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也未必那麼著急去解決香港問題，因為這是中西方博弈背景下的議題。香港問題的性質就像中美貿易戰一樣，中央並不急著在中美貿易戰中達成協議，背後的思路就是展現一種以我為主的戰略定力，讓對手自己內部發生變化，讓對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選擇。因為如果對方提出幾個訴求都是你不斷回應的話，這個時候你就顯得很被動，而且很容易進入對方的政治邏輯陷阱。現在並不是再給香港人甚麼希望的時候，而是讓香港人絕望之後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自己身份與前途的問題。他們原來那種希望近乎追求「完全自治」，其設想、出發點以及對香港與國家關係的理解，在中央看來需要改變。這個邏輯很冰冷很殘酷，但是似乎越來越成為中央政策選擇當中的一種共識。所以中央不著急，因為中央知道到底對打的是什麼，不是打任何一個具體的議題，打的是香港內心的虛妄與驕傲，經此決定性碰撞後它才會重新理解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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