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的时候，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满怀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的。尽管胡适，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去了台湾，但是更多的学人留在了大陆。

在其后历次运动中，这些人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转而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和气象，并且为新时代做出贡献的（可爱，可怜），比如傅雷，陈垣，刘节等人；只可惜他们心中不愿意放弃的一点点东西终究不是那时候的共产党所愿见的，不像诸如郭沫若等在新朝适应的很好的人。傅雷等人与朱自清大约有些不同的，是哀莫大与心死吧。。。。

闲话一点，最近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到反右运动的惨烈整肃后，陶铸等中共高级干部对“右派知识分子”道歉，说“今后不能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要给知识分子摘帽”，“要尊重知识分子”。被批斗数年的一群与会者在这次会议后，竟都痛哭流涕，立刻表示要“反省自己的过失，为国家人民鞠躬尽瘁”。

又读到《亚洲周刊》的一篇上访村的报道，那些含冤上访数十年，过着悲惨生活的人们，看到记者走近，第一反映竟然是“警觉的问记者是否是外国记者，说自己家的丑事再苦也不能外扬，让外国人看笑话”

读到这里，真是颇为感慨。叹中国人可爱之处，无论学人和老百姓是没有不同的，对于这个数千年文明所代表的国家是如此挚爱，想来将是中国最大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