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程树良死亡的那个年代，我们远看不到一个事件在社交媒体上风一样迅速发酵，也听不到网民的声音在公开的平台上与公权力博弈。
　　搜狐传媒（微信号：media-fox）独家稿件，欢迎转发，媒体转载需授权。
　　文 | 周佩雅
　　编者按2016年5月7日晚，29岁的雷洋前往首都机场接人，至此失联。5月9日晚9时许警方的一份通报告知，“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已经死亡”。
　　这份255个字的通报浓缩了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光——
　　5月7日20时许，昌平警方接群众举报称：位于昌平区霍营街道某小区一家足疗店内存在卖淫嫖娼问题。接警后，警方依法迅速开展查处工作。当晚，在该足疗店查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6名。
　　期间，民警在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29岁，本市人）带回审查时，该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警方依法对该人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在将该人带回公安机关审查过程中，该人突然身体不适，警方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昌平公安分局已将此情况通报检察机关。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已介入并开展侦查监督工作。
　　目前，此次抓获的其他5人因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被昌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家属不认可警方的这份简单通报，他们等待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他们不相信，29岁的杰出青年学者雷洋，在刚刚升格为父亲，女儿还差两周就满月的时候就这样轻易地死了。
　　一个本极其体面的人就以这样离奇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舆论的喧嚣不可避免。而在众多的报道中我们发现，14年前，一起极其相似的案件曾在湖北省黄梅县上演：44岁的教授、硕士生导师程树良2002年5月11日回老家湖北黄梅县农村奔丧。结果，这成了一场不归之途——因为嫖娼不服管教而跳车死亡。
　　“人大硕士”、“嫖娼”、“离奇死亡”……几个字眼勾勒出了一个包含了社会地位、色情、悬疑等复杂因素和激烈冲突的故事，也勾起了人们一窥究竟的欲望。
　　而14年前，同样触目惊心的标题“奔丧教授嫖娼致死案”也曾出现在报纸上。
　　极其相似的案件
　　2002年5月，“5?11教授嫖娼致死案”掀起了一阵舆论潮。
　　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往往有这样的案情介绍：程树良，44岁，是武汉理工大学破格提拔为正教授的三名年轻才俊之一。2002年5月9日，程树良与弟弟程树翔一起驱车回老家湖北黄梅县。10日下午，二人参加完葬礼，回到黄梅县城住宿，准备次日中午返回武汉。5月11日早晨7时半，程树良步行到了西街。按照当地有关部门的说法，程因“嫖娼被举报，在警车押往派出所途中，由于承受不了那么大压力，跳车死亡”。
　　短短150字，就展现出了和本次“人大硕士离奇死亡”案件几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程树良教授生前留影
　　首先是死者身份。
　　在2002年的案件中，死去的教授名叫程树良，44岁。他不仅是武汉理工大学破格提拔为正教授的三名年轻才俊之一，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武汉理工大学副主委。他主持研制的远洋船舶轮机仿真训练器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程的妻子黄华说，丈夫少时生活艰难，因此生活一直质朴节俭。
　　而本次“人大硕士离奇死亡事件”中，死者雷洋，是从山村走出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环境经济和循环经济领域的专家。知乎用户、自称是雷洋同学的@山羊月在写《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文章时，也把雷洋称作“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中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雷洋死亡时，他的女儿才出生两周。
　　都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武汉理工正教授”，一个是“人大硕士研究生”；一个是科技制造领域专家，一个献身于环境保护事业；一个是一生节俭的好丈夫，一个是爱女心切的好爸爸……
　　而死亡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几个关键点上也几乎一致。
　　程树良参加完葬礼后，于2002年5月11日早晨7时半独自步行至黄梅县西街，后久久未归，弟弟程树翔焦急万分，“手机打了几十个都没人接”。直到11时左右，他接到了县委副书记许振球的电话，告诉他“马上到县人民医院二楼”。到达医院后，程树翔被许振球告知，“你哥哥嫖娼被举报，在警车押往派出所途中，由于承受不了那么大压力，跳车死亡。有老板、妓女的讯问笔录为证。”
　　而雷洋则是在2016年5月7日晚21时左右从家里出门去首都机场接他的亲属，随后失去联系。其妻子和亲属不间断打电话，但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直到凌晨1点，电话被昌平区东小口镇派出所接听，并告知亲属需要去派出所。到达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们，“雷洋因涉嫌嫖娼，在警车带往派出所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亡。”而且在路途中，“雷洋反抗强烈，跳车头部着地，导致身体淤伤”。
　　但是，不管是十四年前还是今天，死者家属都没有接受警方的说法。
　　2002年5月20日，程树良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尸检结论证明程嫖过娼（“妓女体内残留物经化验与程血型相同”），死亡原因系自己跳车头部着地。
　　警方结论是，程树良既嫖了娼，又系自己跳车身亡。这就意味着，除了“监管不严”外，警方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对于警方的说法，死者家属称有诸多疑点：官方称死者8时20分进了一家发廊，目击群众称，8时40分左右即看见一名疑似警察的人员扭住程树良不放。在二十分钟的时间内要经历洗头、按摩、等待线人叫来妓女（按官方说法，妓女是发廊从外面叫来的）、付款等等事情，这合理吗？而关于举报者，此前黄梅县委方面称是发廊老板举报，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匿名电话，真正举报的究竟是谁？
　　而在雷洋事件中，@山羊月在知乎专栏文章中质问：雷洋经常锻炼，无心脏病史，为何会突发心脏病？如果跳车，为何只有淤血没有明显皮外伤？既然执法后已被制服并招供，为何还会尝试并成功做到跳车？为何警方不及时联系家属？雷洋手机中的位置记录等信息为何会被删除？
　　艰难的追问
　　2005年，新浪博客上线；2009年，新浪微博才开始内测；2010年，知乎社区上线，采用邀请注册制，2013年向公众开放注册；2011年，腾讯推出微信，2012年又推出微信公众平台。在程树良死亡的那个年代，我们远看不到一个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像风一样迅速发酵，也听不到网民的声音在公开的平台上与公权力博弈。
　　在程树良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首先是报纸，然后是网站进行的转载传播。
　　程树良死后，《南方周末》于2002年5月23日发表了长篇报道《湖北黄梅“奔丧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网友称，该文中《南方周末》“一改多年的犀利文风，以十分谨慎的措辞，报道了程树良教授‘嫖娼致死案’的官方结论及民间种种疑点”。
　　5月24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当地民警通过办案创收 “教授嫖娼”引发边缘问题》，谈程树良事件中当地警方的做法。5月27日，又发表一篇报道《尸检报告自相矛盾，教授嫖娼致死案疑点重重》，讲述了案件到目前为止的进展，并刊登评论员文章，敦促政府“让疑案尽快水落石出”。
　　
　　围绕程树良之死，某网站策划的专题。
　　许多报道中都提到，程树良死亡日期为5月11日，其后政府方面一直保持缄默，没有与死者家属联系，直到14日上午才与程树翔协商尸检问题。程树良的尸体在黄梅县殡仪馆停放了整整16天才进行火化。而媒体的报道都是在10天之后才推出。
　　而在雷洋事件发生不足24小时，@山羊月在知乎专栏发布文章《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引发大量转载。随后该文章被删除，但多个微博账号和多家微信公众号已转载该文，相似的内容以《人大硕士离奇死亡》、《愿以十万赞，换回一公道》等题目再次被疯狂转发。
　　除了有关事件本身的内容，徐和谦所作的对此事进行评论的文章《雷洋之死撞翻了人心中侥幸的天平》等文章也引起了大量转发。截至5月10日，各大媒体逐渐跟上趟，澎湃新闻、财新网、《新京报》、腾讯、搜狐、新浪等各大媒体都发布了雷洋事件相关报道。
　　每多一篇报道，就会增加一点信息。澎湃新闻首先联系雷洋妻子，核实知乎专栏文章内容属实；《新京报》称事发当天是当事人结婚纪念日；腾讯新闻称事发当晚雷洋被送医院抢救时已昏迷，而且戴着手铐，嘴上有血。凤凰评论家发表评论《谁来为人大硕士雷洋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搜狐发表评论《雷洋之死，走不进现实的“真相”》……
　　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涉嫖被抓身亡”：以公开守护公正》，指出“警方公布信息及时且必要，有助于还原事实、回应关切，是司法公开的实际举措，体现出一种进步”。
　　事件重演，结局也重演？
　　程树良离世已经14年了。14年间，曾被称作“5?11事件”的“教授嫖娼致死案”几乎没有再起一点儿风声。关于事件的真相，只有当年留下的两种猜测：
　　其一，程树良确实嫖娼了。由于自尊心强，且面临社会身份地位带来的压力，他选择跳车，不幸身亡。程树良的同事曾形容他“性格耿直，发表意见从不拐弯抹角。提起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没意思’是他的口头禅”；他的妻子也提到，丈夫从来不会恭维人，一般来说男人哄女人是很正常的，但他从来不哄自己。“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死，这件事只要他稍微转点弯，先承认了，再作计较也不迟……”
　　其二，这是警方“办案创收”造成的悲剧。通过执法“创收”在中国各部门执法行动中不算鲜见，例如以妓女或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设套，引诱他人嫖娼、买车，然后罚款牟利。这种行为的后果，轻不过被骂“钓鱼执法”，重则会造成命案。程树良事发后，一位黄梅县当地民警曾告诉记者，“我们确实有创收任务”
　　亦或真相是两者的结合：程树良确实激烈反抗了，为了“创收”，警察也暴力相向。
　　某种程度上，这则新闻最后的结局是，无论是悲伤的亲人还是渴求真相的民众，所有的情绪和需求都消弭于时间的奔流。
　　历史是吊诡的：曾经认为已经被遗忘的事件竟然重回人们视野。
　　在雷洋事件中，媒体机构，包括更多个人自媒体，更多的平台一起加入到了呼唤真相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