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听名字，这戏就透着京味。第一轮火热爆棚的演出后，好评不断。两个多小时的戏看下来，京味十足的笑料令观众发出了由衷的笑声，可在爽朗的笑声背后，才猛然感受到了市井生活中那无尽的辛酸和无奈。和其他六十年献礼的剧目影片不同，故事截取的仅仅是1948年一个短暂的生活切面，没有一个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一群大杂院中最底层的小市民，可他们的苦辣甜酸却刚好反映出了时代，甚至也映射出人性中那些或光辉闪耀或阴暗龌龊的侧面，即使背景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现在的观众看来，也似乎并不感遥远。


当年《茶馆》 如今《会馆》

看完《窝头会馆》，不能不令人联想起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茶馆》。其实，很难准确地说，主创人员在编创排演《会馆》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老舍先生那部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茶馆》作为北京人艺的一块招牌，已经奠定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和方向；《窝头会馆》的作者虽然不是人艺内部的人，而且还是第一次创作话剧剧本，但是看得出，里面的气脉还是和人艺的传统接上了，颇有昔日《茶馆》的神韵。
首先，在戏剧表现上，《会馆》继承并发展了《茶馆》“社会众生相”的路线。《茶馆》里登场的人物林林总总有几十个，台词最少的只有一两句话，但是把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模样全都刻画出来了。《会馆》很好地继承了这点，也是让人物自己来说话，说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语言，但是三下两下一个人物就活起来了，这一点可以说是颇得《茶馆》的精髓的。比如，淘粪夫牛大粪指着满地法币说是“擦屁股纸”，既符合人物身份，又生动地反映出法币贬值的悲惨境况。但是《会馆》并没有满足于只是浮光掠影地展现群像，由于故事的时间相对集中，人物相对较少，使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都能有比较全面地展现。房主苑国钟的喜好贫嘴，困苦的生活使他对钱过分地看重，但是对于儿子却有着一腔关爱，对保长的怨怒更是十分鲜明。他对生活充满了怨恨，对自己的处境又十分无奈，颇似茶馆掌柜王利发。《会馆》在展现群像的同时也很注意对人物细微之处的刻画，这恐怕是《茶馆》由于结构和篇幅的限制所没有办法达到的。
其次，在内容结构上，《会馆》也同《茶馆》有相关联之处。这两个戏都是为了弘扬或纪念新中国而创作的，但是都并没有讴歌人们心中期盼着怎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是重笔描绘了烂到骨子里的旧时代的必然灭亡。另外，《茶馆》三幕跨时差不过半个世纪，以至于对反映时代的诉求已经大大超过了对讲述故事的需要，也正由于此，《茶馆》曾被人质疑是缺少故事性的非典型话剧。《会馆》则把时间相对集中地锁定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但是具体落实到故事，相信也很难用简单的话表示出来，因为说到底，这个戏也没有什么贯穿始终的核心故事。其实不仅故事线比较淡，就是主题，也是颇难确定的，连编剧自己也说不出这个剧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显然，这样看来，《茶馆》和《会馆》都试图从最平实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折射出时代特征，并且在困苦中目送并忍受着这个腐朽的时代走向破落。
最后，在语言运用上，《会馆》比《茶馆》更进一步，大大显示了京味的魅力。《会馆》里面北京味十足经常连珠炮式的对白令人听得十分过瘾，北京腔的贫嘴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即使是吵架都免不了犯贫打诨，编者和表演者把北京话很好地揉入了角色，不能不让人感叹。例如，苑国钟要收欠了三个月的房租，他说：您听好了，大暑一笔，芒种一笔，加上处暑这一笔，咱把三缕儿头发拧成一条大辫子，您就一股脑儿给清了吧！啊？您省心我省心，连老天爷都跟着省心了……”又如，田翠兰对信了洋教的金穆容把耶稣挂在门上表示不满，她说：“想在门框上楔一排骨架子方我？门儿都没有！”如此生动鲜活的语言把日常琐碎的对话都蒙上了一层调侃趣味。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北京市井语言的大量使用，甚至是超标使用，再加上演员台词信息量大，速度偏快，个别对话，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过去了，对于那些非北京籍的观众来说，恐怕就更考验其对北京当地语言的理解程度了。


信仰问题

信仰问题，在那个年代里看起来好像出奇的重要。根据信仰，似乎就能把人分出三六九等，分出敌我好坏。也难怪，现在的人往往就缺乏这一块儿。题外话不说，只看《会馆》剧本本身，信仰问题几次被提及，甚至在第二幕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信仰一直是一个庄重字眼，但是在《会馆》里，它仿佛被诙谐化了，成了人们随意调侃的对象。金穆容入了洋教，张嘴闭嘴“哈里路亚”，田翠兰信佛，来不来就“阿弥陀佛”。信仰不同，本来无可厚非，但这两种分道扬镳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剧本里却仿佛构成了这两个女人互相叫板的工具，失去了本身的神圣感。
田翠兰管受难的耶稣叫“排骨架子”，说自己供的弥勒佛“光肚子上的肉就够他（耶稣）一身的了”， 还说自己的佛爷整天高兴，金穆容的那个神却一直哭丧脸儿，这种看似有些亵渎的语言，既油滑又不失朴实。田翠兰又非要证明自己的观世音一点儿不比金穆容的圣母玛利亚逊色。这种抱怨和比较令人连连捧腹，倒并非是因为认同田的话，而是因为庄重的东西在这里完全被市井化了。这里，宗教信仰本身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矛盾全是由世俗的人事所引起的，关心的也只是对神像上最细枝末节的调侃，所谓笃信的虔诚已经荡然无存。
金穆容痴心于圣经，在全家陷入困境时，她无助分担，可却因为圣经的故事淌着眼泪儿，说“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这于别人听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不知所云；观众听了更是哑然失笑。在紧要的关头，这位虔诚的教徒竟然被那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事情感动了，这恐怕是一个最有力的反讽。在这里，编者未必是要表达金对宗教有怎样的热情，而是曲笔写出任何信仰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也许都无法真正解决实际的悲剧。再一次的，宗教与世俗产生了不和谐，或者说，宗教的庄严又一次被世俗的无奈给调侃了。
当周玉浦言及女儿改信马克思了，可是苑国钟根本不晓得什么是“马克思”，还误解为是“一贯道”，台下的观众当然会发笑。倒并非是嘲笑苑国钟的无知，而是因为一种曾经被视为无上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对一般小市民而言，似乎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但正是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对白，使庄严的信仰问题又一次沦为了市井说笑的谈资。
后来，保长要他们填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中医出身的周玉浦为“信仰”一栏犯了愁，问能不能填“悬壶救世”，保长问他“三民主义几个字你不会写啊？”苑国钟趁机说应该写“起死回生”因为周玉浦经常这么夸耀自己的膏药。信仰，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在上的，治病救人的才会想出“悬壶救世”这么个庄严的字眼；可民国时正经的“三民主义”却被他给忘了，这又是反讽，令人沉思信仰到底是心中笃信的，还是口头上说说便罢的。“三民主义”几个字倒是好写，但是人们却对其漠然，更不要说把其作为个人的信仰了。苑国钟用周平时标榜自己的“起死回生”做调侃，更加显示出信仰无非是一种虚渺的东西，仿佛可以随便更改夸张，其本身的神圣感已经全部丧失殆尽了。
结尾，周玉浦问苑国钟信仰这一栏给他填什么，苑国钟想也没想就迸发出一个字“钱”。面对生活的窘境，苑国钟这么说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也是真实的表达。这么直露的表达也得到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可是当一个人把钱当作信仰时——我们不需要做任何道德上的批判——恐怕在笑过之后应该是长久的悲哀吧？可是，这个钱又何止仅仅是苑国钟这一个人的所谓信仰呢？它也许是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们的共同信仰。《会馆》整部剧一直都绕不开一个钱字，把“收房租”戏称为“要饭钱”，各种苛捐杂税都是钱，血汗钱，捐款等等，这些小市民的生活几乎是始终被钱给包围笼罩压制着。
本来理应作为信仰的宗教被赋予了最全面的世俗的意味，被人们肆意地戏谑着；真正成为了人们信仰的却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最世俗却又最实际的东西。这两层调侃，把神圣的精神打的烟消云散，用最市井的文化来解读最崇高的信念，这种不和谐引发了人们的笑声，更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信仰有多么重要？到底什么才能划为信仰？信仰到底是给谁信的，有些什么用？他们真的信奉自己的信仰吗？……这些问题，即使放在现在的时代，依然是值得深思的。


隐喻与象征

苑国钟和苑江淼这对父子的矛盾越往后面越显现出来。父亲对钱财十分在意，儿子却往往好善乐施；父亲只关注眼前最实际的得失，儿子却向往着他心中的新中国；父亲对于赤党革命采取漠然态度，儿子却偷偷在印制先进传单；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倍加，儿子却对父亲冷言冷语；父亲是相信人血馒头能够救儿子命的人，儿子却是宁可死了也不要父亲收钱的人。父子两代人其实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这里其实依然是一个十分常用的“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对这中象征并不陌生，《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等中都存在过类似的象征和比附，编剧者的小说《伏羲伏羲》（《菊豆》）更是以子一辈对父一辈的反抗为深层结构的。这种矛盾就是年轻一代对年老一代的背叛和否定。中国的革命也大多都是子一代的革命。但是，我们也看到，与《伏羲伏羲》不同的是，在《会馆》中，身体上有残疾的是年轻一代（苑江淼患有痨病），而年长一代（即苑国钟）是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救儿子的。
《会馆》分为三幕，根据剧本，这三幕的时间分别是1948年的“处暑　白昼”、“霜降　黄昏”和“大雪　黑夜”。不难看出，编者这种安排是有其隐喻含义的，我认为这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这三个节气本身暗示了一种由极热转为极寒的过程，这一个趋势是与戏剧矛盾的发展形成相呼应的，一步步逐渐走向严峻。同时，也影射出民国百姓的生活也正走向衰落和颓废。其次，这三个节气代表了“夏、秋、冬”三个季节，唯独没有春天。这显然是有所寓意的，因为季节往复，冬天过去，迎来的便是（1949年）的春天了。最后，具体时间分别为“白昼、黄昏、黑夜”，这与节气自身由热及冷的过程是相对应的，不言而喻，“黑夜”过去，自然就是充满曙光的黎明。这几层意思解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一般的观众很可能因为过分关注舞台表演而忽略这一点。
另外，戏的结尾，身中流弹的苑国钟说自己的儿子“要去新中国”，同时田翠兰的女儿正好产下婴儿，从房子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这样的象征总感觉和整部戏的风格不太统一，通篇都很含蓄，但是最后用婴儿的哭声象征新生命、新中国的到来，似乎有些老套，而且也比较生硬。

总体看来，《窝头会馆》是近年来人艺话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作为献礼剧目，它也另辟蹊径，走了一条不歌功颂德也能突出主旋律的道路。对最普通的市民和市井文化的挖掘和展现，同样能够反映出时代的特色，并且唤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关键就在于它写的是人性，是谁都无法否认，或多或少全都具备的那种时而光辉时而丑陋的最真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