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个大胆的计划2010年1月底，终于等到了芬兰领事馆通知领签的电话，距离我开始全身心准备休学旅行正好一年。彼时正在某券商实习，在福州做项目，每天从日出开始干活，做到下一个黎明睡觉，没有周末，甚至不许请病假，一连几个星期从未离开客户的办公大楼和宾馆，忙得人完全忘记了一个月前的纠结。接到电话时，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我已经用一年时间为它的到来作足了心理准备，听到它的消息， 就好像听说一个老朋友即将来访，十分坦然，坦然之中，也有点儿不知所措。
我曾经被荷兰大使馆拒签过两次，虽然在护照上没有留下拒签章，但是在申请芬兰的签证前，我还是根据前次申签的经验，为它预备了一个月的拖延时间和两个月的申诉时间。出乎我意料的是，才三周，芬兰人就慷慨地给了我签证。可这高效率反而把我置于尴尬的境地，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订机票，如果临时购买机票，把我宰了论斤卖掉也换不到一张。
和朋友弥弥在MSN上讲到这个尴尬，她又提出“西伯利亚铁路”的想法。这个词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悟空最先提出来的。在某一个和狐朋狗友闲扯的夜宵场，我们聊起去欧洲的各种神奇交通方式，悟空极推荐西伯利亚铁路，并怂恿我通过这条欧亚大陆桥前往芬兰。我们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当做玩笑聊过就忘记了，没想� (more...)
5、惊险刺激一小时
“我真佩服你，就这么走了！”
晚上9点58分，前来送站的朋友YY在北京火车站为我拍了出发前最后一张照片，把相机还给我，无比感慨地说。我得意地挥挥手中的车票，冲他咧了个镇定的微笑。
10点过5分，快要从春运大军里杀出重围腾挪到检票口时，我叫住在前面拖着我的行李疾走中的YY，说：“我的票没了。”
没了，就这么几分钟的事。原本把票攥在手心里备查，手里提着身上挂着的行李太多，左右周转倒腾一圈，票就不知怎的从手里滑落丢失，浑然不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接下来，你也能猜到：找！疯狂地找！地上、垃圾堆、失物招领处......只要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搜寻了一遍，却丝毫追不到票的踪迹。春运时的北京火车站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卷满了人和行李，要在这大潮里找一张小小的纸头无异于大海捞针。火车开出的时间是晚上11点，在原地抗争了20分钟以后，车站广播开始通知去莫斯科的乘客检票上车。直觉告诉我，继续留在原地找票已经是在做无用功，不如到检票口试试运气。
冬天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人很少，检票口只有十多个人，而且看起来大多是短途旅行者，和其他检票口被人海团团围住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毫不费力地挤到前面问检票员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放我们进站，并把车票发票、护照等所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摊给检票员看。检票员的态度强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让进，没有票就是不让进，除非你现在马上去补一张票。即刻补票是不可能的，因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并不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销售，而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代 销，周六晚上11点并不是国旅正常的上班时间，即使国旅有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在半个小时内光速冲去距离火车站两站地的国旅营业点补完票再回来上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直到这时，我的肾上腺素才开始侵入大脑，意识由连贯的逻辑碎成片：如果真走不了，我该怎么办？看着地上已经为这次火车旅行准备好的两个巨大食品袋，想起这段日子的准备和期盼，不由得让人失魂落魄。所幸，我和YY在一起。
“没事，如果真走不了，就先住我家，下周再买票走。”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再想想办法。”随后，他让失了魂的我留在原地等待，他再去四处看看有没有找回车票的可能。
他的话是我的镇静剂，是啊，即使今天上不了车，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再返回去找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必须在他找票的同时想出第二套应对方案。独自面对着检票口，我先重新清查了一遍随身行李，确定票的确是丢了。随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去对后果施展丰富的想象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这件事情上，用常识和逻辑推断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任何时候，如果想要顺利登上火车，必须要搞定两道关卡，一是车站检票员，二是火车上的列车员。检票员属于火车站编制，只负责维持车站内秩序，把持有合规车票的乘客放下站台，而乘客是否能够顺利登上火车与检票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多放几个送站人员或者混车小鬼本来就是检票员控制下可松可紧的小事。列车员是随着火车的，负责车厢里的秩序，在车厢内座位富余的情况下，多一两位乘客对他们来说只是类似于多了一两件行李而已，不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损失。这两类需要搞定的爷分属两个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利益诉求非常 相似——放你一码是再简单不过，可他们都不愿意随便给自己找麻烦，你必须想办法哄他们开心或者以小利诱惑之。作完这番简单的分析以后，我又把具体的行动方案在心里罗列了一遍：
（1）找关系。梳理了一遍我现在的关系网，暂时找不到对北京火车站有影响力的人物，且西伯利亚铁路段由俄罗斯列车执行，通过熟人帮忙疏通是难上加难。放弃。
（2）一哭二闹三上吊，用情感来打动人，配上泪汪汪的大眼睛，或许可以试试。
（3）补票。虽然不可能马上冲到国旅营业点重新办手续，但是凭经验，大多数火车都能在车上补票，这趟列车说不定也可以。
（4）花点儿现金打点。不解释。
（5）买站台票混上车再赖着不走。这是典型的春运混车法，同样不解释。
待闫岩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时，我已经默默描画好了剧本，就像是即将上台表演的演员，心里期待又紧张，早已把沮丧和慌乱抛到了脑后。晚上10点50分，距离开车还有15分钟，所有的乘客都已经检票上车，检票员开始百无聊赖地抠手指头等着关闭检票口——最完美的时刻到了！
我眼含泪水、语带哭腔地找到一名检票员，噼里啪啦胡言乱语一番，用最快的速度讲完丢票的事实。检票员晕了，主动告诉我说上车与否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列车员手中的，他能做的只是发发善心放我进站，至于能不能上车，就要看我自己的运气了。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放大声音号叫，请各位叔叔阿姨让我至少去碰个运气，如果列车员不让上车我自认倒霉。允！
下到站台，找到车厢，用同一招与俄罗斯列车员叽里咕噜，可惜用英语表演血海深仇就是不能像中文一样简洁有力，几个金发碧眼听得眼睛发直，摇着头示意他们不想理会我这只小苍蝇。列车正在作最后的准备，时间紧迫，留给我的只有最后几分钟了！
忽然，闫岩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听不懂英语！Oh，no ！！！我的血海深仇啊，就这样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小打小闹！如果再继续打感情牌，就算是感动了玉皇大帝都没有用。恰巧，旁边有位大叔正在用俄语和一位列车员交谈，我们激动万分地抓到这根救命稻草，请求他为我翻译；对方也找到一个英语惨不忍睹的高个子女人来交涉，好歹是能够让他们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血海深仇了。可惜几番鸡同鸭讲后， 俄叔俄婶们还是摇头，并示意我退到黄线后面。此时，离开车还有5分钟，不少先前聚过来看热闹的列车员已经回各自负责的车厢准备起程了。
继续，我们开始执行Plan 3（计划 3），询问是否有可能在车内补票。他们对视一眼，不置可否，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可以补票。翻译大叔把车票上的票面金额特意秀出来给他们看，几位俄叔俄婶的眼 睛瞬间一亮，互相对视一眼，面部表情十分微妙。还没有等大叔给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我已经从列车员的表情里看出了玄机。Plan 4（计划4）！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赌上我的直觉，看着他们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I have money ！（我有钱！）事实证明，这是同俄罗斯列车员整番对话中双方唯一能够迅速达成共识的一句。几位俄叔俄婶又对视一眼，神情暧昧地用英语追问确认：
You have money？ （你真有钱？）
Yes ！一锤定音，上车！
上车后，发现车票上记载的床位顺序已经完全被打乱。列车员为了方便管理，并不是按照票上的床位号来安顿乘客，而是把全车乘客顺序打散，按照目的地和国籍重新分配车厢。我为了接下来应付前来索钱的列车员，紧跟着那位翻译大叔，争取和他在同一间包厢安顿下来。四个人的标配包厢，就住了我们俩，倒也舒适。
同YY拥抱告别。他刚走，车就开了，11 点过 5 分。
这一小时发生了好多事情。如果没有闫岩的冷静和果敢，这篇游记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闫岩，话不多说，你懂的。
俄罗斯的列车员并不容许我多感慨，列车刚开，就来了两个大汉撞开包厢门，堵在门口索钱，开价1 000美元。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随后又乐了，看来这列车员也学会了中国式地摊开价法，那我就陪玩到底呗。按照地摊杀价法，我没有答话，只是给了个错愕不屑的眼神。他们想了想，犹豫着降到600欧，接近票价。
我不傻，这钱肯定是他们私吞的，心理价位只是打算塞给他们每人 100 欧，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于是用中文咨询了一下同屋的翻译大叔。这大叔是个商人，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他告诉我说由于接下来6天都将在火车上被这几个人管，所以最好不要激怒他们，就当是花钱买福，接受他们的要价算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此票按规定是遗失就算作废，再次乘车必须重新补票，如果我乖乖补票，也要付出500欧。但是我仍然想尝试着再砍掉一点儿，于是先还到400欧，再看他们的反应。听到这个数字后，两位大汉面露愠色，似乎很难接受，恐怕不好向另几位垂涎瓜分这笔意外之财的列车员交代，于是我又塞给他们50美元和一脸命苦相，表示再多我就没有了，可以随他们搜包。俄叔们不满地瞪着我，咕叽咕叽半天，算是同意，骂咧着走了。
未及，俄叔扔过来一袋床单被套，顺便欢天喜地地收钱。我已经为听随翻译大叔的谨慎有点儿懊悔，觉得在这种私了的交易环境里面原本是可以把价格压得更低的，于是很贱地要求列车员给发票。俄叔愣了一下，咕噜着会给的，灰溜溜地逃走。
此事至此告一段落。我深刻地体会到，钱，就是万能的。
晚上9点58分，前来送站的朋友YY在北京火车站为我拍了出发前最后一张照片，把相机还给我，无比感慨地说。我得意地挥挥手中的车票，冲他咧了个镇定的微笑。
10点过5分，快要从春运大军里杀出重围腾挪到检票口时，我叫住在前面拖着我的行李疾走中的YY，说：“我的票没了。”
没了，就这么几分钟的事。原本把票攥在手心里备查，手里提着身上挂着的行李太多，左右周转倒腾一圈，票就不知怎的从手里滑落丢失，浑然不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接下来，你也能猜到：找！疯狂地找！地上、垃圾堆、失物招领处......只要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搜寻了一遍，却丝毫追不到票的踪迹。春运时的北京火车站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卷满了人和行李，要在这大潮里找一张小小的纸头无异于大海捞针。火车开出的时间是晚上11点，在原地抗争了20分钟以后，车站广播开始通知去莫斯科的乘客检票上车。直觉告诉我，继续留在原地找票已经是在做无用功，不如到检票口试试运气。
冬天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人很少，检票口只有十多个人，而且看起来大多是短途旅行者，和其他检票口被人海团团围住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毫不费力地挤到前面问检票员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放我们进站，并把车票发票、护照等所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摊给检票员看。检票员的态度强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让进，没有票就是不让进，除非你现在马上去补一张票。即刻补票是不可能的，因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并不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销售，而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代 销，周六晚上11点并不是国旅正常的上班时间，即使国旅有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在半个小时内光速冲去距离火车站两站地的国旅营业点补完票再回来上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直到这时，我的肾上腺素才开始侵入大脑，意识由连贯的逻辑碎成片：如果真走不了，我该怎么办？看着地上已经为这次火车旅行准备好的两个巨大食品袋，想起这段日子的准备和期盼，不由得让人失魂落魄。所幸，我和YY在一起。
“没事，如果真走不了，就先住我家，下周再买票走。”他说，“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再想想办法。”随后，他让失了魂的我留在原地等待，他再去四处看看有没有找回车票的可能。
他的话是我的镇静剂，是啊，即使今天上不了车，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世界末日。再返回去找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必须在他找票的同时想出第二套应对方案。独自面对着检票口，我先重新清查了一遍随身行李，确定票的确是丢了。随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去对后果施展丰富的想象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这件事情上，用常识和逻辑推断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任何时候，如果想要顺利登上火车，必须要搞定两道关卡，一是车站检票员，二是火车上的列车员。检票员属于火车站编制，只负责维持车站内秩序，把持有合规车票的乘客放下站台，而乘客是否能够顺利登上火车与检票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多放几个送站人员或者混车小鬼本来就是检票员控制下可松可紧的小事。列车员是随着火车的，负责车厢里的秩序，在车厢内座位富余的情况下，多一两位乘客对他们来说只是类似于多了一两件行李而已，不会对他们带来什么损失。这两类需要搞定的爷分属两个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利益诉求非常 相似——放你一码是再简单不过，可他们都不愿意随便给自己找麻烦，你必须想办法哄他们开心或者以小利诱惑之。作完这番简单的分析以后，我又把具体的行动方案在心里罗列了一遍：
（1）找关系。梳理了一遍我现在的关系网，暂时找不到对北京火车站有影响力的人物，且西伯利亚铁路段由俄罗斯列车执行，通过熟人帮忙疏通是难上加难。放弃。
（2）一哭二闹三上吊，用情感来打动人，配上泪汪汪的大眼睛，或许可以试试。
（3）补票。虽然不可能马上冲到国旅营业点重新办手续，但是凭经验，大多数火车都能在车上补票，这趟列车说不定也可以。
（4）花点儿现金打点。不解释。
（5）买站台票混上车再赖着不走。这是典型的春运混车法，同样不解释。
待闫岩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时，我已经默默描画好了剧本，就像是即将上台表演的演员，心里期待又紧张，早已把沮丧和慌乱抛到了脑后。晚上10点50分，距离开车还有15分钟，所有的乘客都已经检票上车，检票员开始百无聊赖地抠手指头等着关闭检票口——最完美的时刻到了！
我眼含泪水、语带哭腔地找到一名检票员，噼里啪啦胡言乱语一番，用最快的速度讲完丢票的事实。检票员晕了，主动告诉我说上车与否的生杀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列车员手中的，他能做的只是发发善心放我进站，至于能不能上车，就要看我自己的运气了。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放大声音号叫，请各位叔叔阿姨让我至少去碰个运气，如果列车员不让上车我自认倒霉。允！
下到站台，找到车厢，用同一招与俄罗斯列车员叽里咕噜，可惜用英语表演血海深仇就是不能像中文一样简洁有力，几个金发碧眼听得眼睛发直，摇着头示意他们不想理会我这只小苍蝇。列车正在作最后的准备，时间紧迫，留给我的只有最后几分钟了！
忽然，闫岩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听不懂英语！Oh，no ！！！我的血海深仇啊，就这样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小打小闹！如果再继续打感情牌，就算是感动了玉皇大帝都没有用。恰巧，旁边有位大叔正在用俄语和一位列车员交谈，我们激动万分地抓到这根救命稻草，请求他为我翻译；对方也找到一个英语惨不忍睹的高个子女人来交涉，好歹是能够让他们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血海深仇了。可惜几番鸡同鸭讲后， 俄叔俄婶们还是摇头，并示意我退到黄线后面。此时，离开车还有5分钟，不少先前聚过来看热闹的列车员已经回各自负责的车厢准备起程了。
继续，我们开始执行Plan 3（计划 3），询问是否有可能在车内补票。他们对视一眼，不置可否，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可以补票。翻译大叔把车票上的票面金额特意秀出来给他们看，几位俄叔俄婶的眼 睛瞬间一亮，互相对视一眼，面部表情十分微妙。还没有等大叔给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我已经从列车员的表情里看出了玄机。Plan 4（计划4）！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赌上我的直觉，看着他们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I have money ！（我有钱！）事实证明，这是同俄罗斯列车员整番对话中双方唯一能够迅速达成共识的一句。几位俄叔俄婶又对视一眼，神情暧昧地用英语追问确认：
You have money？ （你真有钱？）
Yes ！一锤定音，上车！
上车后，发现车票上记载的床位顺序已经完全被打乱。列车员为了方便管理，并不是按照票上的床位号来安顿乘客，而是把全车乘客顺序打散，按照目的地和国籍重新分配车厢。我为了接下来应付前来索钱的列车员，紧跟着那位翻译大叔，争取和他在同一间包厢安顿下来。四个人的标配包厢，就住了我们俩，倒也舒适。
同YY拥抱告别。他刚走，车就开了，11 点过 5 分。
这一小时发生了好多事情。如果没有闫岩的冷静和果敢，这篇游记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闫岩，话不多说，你懂的。
俄罗斯的列车员并不容许我多感慨，列车刚开，就来了两个大汉撞开包厢门，堵在门口索钱，开价1 000美元。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随后又乐了，看来这列车员也学会了中国式地摊开价法，那我就陪玩到底呗。按照地摊杀价法，我没有答话，只是给了个错愕不屑的眼神。他们想了想，犹豫着降到600欧，接近票价。
我不傻，这钱肯定是他们私吞的，心理价位只是打算塞给他们每人 100 欧，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于是用中文咨询了一下同屋的翻译大叔。这大叔是个商人，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他告诉我说由于接下来6天都将在火车上被这几个人管，所以最好不要激怒他们，就当是花钱买福，接受他们的要价算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此票按规定是遗失就算作废，再次乘车必须重新补票，如果我乖乖补票，也要付出500欧。但是我仍然想尝试着再砍掉一点儿，于是先还到400欧，再看他们的反应。听到这个数字后，两位大汉面露愠色，似乎很难接受，恐怕不好向另几位垂涎瓜分这笔意外之财的列车员交代，于是我又塞给他们50美元和一脸命苦相，表示再多我就没有了，可以随他们搜包。俄叔们不满地瞪着我，咕叽咕叽半天，算是同意，骂咧着走了。
未及，俄叔扔过来一袋床单被套，顺便欢天喜地地收钱。我已经为听随翻译大叔的谨慎有点儿懊悔，觉得在这种私了的交易环境里面原本是可以把价格压得更低的，于是很贱地要求列车员给发票。俄叔愣了一下，咕噜着会给的，灰溜溜地逃走。
此事至此告一段落。我深刻地体会到，钱，就是万能的。
爱卿，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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