儒家思想影响下有关的产物，不如看做是汤显祖作为一代奇才的成就。它并不能拿来作为儒家思想对戏剧消极影响的证据。

纵观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短短两代的璀璨，终无法再次到达巅峰。儒家千年来的核心思想，对戏剧的发展的影响是必然却消极的。这样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汤显祖作为一代奇才，并无法就此开创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局面。心学，左派等本身在儒家内部的局限， 以及儒家在中国不可动摇的潜意识地位，都隐隐促使戏剧还是走向衰败。因此继他之后，也再没有第二本《牡丹亭》出现了。

附注：
(1) 伦为人伦，理是物理。“伦理”一词最早见于乐经，王梦鸥注“伦是人理，理是物理。” 王开府 《儒家伦理学析论》

(2) 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他“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莁、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另外，郑培凯的《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也提到对汤显祖影响颇深的人除了罗汝芳外， 还有达观和李百泉等。

(3) 元明两代的戏剧主要是是元杂剧和传奇。本文讨论的《琵琶记》是继北杂剧后走向兴盛的南戏的最高代表， 也是明代传奇的开山之祖。《牡丹亭》为明后期的传奇，是传奇的最高成就。元到明处程朱理学占正统儒家思想的地位，明后期的王阳明心学对理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4) 见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参考书目N）第八章“元代理学”。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三节“《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6) 〔明〕徐复祚《曲论》

(7)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中国儒学》713页。

参考书目：

(1) 陈谷嘉 《儒家伦理哲学》， 人民出版社
(2) 王开府 《儒家伦理学析论》
(3) 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
(4) 龚重謨、罗传奇、周悦文 《汤显祖传》，江西人民出版社
(5) 王永炳 《琵琶记研究》，北京出版社
(6) 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7) [日] 冈田武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8) 邹自振 《汤显祖综论》，巴蜀书社
(9) 高明 《琵琶记》，华夏出版社
(10) 汤显祖 《牡丹亭》，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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