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泸沽湖的另一种声音 (zt)
来自泸沽湖的另一种声音
转贴自摘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
几次从泸沽湖落水回来后，一路听到驴友对落水村的失望和当地摩梭人对游客的失望，深感到在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弱小民族的声音太小。语言和文化程度的差异，使大家的隔阖和误解越来越深，周华山先生在永宁地区和摩梭人打成一遍，用摩梭语交流，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并在出版之前让摩梭人先传阅和提意见，他用最大可能一个中性的立场上去写出了尽可能不带偏见的摩梭人及他们的生活和变化以及本质不变的东西。
永远忘不了：二车说过那是他看过最好写自己摩梭人的书，虽然有许多地方说了他们不好，但他没有说假话；一位大姐说这本２８元的书虽然只能赚一元钱，但她还是要帮这位摩梭人的朋友卖。
我去过泸沽湖九次了，可能是纳西族与摩梭人的祖先是同一个吧，永远把他们当成了朋友，虽然有过一些不快。我在这里只能尽我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完这篇文章，希望广大驴友能尽可能用心去读，去倾听来自泸沽湖的另一种声音，并希望以此文的观点能让大家讨论旅游开发区纯朴和商业的关系做一点材料。
最后有一个不请之请：小熊和兔子能不能把这篇文章算作精品，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虽然是转贴。摩梭人也有话要说给旅游者听，旅游论坛也要听听来自旅游地的声音。
从一个村庄看旅游开发后的摩梭
前言
落水村是摩梭地区最热门的旅游点。笔者住在落水村期间，几乎每天都碰上游客说同一句话：
“落水村已经变味，根本不是真正的摩梭，原始味道已经变得商品化，年轻人天天看电视、唱时髦流行曲，不再穿民族服装。请问真正的摩梭村庄在哪里？”
先不定夺落水村摩梭是否变质，这番话首先道出许多游客自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游客尽情享受城市市场经济的科技、文明、方便、效率与商品享受，但另一方面来到摩梭地方，却期望看到摩梭人非常“原始”的生活。当发现摩梭人竟如此文明，便非常失望，谓摩梭已经商品化变味，但游客甘之如饴生活在高度商品化的现代城市里，身上尽是商品潮流衣裳服饰，早已背弃自身中国传统的汉唐古装，如今看见摩梭人牛仔裤Ｔ恤打扮，却批评摩梭人变质汉化，但所谓“汉化”其实早已“洋化”。批评摩梭人变质的汉族游客往往浑身“西装”国外时髦品味。倘若汉族游客早已背弃自身文化传统的缠足、杀婴、长衫旗袍、三妻四妾的封建道德，那我们也应该支持摩梭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期望摩梭人犹如动物园猩猩熊猫，只沦为游人观赏甚至猎奇的对象。
许多旅客表示渴望体验真正的摩梭村寨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批评落水村的厕所肮脏、猪膘肉肥腻难以下咽，到知悉永宁山区没有厕所，而摩梭根本没有“厕所”一词，都是在大自然无人地带随意“唱山歌”，九十一个摩梭村寨只有一个温泉洗澡，许多游客却又惊讶那么肮脏那么不方便，如何生活？说白了，正是居高临下、偷窥猎奇之双重标准，最希望自己坐在泸沽湖五星级酒店内，看到下面山区呼天抢地之人间惨剧，彻底满足悲怜“落后土著”的“慈善”心理。
家屋成为经营单位
本文先探讨落水村旅游体制建立的四个阶段，然后讲述旅游业对落水村以至整个摩梭文化的冲击。落水村近年成为整个丽江地区富裕村之前列，其有目共睹的旅游骄人成绩，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四个发展阶段。
旅游业萌芽期（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
泸沽湖在１９９２年才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的的旅游区。在此以前游客稀少，都是个别散客及经官方单位安排的考察团。通常入住落水村保护区的两所宾馆。落水村在１９８９年才有第一间摩梭家庭旅社，此事曾在当地引起激烈争论，发起人汝享浓布（４４岁）就表示：
“我在１９８８年起任旅游局局长，前身是政府成立的旅游公司，负责统筹宁蒗县的旅游。当时我看到旅游发展的迫切，遂向领导提出兴建家庭旅社，彝族书记阿苏全力支持，并建议在落水开办五家、里格开办三家家庭旅社，反而是县城摩梭老干部强烈反对。原因有二：一是恐怕外面陌生人住在摩梭家庭，会因风俗习惯而引起矛盾。二来怕游客把不良风气带进摩梭，万一摩梭妇女生下金发孩子，将成为摩梭人的耻辱。当时我极力保证万一出事我负全部责任，便在我家搞起首间家庭旅社，共八间房二十个床位，村中其他人皆观望以至反对，到１９９３年才有第二间家庭旅社‘摩梭风情园’。”
落水村民最初都怀疑家庭旅社的效益，殊不知首家家庭旅社一年内赚了四万多元，村民侧目惊讶，开始认为传统的火塘文化不应固步自封，而必须积极回应现代社会的冲击。
随着游客增加，落水摩梭人面对如何把游客定位与归类的难题：究竟应按摩梭俗例热情款待来客，不收分毫，抑或用外面商品市场规律明码实价？起初，落水人热情如昔而不愿收钱。游客问可否买两个苹果，摩梭人回应谓没有苹果卖，然后从果树上采一大袋苹果送给游客；游客说半天未吃饭，主人家马上杀鸡、打酥油茶、端猪膘肉，事后拒绝收钱。但落水人很快发现，不可能天天送苹果，也不可能每天杀鸡，遂以族裔身份而划出楚河汉界，谓游客既是外人，可以按外面规矩计算。但害羞文化仍令落水人耻于收钱，也拒绝拉客。客人到家里吃饭后问多少钱，回答总是“随便你，不要客气”；游客主动要求划船后给五元，摩梭人很可能退回二元。
当时，村内老人还是反对游客进来，认为收钱会破坏摩梭热情风俗，更受不了游客情侣公然牵手、穿迷你裙、火塘面前乱说话的不良风气。随着游客增多，情况出现变化。以前落水村民看到游客会害羞甚至走开，但开始有村民主动上前拉客。更重要的是划时代的民主化旅游体制逐渐建立起来。
旅游飞跃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这是落水旅游体制建立起来并急速发展的阶段，以１９９１年１月格则次梳尔车（４５岁）当村长为起点。当时游客逐渐增加，但规章制度全无，情况混乱，有摩梭人为争夺游客而吵架，有游客不满价钱混乱，有游客在公路上被拉到沙滩划船时才发觉自己“被宰”。次梳尔车表示：
“我上任后，把发展旅游体制放在工作首位，村委会十个委员为制定村规民约而经常开会，既要咨询村中老人，制定后又因违规行为及村内纠纷而头痛。”
在经济利益、摩梭声誉及家屋矛盾三方合力催迫下，完整的村规民约及旅游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划船从个人及家屋提升为村寨的集体行为，半数家屋（共三十八家）自愿地参加划船，分成两组每星期轮流每家派一人划船，每条船一次收五元，每天收入由组员平分。1993年，摩梭歌舞篝火晚会从家屋个别组织与争客，转为按照划船的分组模式。1996年，牵马也从个人行为提升为全村集体分组经营，明码实价写在沙滩木牌上。而村规民约亦越趋具体细微：牵马、划船、民族歌舞时不穿民族服装，立即罚款；迟到者不准参加当天活动；主动拉客到自己家庭旅社，马上罚款；落水人在公众地方争吵，罚款；向游客多收钱，罚款；村内骑着马跑，罚款，因为可能令游人受伤或受惊，又对村内老人不敬。沙滩规定由每家来种树，若三年内有任何树死掉，每树罚二十元。当时村长次梳尔车被誉为“罚款村长”。
随着旅游体制与规章逐步落实，村民间的纠纷以及游人的投诉也大为减少。据老人表示，1991年至1993年的矛盾最为激烈，经常出现家屋间之争吵，以至打架。村长次梳尔车坚持落水村为一家人，不分普米、摩梭或汉族，皆可参加划船等项目，同时严厉执行规章。他说：
“篝火晚会原本只有两人守门收费，后来发现有人私下‘食钱’，罚款之余，从此守门改为四人。我又专程走进篝火晚会场地抓没穿民族服装的落水人。1993年曾有里格村民把游客划船过来，被落水村民反对并把船费充公。我得悉后坚持摩梭人应互相帮助，遂与村委会赴里格赔罪、退款。直到1999年，仍有村民划船到四川，中途起风而坐地起价。这些事严重破坏了村夫民约，又损害落水与摩梭名声，必须罚款并公开指斥。”
村季会因多番妥善处理村民矛盾，而深受村民赞赏，1991年的村委会更连续三届连任到1999年，声望威信令村民折服。村长的威信除了个人能力外，也因为格则家乃落水村的名门大家，如今汝享、彩塔及达巴三大家的年轻一代，大多是格则次梳尔车七个舅舅所生的孩子。村长背后既是三大家族，令“公众事务”在“家屋”威望的支持下，更加顺利开展。
另方面，落水从传统摩梭的家屋本位，在九十年代逐渐转化为经济共同体，史无前例地令公众空间与规章变得重要，又建立由村委会集体处理公众矛盾的民主协商机制，令传统摩梭以家屋威望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极具摩梭特色的是，整个公众领域民主体制仍以家屋为本。
首先，整个旅游体制完全是以母屋火塘为单位，一个火塘派一人。自1997年起全村七十三家每天派一人，一星期牵马，一星期划船并跳舞，并从此定格为七十三家，即使日后再分家也不容参加旅游项目。其次，村规民约执行初期，经常以大家族力量作后盾，遇上棘手个案，村长家族壮丁与村委会成员统统站在村长旁，把村规民约强制执行。其三，七十三家母屋火塘组成经济共同体之后，先前的个人及家屋之间的利益争夺，转化为七十三个火塘携手拓展。可见整个公众领域民主体制绝非西方个人主义模式，也非国家机器从上而下推行，而是传统摩梭火塘本位民间自发之“家屋民主”、“家屋公众”及“家屋体制”。近年有十多个分家户希望加入旅游体制而一直被拒，但火塘本位的家屋和谐令少撮不满情绪从没激化为公开对立与冲突。
最后，落水公众领域民主体制之建立，电视科技之普及也功不可没。随着1995年落水通电及1996年家屋皆有电视，村委会便经常利用电视科技作村民咨讯传播，传达村委会的决定。而家家户户天天收看电视，也逐渐熟悉主流社会市场经济之思维，并选择性地把这种在公众领域公平协商的游戏规则，借用于自身旅游体制之建立与执行。
政府的介入与规范（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世界各地的旅游区，多半由政府策划、规范、统筹、监管，甚至经营。落水村是个例外，从1989年首间家庭旅社开始，整个旅游业的萌芽、起飞、发展、整顿、修正，大多是民间自发自主而少见政府介入。直到1996年二星级摩梭山庄建成，情况才明显变化。
1993年，政府见落水旅游迅速发展，便准备在落水村兴建附设娱乐城的星级宾馆，没有咨询落水村民就与四川乐山纸厂签定了合同。此事曝光后，引起落水人激烈反应，拒绝出让土地。结果，丽江地委调停，政府只好改为在1982年从落水划归里格村的一幅土地上动用一千四百万元建摩梭山庄，原以为能凭政府单位的庞大客源网络，令这间半山湖景的星级宾馆大有作为。不料到泸沽湖的游客，主要目的不在泸沽湖的山光水色，也不坚持电视与空调，反而希望能深入民间了解摩梭文化，情愿入住由摩梭人开办的家庭旅社体会摩梭风情。这边厢落水家庭旅社门庭若市，那边厢星级摩梭山庄水静河飞长期亏损。丽江地区政府虽在1999年规定所有到泸沽湖的政府单位员工，必须入住摩梭山庄，担亏损情况持续。
政府的介入引起与村民的利益冲突。在修建摩梭山庄的过程中，政府曾做出规划，把游客住宿集中于政府自己投资的摩梭山庄，把落水局限为游客观光的民族风情村。政府又在1997年要求落水下村三十多间违例建筑的家庭旅社从湖边推移八十米，村民反对，政府控告村民，但宁蒗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后转往丽江地区法院，最终由丽江地区专员出面摆平，村民无须搬迁，象征式罚款了事。
早在1992年，水政渔政管理所的负责人曾把水域管理的机动船用作接待游客谋私利，泸沽湖开始出现油污。落水人强烈抗议这种污染泸沽湖的贪官行为，有村民偷偷破坏机动船，后来政府介入才从此没有机动船行驶泸沽湖。1994年，政府让一间私人机构在泸沽湖开直升飞机服务，环湖每人收费三十元，后来因巨大噪音及强风严重滋扰居民生活及令牛、羊、猪、马受惊，项目停止。1996年摩梭山庄的兴建，亦因利益冲突而一度引起官民关系紧张。1997年底落水下村出现十多间卡拉OK、歌舞厅及美容美发厅，更有歌舞厅修建在湖中间，严重滋拢民生、破坏环境。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旅管委）在村内老人强烈抗议下，勒令所有歌舞枯及美容美发厅迁出落水下村，搬住远离居民的保护区，从此不再有歌舞厅夜夜笙歌，滋拢居民。旅管委在1994年设立，并在1995年公告60号文《泸沽湖省级旅游区总体规划》，在1999年4月20日再修订及公告共二十六页的《泸沽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包括：“不得在落水、里格摩梭民俗观光保护区内兴建及经营酒吧、卡拉OK厅、美容美发厅。禁止在民俗观光保护区内（既湖边延伸三百米内）新建、扩建旅游食宿接待设施……严禁在湖内打捞菠叶海菜花、裂腹鱼……在湖内洗衣、洗车和游泳、洗浴的，除责令停止污染行为，并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5、8、25页）1999年10月23日，旅管委通告落水、里格村民未经审查批准，不得修建房子。通告如下：
“因家庭成员过多、家庭不合睦确需分家，经村委会批准分家后，当事人应向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委会提出新分户建房申请，经审查批准，可在村中规划的原基地发展用地内搞限定的面积修建。未经管委会批准，居民不得擅自修建，土地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房管所不得办理房产手续，林业部门不得安排用材指标。”
管委会发出通告同时，惩罚了落水村八家未经批准而修建的旅社，进一步监管落水与里格村摩梭人分家及建房，令民俗风情充满行政管理及政治意味。原本分家与否纯粹是家庭内部决定，如今却因为旅游业的巨大利益，政府介入而令“分家”成为相当复杂的经济、商品、行政的行为。
政府的介入令部分落水村民不满，甚至表示政府介入只为着与落水争生意。落水人兼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则表示：
“部分落水村民不太理解政府的处境。其实，任何发展都要规划、指引与监督，任由村民与外来商人发展，落水村早就成为卡拉OK及美容美发通宵达旦之场所，纯朴民风荡然无存，老人不得安宁，落水沦为色情场所，人们对走婚及摩梭人的误解更深。政府在1996年耗资六万修建了落水环湖公路，令居民受惠，不应认为政府只为争夺生意而来。”
旅游体制多元发展（1999年后）
1999年，连任九年村长的次梳尔车在村民极力挽留下仍坚持退位。皆因先前被汉族村民刀插而重伤。话说一家远离落水的汉族家庭，在1981年包产到户后，从事人参种植与买卖，甚少参加落水村的集体劳动，而划船、牵马、锅庄舞也没有参加，至1998年改变初衷要求参加，村委会表示七十三家已成定案，村长被对方以刀插腹。更不幸的是其他村民情绪汹涌，几十人马上冲进该家打伤家人，把家屋砸毁。经公安及法院调查，整个落水村被罚十万元，每家平均罚一千三百多元，而该汉族家庭不得加入村内旅游项目。
这是落水村至今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充分显示以家族力量来解决公众问题之文化特色与沉重代价，自此落水旅游体制更为制度化与常规化，村内纠纷更多由村委会在公众领域按照村规民约以及集体利益来决定，不再动辄以家族力量来处理。公众领域逐步扩大、民主体制与意识大幅度提高。但这种民主体制其实与家屋网络及经济利益扣连，以至任何崭新改动皆会威胁到既得利益者，加上落水人已有稳定而可观的旅游收益，原本易满足、点有欲不强、缺欠拓展与突破意识的摩梭人更安于现状，即使知道不少游客嫌泸沽湖的旅游项目单调平面与商业化，当地摩梭也欠缺改革的动力。
但，既有旅游体制与家屋经济利益紧扣一起，任何改革与变更都碰上巨大阻力，更重要是安于现状的心态。试想，单是划船牵马锅庄舞的收入，每人每年平均达三万五千元，在山区地区简直是天文数字，令原本拓展意识薄弱的摩梭人，更为安逸。
约八成游客表示对落水旅游感到失望。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旅游项目单调缺乏内涵，骑马与划船是许多旅游点的标准化项目，锅庄舞也舞步单调欠吸引力；二是缺乏渠道去了解摩梭文化，许多游客承认离开泸沽湖仍对摩梭母系与走婚制一知半解；三是认为落水变得商业化，认为传统摩梭建筑已面目全非，传统服装变成年轻人的工作制服，“下班”后马上穿汉装，而游客连饮食都在现代餐馆而非母屋火塘，难免失望。
譬如在湖思茶室的留言本子上，便有许多游客写上走进泸沽湖的感受：
“一路车行到达女儿国，见到非常商业化的摩梭，非常痛心，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难道就容纳不了这小小的一方乐土，文明人真是破坏环境的高手。”广东老陈（1999．8．25）
“踏进泸沽湖，走进女儿国，但是却感受不到那份神秘，湖水依旧，青山依然，古老纯朴的摩梭人却不知在何方？在我眼前的是精明中略带狡诈的商人，现代的气息已终融进这片净土，于是，失落之感油然而生。”马非如（1999．8．14）
“我们是四个来自滇池湖畔的女孩，抱着无限的憧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地方——泸沽湖。这是十分美丽的地方，美中不足是原始味太淡，商业味太浓，××饭店的待人接客方式让我们无法感受摩梭人民热情、好客的民风。这次泸沽湖之行让我们感到失望，也很伤心。今后绝不再来。”—四个带着遗憾离开的女孩（2000年5月27日）
笔者甚至碰到有游客到那里后，环落水村走一圈便想离开。其中一位上海来的年轻游客就表示：
“我从丽江一路过来，丽江有白沙壁画、纳西古乐、玉龙雪山、木府，还有百走不厌的古城。十小时崎岖颠簸山路到落水，盘山而上盘山而下，沿途是贫瘠山区少数民族，纯朴而原始，极具特色，路上的期望遂越发提升。到那里后居然尽是现代旅馆建筑，与外面传说的什么‘东方女儿国’、‘神秘原始母系社会’，根本是两码事，有种货不对版之纳闷。再看到最时髦的旅社门牌上刻上什么‘母系世家’、‘摩梭伊甸园’，觉得商业味太重，根本不想留下来，所以我问你，哪里有传统的摩梭村寨？”
另方面，离开落水而环着五十多公里的泸沽湖走一圈的游客，却表示非常满意，关键不单是沿途多元立体的泸沽湖视角，最重要是直接住在民居，走入摩梭真实生活。不少游客更深深被山区失学儿童所牵动而伸出援助之手。譬如一位二十岁的大学毕业生阿玲，更在泸沽湖旅游途中，留下来当竹地小学义务老师，在父母再三反对下，仍在山区坚持了四个月。她在湖思茶室的留言本上写道：
“以为教书就是备好课去讲，结果开学第一天的工作是跟一位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师穿街串村去找寻到了年龄而没来上学的孩子和流失生。‘家徒四壁’、‘家无片瓦’这些抽象的词语我第一次在生活中体会得到那么深刻，有的人家穷得连皮带都没有，绳子草草一栓了事。连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时候，是不会有心情去起个好名字，家中养牛，孩子便叫阿牛，而且是个女孩！风景很美，青山玉米地，中间疏落的小木屋，但我第一次觉得田园牧歌并不浪漫！”（1999．8．18）
随行就市
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刀，既把现代科技文明带进山区，亦令山区重新阅读和修正自身文化。这是极其复杂的文化重组过程，主流文化既没有全盘扼杀山区文化，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以落水村为例，许多游客认为落水已经变质而严重汉化，到永宁山区才能找到真正的摩梭文化。笔者却认为在旅游业的冲击下，落水人的摩梭意识、自信与文化自豪感，犹胜永宁山区。这绝非低估过去十年旅游业对落水村的巨大冲击，而是强调旅游业反讽地激发的摩梭主体能动性，也令我们必须跨越“传统与文明”、“文化与发展”这些片面单向的二元对立思维。
笔者在永宁地区，发觉只要提起落水，山区摩梭人大多嗤之以鼻，谓落水人已经变质，认钱不认人。这种批评与许多游客的意见不谋而合。
笔者却不以为然，首先，笔者强烈感受到永宁山区摩梭年轻人的自卑感。她们对外面世界非常好奇，却欠缺接触的渠道，只靠电视与录像来了解外面社会，笔者就经常被永宁山区年轻人问：“香港街头是否经常有黑社会枪战？香港社会是否很乱？”这很明显是长久浸蚀在成龙、李修贤式港产电影下所衍生的误解。山区人们的想像，与城市人的实际生活，难免有差距：有一位永宁山区的当家阿咪经常叫我到火塘看电视，问是否需要把家中仅有电视机搬到我的房间，晚上又叫儿子带我到酒吧唱卡拉ＯＫ。她们认为这是对“文明城市人”的上宾款待，却难以理解我对卡拉ＯＫ的厌恶，也奇怪为何我不看电视剧。
单向片面影像文化所塑造的扭曲景观，令人们对外面充满误解与幻想，而外面世界都是以“强势”、“优越”、“文明”姿态出现，电视画面多是华丽家居、电脑、手机、时尚衣裳的一袭千金，令原本已被视作“落后”、“原始”的山区摩梭人更感自卑。笔者曾碰到过摩梭人把收藏十多年从未使用的羊皮牛毛毯，甚至是把成年礼女儿的簇新便枕，先给笔者用，便仍以为薄待笔者，再三表示山区“落后”、“肮脏”、“无文化”。永宁山区年轻人对传统摩梭文化的评价，远低于落水年轻人，在自我表述中经常出现“落后”一词。
关键是十多年来落水人每天平均遇上近百中外游客，不论是单位领导，银行总裁，抑或作家学者，都闲话家常相互交流，从好奇惊讶到司空见惯，从渴望外出到安于现状，正是十多年滴水穿石的漫长过程。而落水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大多经过四个阶段：
（１）１９５６（宁蒗民主改革前）年前轻松自在，根本没有什么摩梭不摩梭的民族意识；
（２）通电及旅游业起步后，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家，渴求冲出来，尽快与所谓文明世界看齐；
（３）大量与游客接触，不再美化外面世界，开始看到主流社会的问题；
（４）熟识外面世界后，也习惯了游客对摩梭的好奇与欣赏，反而越发自豪自信，以身为摩梭人为荣。
十年前落水旅游业刚开发时，村内年轻皆渴望能出外见识世面。但时至今天，当永宁山区年轻人渴望出外工作，却苦无渠道，落水年轻人却大都轻松快活。每天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进来，干吗还要走出去孤身面对冷冰冰的世界？
笔者在落水期间，先后十多次碰上国内游客看到外国人时好奇地说“hello”的情景。反而落水人却对世界各地游人习以为常，对骄傲自大的游人更嗤之以鼻。每个落水人都能随意列举城市人素质低劣的例证。
戈瓦松浓拉姆（２１岁）讲述一段经历：
“我与这个游客一起坐车从宁蒗到泸沽湖，他越谈越过分，一味谈论走婚，还扯到我身上，实在受不了，下车前他问我摩梭语‘你好’怎么说，我便故意用摩棱语说‘我爱你’。到落水下车，他碰上一个老大妈，就冲上前雀跃地用摩梭语说‘我爱你’，这个阿咪正是落水有名的泼辣恶妇，自然愤怒地痛斥这位男人。”
格则董吉对走婚的评价也充分说明了这四个阶段的演进：（１）自然状态；（２）与外界接触初期之自卑感；（３）逐渐不再美化主流社会；（４）自身民族自豪感的建立。
“少时看见阿咪阿乌都走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好不好，对不对的意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走婚。读书后知道外面的人都结婚，觉得自己摩梭怪怪的，开始认为结婚才正常。出外工作后，天天与城市文明人一块，发现他们原来有那么多感情问题、家庭问题、夫妻问题、婆媳问题，我不再美化婚姻。三年前返回落水，每天与游客接触，令我越发有民族自豪感，你们结婚的人是很可怜的，生活压力太大。别看落水年轻人外表看似汉化，实则我们落水人都有这份民族自豪感。”
董吉最后这一句“我们落水人”及“我们摩梭”是落水村民经常朗朗上口的，可见落水人不单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处处充满落水自豪感。笔者在其他摩梭村寨生活，从没听到当地人开腔说“我们竹地人”、“我们黑瓦落人”或“我们摩梭什么什么”，皆因所谓“摩梭文化”只是呼吸的空气，生活上既不需要亦难以衍生什么摩梭不摩梭的自我认同以至自豪感。
反观落水村村民，每天都被游客询问什么“母系”、“走婚”、“马帮”等问题，一则促使落水人自我努力翻阅外来书籍，同时多向老人查询摩梭事迹；二来逐渐自觉摩梭与其他文化之多元差异；三来世界各地游客、电视台媒体介入、学者来访探讨摩梭文化，令落水人的自信自豪油然而生。
这份摩梭自尊自豪，既是长久与游客互动而衍生的身份认同，解说摩梭文化时难免充斥大量原本是汉族学者建构的外来话语。落水人随口背诵的“摩梭母系八大优点”、“走婚制五大好处”、“阿夏婚姻”，都是外间学者的分析话语，而非山区摩梭人的生活语言。
另方面，旅游业不单从外而内的冲击落水传统，更内在地冲击落水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至落水人绝非被动挨打，而是积极主动地重新修正和建构自身的文化取向。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５日泸沽湖自然村村委会公布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内容有：
“第三条：保护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等民族风情，是每个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七条：每个村民应该积极参加各项公益事业的投工投劳，不参加者每次处以罚款３０元至５０元……第二十条：在本村举行丧事时，全村每户必须有一名男同志参加丧礼，违者罚款３０元。”
所谓“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男子参加丧事”，原本是摩梭文化的自然行为，现在却因为旅游业需要而被建构为落水村委会的官方话语，更是从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这不单是因为旅游经济利益而必须强调“母系大家庭”这“摩梭文化特色”，也是担心村内新分家户要求参加旅游项目，而威胁到既有七十三家屋的经济收益，以至什么“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这些汉族词汇正式成为摩梭自我认同的文化内核。
民族服装也因着旅游业而产生巨大变化。１９９９年５月落水村委会之村规民约第六条规定：
“一切从事旅游服务的本村村民，骑马队、划船队、锅庄舞以及在鸟满河摆摊设点的本村服务人员，必须一律穿戴民族服饰，穿着要做到整洁卫生，美观大方，违者处以罚款１０元至５０元”
在１９５６年土地改革前，民族服装是摩梭人的生活便服，女穿百摺裙、七彩腰带，佩带头饰，男戴帽子穿藏族衣服。文革时期，摩梭人被严禁穿民族服装，男脱下帽子，女改穿裤子。当年不少摩梭人含着泪谓不愿穿汉装。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摩梭年轻人既习惯了汉装，更重要是时尚观念令她们睥睨代表着“落后”与“贫穷”的摩梭服装，反而追逐席卷全国的现代时装；年轻人更投诉传统服装没有口袋放烟、打火机、钱包与杂物。结果是只有摩梭老人穿着民族服装。落水是例外。起初许多落水年轻人拒绝穿民族服、深感麻烦兼异样。但每当穿戴民族服饰，游客总好奇观赏，落水年轻人从不习惯到习惯，从怕麻烦到自豪。因着“工作”的需要，落水女子平均有五套摩梭服装，男子约有三套。目前，整个永宁地区只有两间摩梭服装店，其中一间由郜阿咪嗓娜独自经营，她就道出十多年来摩梭民族服装的变化：
“十多年前才开始有摩梭服装店，以前我们是自己纺织的，自给自足。但现在穿的人越来越少，都是老人穿，其他人是成年礼才来买一套，平时不穿，尤其是男装，几乎都是落水人来买，摩梭男人特别不喜欢穿民族服。”
旅游业令落水成为永宁地区唯一每天有摩梭年轻人穿民族服的村寨，也是唯一每晚有摩梭篝火晚会的地方。据老人介绍，过去永宁村庄晚上经常有村民拾起柴枝自发堆起火跳民族舞、唱摩梭歌。但自从录像与电视入侵并在山区普及后，自发的篝火晚会已式微，只有春节、成年礼屋才按习俗跳锅庄舞，而落水人就因为游客而反讽地每夜穿着华丽簇新民族服装，跳锅庄、唱摩梭歌。格则旦史甲采（２４岁）就表示：
“以前我们为自己而唱歌跳舞，晚上到村口堆起篝火，烤土豆、玉米和新鲜鱼，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我们一起吹牛，唱歌跳舞，然后一双一对离开，走婚去。现在嘛，为游客而唱歌，为钱而跳舞。钱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好玩了。而男与女越来越分隔，连走婚也变得造作，物质条件改善了，但内心却越发不开心，烦恼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传统摩梭的“害羞”文化在旅游业的巨大冲击下，出现相当微妙的变化。在落水村，几乎每个老人都带着无奈来述说十年来害羞文化受到游客的“冲击”。譬如戈瓦达史披措（５２岁）就表示：
“以前我们骑马骑单车看见老人必须下马下车，如今游客以至本地年轻人都骑马在老人面前飞来冲去，不顾老人安全与感受。又譬如女游客袒胸露背迷你短裙，甚至穿着摩梭服装牵着男友的手，旁若无人大摇大摆，令老人非常难受。以前许多规矩已经荡然无存。家里年轻人每天‘上班’接待游客，不再留在家听老人说话，晚上溜出外玩，在火塘的时间也没有，老人跟年轻人说话也要找时间，还是以前的老人幸福。”
令落水老人更为不安的是游客走进母屋火塘后的表现。次梳尔车就表示：
“起初我们都热情地把游客带进火塘，但问题马上出现，游人开腔就说‘走婚’，再问谁是‘父亲’，令我们非常尴尬，但游人根本不懂，总是不识趣继续问下去，老人只好离开母屋。有些游人走进火塘就脱鞋，在老人与火塘之间走过，甚至向火塘吐口水，简直侮辱摩梭文化。”
但，民族家庭探访是团队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每次家访时的礼物，也为当地人带来可观的收益。落水摩梭人便实行内外分明的空间分隔。除个别家屋缺欠老人外，一般母屋火塘在平日都是游客禁地，不容游客随意走进，即使是团队家访，都是事先安排的特定时间，让家中老人出外回避，以免出现尴尬场景。而每家家庭旅社都修建独立餐厅饭堂，令游客在远离火塘的餐厅内进食，游人居住与活动便与母屋分隔。落水人在白天把游客聚集在下村最远离民居的沙滩上，每天早上几十位摩棱人穿民族服装在沙滩上等游客划船骑马。至于晚间的美容美发及歌舞厅服务，与老人休息的时间分隔，更重要的是１９９７年底一切美容美发、卡拉ＯＫ厅及歌舞厅被彻底迁往远离民居十五分钟路途的保护区，不会对落水村民构成滋扰，在空间上与民居完全分隔。
空间分隔固然大幅减少旅游对摩梭文化的破坏，但把游客与火塘分隔，却令游客的活动空间局限于商品化的现代宾馆，难以走进摩梭母屋作深入交流。难怪许多游人带着大堆问号与误解而来，却带着更多疑惑与误解离开，关键是游客根本没有渠道去了解摩梭人的内部道德价值观，只片面看到落水年轻人刻意展示给游客的“现代面貌”，但这些所谓“现代面貌”正好令游客认为摩梭人已经变味。落水已成为摩梭对外的窗口，游客也是透过落水来认识摩梭，落水的问题，举足轻重。
有人批评落水已经从传统热情好客不分彼此，沦为商品经济的明码实价。但，游客出外游玩，享受湖光山色与民族风情，明码实价其实是合理做法。任由旅客随意付钱，不单造成混乱，也只会让摩梭人或游客皆可能被剥削，至于要求摩梭人对陌生游客如亲人般热情，是非常不合理的双重标准，游客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也不会纯粹感情而不计金钱，而落水人每天接待无数陌生游人，不可能每次端茶送饭、杀鸡宰羊后对游客谓摩梭人热情好客不收分文。曹建平（４４岁）就表示：
“曾有游客说：你们摩梭人不是纯朴热诚吗，为何在落水却事事算钱。这些游客到香港旅行，花上一万几千却自豪地炫耀，每顿饭几百元还津津乐道，往上海北京旅行也至少五、六千元。唯独到我们少数民族地方，住宿一晚才十五元，一顿套餐十元，居然批评我们商品化再无纯朴民风，难道我们沦为游客的剥削对象，才拥有少数民族特色？”
落水经十年旅游而发展出公众领域之市场规律与民主体制，比诸传统山区凡事以家族势力来解决问题，实在更为公平和合理。
至于其他摩人批判落水商业化，牵涉比较复杂的身价定位问题。譬如一个别村的摩梭人到落水，到饭馆进餐、住在家庭旅社，应如一般游客般付费吗？落水人与她们可能不认识，难道能说摩梭话，或凡有摩梭血缘就不收费？但在永宁地区，许多普米、汉族及彝族皆操摩梭话，却有在外的摩梭人不会摩梭话，应如何归类？落水村的鲁汝次尔（２６岁）也讲述了一次尴尬经历：
“我当时与两位汉族朋友到里格村，饿了便走进一家烤土豆食，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到摩梭家庭食东西后要付钱，那是极别扭的事，但同行汉族伙伴坚持这是（汉族）规矩，而里格也是旅游点，我便极之尴尬地给钱，内心总觉得是一种侮辱。若纯粹是摩梭人相处，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些灰色地带，最容易引起争议与误解。譬如笔者曾与香港友人从温泉走往木里利嘉子，中途遇到一位利嘉子屋主，笔者以简单摩梭语沟通，马上打破许多隔膜，被他热诚款待，带往附近村寨的亲戚家，吃毕丰富饭菜后，笔者私下问他应给多少钱，他却热诚推却。翻山越岭到利嘉子，走进火塘后他更为热情款待，这一刻却有四位游客来临而令形势大变。由于我们三人与四位游客共处一屋，同食同住，屋主也逐渐把笔者划出原先的“自己人”类别，而终沦为与四位游客同等类别的纯经济商品关系。
每个落水人如今皆游走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以落水格则家为例，格则大龙每天都四、五次徘徊于不同文化价值时空里。早上七时起床，会在母屋火塘与家人喝酥油茶，一起讨论当天的工作安排，完全是传统摩梭的规矩；然后可能与外面茶室的汉族负责人聊天，格则大龙已视为自己人，但又不会以摩梭文化规矩来对待；八时许格则大龙便会到沙滩牵马或划船，那完全是赚钱谋生的“商业世界”。格则大龙说：
“游客总期望你在一分钟内解说摩梭文化，我们的情况其实都很复杂；而且游客知道你是不走婚的，会失望。所以很多时我随便说几句便算，甚至撒谎，根本解释不来。”
每天中午格则大龙回到传统摩梭的母屋火塘空间，然后再出外接待游客，虽然每天多次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跳跃流转，透过不同时空的分隔来把不同价值体制整合起来。
格则大龙平日虽把游客排拒火塘以外，但笔者两次有香港朋友来访，大龙总是马上邀请他们进火塘，饮酥油茶、吃糌粑及其他摩梭食物。可见他把不同游客分为不同类别作不同处理，不单谈话的内容与态度不一样，连观点与立场也相异，他说：
“若是一般游客，我投其所好便算，说一些游客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强调传统摩梭人必须与感情为本。倘若是谈得来的游客，我会比较坦诚而深入介绍摩梭文化，也不介意解说摩梭的不足。至于对你们这些长期呆下来的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吹牛，一撒谎你就知道。而且，你会写出来，所以我也必须客观公正。我最欣赏是一些国外游客，他们带着环保垃圾袋把垃圾捡起来，甚至连路上的垃圾也捡走。你想，我们以前在湖边喝水，现在要划船出去才能喝，太脏了。”
传统摩梭与现代文明看似水火不相容，实则在交流中互相修正重建。譬如落水原本每天四餐，即早上七时起床先喝酥油茶，九时许吃早饭，下午二、三时劳动回来吃午饭，晚上九时许完成整天劳动才吃晚饭。现今便因为旅游而统统改为早午晚三餐。而且传统摩梭人时间观念模糊，现转为早晨八时必须到沙滩聚集，七时半吃早餐，午晚饭也因为工作关系而固定在十二时与六时半许。而逢星期一落水村的骑马与划船队便会工作对换，故现今落水人的时间意识鲜明，对日期也异常敏感，因为与劳动安排、经济收益、个人闲余时间直接挂钩。必须强调的是，落水村旅游业完全以家屋火塘作单位，看似公众商业行为，实则充满家屋意识。譬如湖思茶室负责人唐斌就表示：
“来摩梭地方做生意，成败关键不是商业头脑是否精明，而首先在于与主人家的相处，过去外省人来开店大多败兴而归，问题首先出于与主人家相处，其次是与其他家屋以至村委会相处。我们初来开店，便有许多摩梭人来帮忙，前阵子游客稀少，摩梭房东便主动免我们几个月租金，这在外面城市简直不可思议。”
唐斌表示若把外面商业社会的经济与法律规律，强加到摩梭地方，必定焦头烂额：
“落水村看似商业化，其实充满传统摩梭味道，凡事都要看老人家以至村民的看法，与商业世界截然不同。譬如这里的外商每个月都要交缴五十元环境保护费，去年当我要求村委会公开费用的用途时，对方却说‘公开与否我们的事’，根本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另一次村委会阻止我们出租单车，争论时甚至有人说：‘不是我们请你来落水，是你们自己来的，若不喜欢这里，可以滚！’我当时气愤，但后来又回想，这种家族为本的待人处事，却又令我们非常温暖，譬如绝不会有人收保护费，村民酒后从不闹事，村民付钱有多无少，我们有事时村民主动帮忙等等，有如活在母系大家庭，不像外面商业世界冷冰冰。”
最后，随着每天大批游客来访，落水村的生产与生活模式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是整个经济状况的改观。落水村人均收从１９９２年的４３６元，至１９９６年急升三倍至１２４０元，原本低于同期丽江地区（５４６元）与云南省（６１８元），四年之内却高于丽江地区（８６４元）甚至高于云南省（１０１１元）的人均收入。（参看《云南统计年鉴》、《宁蒗县统计年鉴》）旅游收入已占据落水村家屋总收入的九成。１９９１年以前落水村民的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均粮一年约二百公斤。据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估计，目前单是划船骑马与锅庄舞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约为三万五千元。落水村旅游淡季（一、三、四、十一、十二月）每人每月平均至少有一千元，而春节、国庆、五一等节日更收入不菲。譬如笔者在２０００年劳动节在落水村，就发现连续四天落水村二千多个旅馆的床位彻底爆满，单是牵马与晚上锅庄舞的每人每天收入最高达一千一百元。至于家庭旅社，每年平均收入二万元，难怪落水早成为整个丽江地区的富裕村，即使放诸北京、上海大城市，每年五至六万元的家庭收入尚算不错，更何况落水当地生活费远远低于城市。
落水村已经从以耕作与捕鱼为主，转为主要靠旅游业为生。过去十年，约有四分之一耕地变为旅馆建房之旅游用途，而在靠湖的下村，四十家屋只有两家因为位置阻隔、车路不通而没有把家屋改为家庭旅馆。家庭旅馆大多请小工或亲友帮忙，每家平均两人。大量游客来访，令劳动力严重紧张，每天必须派一人参加白天骑马、划船，晚上跳锅庄，不过所赚的钱除少数作个人开支，就会统统给当家人。落水村村民从１９９８年以前的每天四餐包谷饭，改为出外购买大米。木楞房已普遍改为水泥墙与瓦片屋顶，但母屋顶仍多是黄板木。猪槽船从捕鱼、捞虾、运柴禾杂物与走婚工具，改为接待游客，而原本一棵树挖成供两三人坐的猪槽船，已成为五六棵树木造成供十多人坐的独木舟。收入增加、经济改善、也令人们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培养，追求生活质量，年轻人普遍不再追求人口众多大家庭体制。笔者访问了十位落水年轻人，六人表示将来只想有一个孩子，其余四人谓推迟到不能再推延，才考虑。没有一人想生多过一个孩子。
由于劳动力紧张及经济改善，落水村从八十年代全村饲养山羊近三百只，绵羊一百五十只，到九十年代未再没有任何家庭养羊。但猪只因为游客对猪膘肉和腊肉的大量需求而有所增加。过去每家一年杀四、五头猪就足够全年食用，现在置有大型家庭旅社的家庭，每年杀十多头猪仍捉襟见肘。
经济富裕又让摩梭人更有条件保存与发展传统文化。譬如落水村六十五户摩梭家屋，共有九个家屋送喇嘛儿子往印度学佛，比例约为七分之一，超过永宁地区的比率（约十分之一），关键是经济，单是机票与路费已经四、五千元，而且考取拉叉、结史等职位皆需要巨款，超乎永宁许多家屋的经济能力。落水村目前只有八家摩梭家屋没有正式经堂，都是刚分家成小家庭，或正准备修经堂。经堂设置比率（８０％）远高于永宁摩梭（６５％）。关键就在于经济差距。永宁人普遍承认，家境贫困便难以修建经堂，尤其经堂要求严格，不能轻率，动辄需要上万元，非贫困家庭所能承担。而活佛出生于落水，并每年春节回来，无疑令人们对佛更为虔诚。
落水村修房子的频率，同样是永宁地区之首。当地人表示，过去五年落水村每天都有人在修房子。另方面，重修房子已成为近年摩梭人之间的互相竞争与炫耀。譬如在偏远的山区者波上村，笔者在２０００年春节再访时发现四十五个家庭中其中有十四家在最近两个月内在修房子，比率高达三分之一。这再显示摩梭人对家屋之重视，以至经济状况一旦改善，便会把精力与金钱放在家屋。落水村格则大龙就表示：
“若家屋修不好，在摩梭人里是很没面子的，因为意味着家庭欠团结、力量弱、不齐心。我这几年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修建这个家屋，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
近年落水村修房子已经从村内每家派一人来帮忙，改为聘请四川摩梭工匠。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落水人已变成商业化。首先，落水家屋的劳动力相当紧张，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接待游客，不像永宁山区一年有六、七个月农闲，可以轻松地互相帮忙。而过去摩梭绝少分家，平均十年以上才修房子一次，建屋修房便成为村中大事，村民都争相帮忙。但落水村近年每天都有人修房子，若按照往昔俗例，家屋每天都要派人到其他家屋帮忙，会变成上班式天天劳动，实际上不可行。而且目前落水修建的家庭旅社已相当复杂，从两层变成三层、四层，还要落地玻璃窗，要求较民房烦杂，需要专业木匠队伍。许多房屋更是外商来投资修建，修房子变成纯商业行为，当地摩梭自然不会按习俗来帮忙。
正因为从外请小工只是实际需要，而不是因为村内家屋矛盾而拒绝帮忙，故此建屋竖立架子那天，村内家屋还是按例派一人来帮忙，正式入住那天的宴席，每家更必定派代表兼送烟酒礼物。可见落水村修房子新模式所呈现的，不是对传统摩梭相互合作帮忙之否定，而是因着现代社会的簇新处境，而重新自我调节与更新，即结合现代社会之经济模式，其传统文化仍然充满生命力。
落水的急速发展与变革，常沦为永宁其他摩梭人的批评对象。但所有文化都需要发展，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因为把过去封建吃人礼教不断革新。摩梭也需要自身的现代化进程，问题是变革什么、保留什么？是摩梭人主动变革，抑或被主流商品市场牵着鼻子走？以摩梭最重要的葬礼为例，落水在１９９３年年就开会决定不再送猪膘肉给村民，以节省金钱、劳动与精力。其实，永宁也有相应变革，２０００年瓦拉片村委会决定葬礼不再送猪膘肉给村民以免浪费，每家必须送五斤米给主人家以帮忙，喇嘛念经不能超过三天，而过去送骡、马、牛给喇嘛的做法早已在永宁消失，凡此种种都是合理合情的变更，不应看见摩梭生活或风俗起变化就想当然批评为汉化变质。关键是变革的方向。
至于落水放牲口之分工合作，旧有互助模式并没有随旅游业而改变，依旧是每家每两个月派一人连续两天负责村内之牛马管理，每次由两家各派一人，每年五月到九月则轮流每次由四人上高山住十二天，负责全村的牛只。
最后，落水村虽算富裕，却没有其他急速发展地区所出现抢、偷、劫、杀等犯罪。村内过去十年只出现三宗伤人案，而且都被视作极之害羞。抢劫从没在村内发生，至今家庭旅馆的母屋，平日都不会上锁；而十年前游客刚到那里时，落水旅馆的房间都不上锁，摩梭人真初向游客解释民风纯不可能出现偷窃行为，后来游客坚持城市隐私与安全规律，落水人才让步把房间上锁。每天约一百位游客到访，但犯罪率却是零，治安从来不是问题，夜不闭户、老有所依、少有所养、残有所爱。可惜这些美德已受到严重侵蚀，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落水就有外人潜入家屋偷取七千多元，令原本已经从出入自如的木门改装为铁门的落水村民，更为惶恐与防避；千百年来夜不闭户、热情分享之传统也难以抵御“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
旅游者都为走婚而来
近年摩梭人不时被国内主流媒体报道，但部分媒体报道都把焦点放在“走婚”，强调“原始”、“落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
两度到访泸沽湖并热心帮助“摩梭山区教育基金”的广东游客小梁就讲述一段亲身经历：
“１９９２年我到广西旅游，一位汉族导游眉飞色舞向我们说：‘从昆明坐五天车，便能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女儿国，村内全部是女人，男人都住在村外，初一十五才进村，随意与女子行房。男游客若看中村女，也可以与好交欢，不必付钱，也不抵触当地习俗。’我非常震撼，终于去年（１９９９年）亲临泸沽湖，才发觉完全是两码事。”
时至今天，主流媒体对摩梭的报道较为公平客观，但“走婚”仍是报道的焦点。录像作品更会出现摩梭男女单独泛舟之镜头，严重破坏了摩梭的害羞风俗。在传统摩梭，“走婚”是整体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而且是害羞文化一部分而绝不能随便讨论。但主流媒体却把“走婚”塑造为摩梭文化之核心，甚至图文并茂描绘为肆无忌惮的性乐园与性天堂。
笔者发现八成以上到泸沽湖游客乃冲着“走婚”与“母系”而来，三分之一男游客承认到泸沽湖前曾兴起“走婚”之幻想与念头。笔者就曾碰上三位男游客先后问了十多位摩梭女子是否愿意走婚。这些女子都拒绝，然后不约而同指着另一位摩梭女子说她也许愿意，还给一句“不过你千万别急，要慢慢交流才提出走婚。”这三个男人就被不断转介和婉拒，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说：
“来之前看过几篇报道，觉得能到原始山区与少数民族女子走婚，太棒了。这些事在外面不但花钱，还属违法，搞不好被公安抓而身败名裂。但我们这两天不断碰壁，起初以为有缘无份或她们害羞，后来发觉她们介绍我们另找一个，只是拒绝我们的策略。”
当笔者向他们指出：落水摩梭人既富裕又相当了解外面世界而走婚绝非媒体报道那么随便，这三位游客听毕后非常失望，说摩梭女子在欺骗他们。
若要说“欺骗”的话，首先是部分媒体把走婚误导为猪狗般野合，加上部分游客心怀不轨，以为凭借城市人的优越身份与财富，就可以肆无忌惮在少数民族地方“合法嫖妓”。到知道落水摩梭人熟识外面世界、经济富裕时，就非常失望，因为发现在摩梭人前并不拥有特权优势，根本压不下摩梭人，所谓“受骗”，其实是被自身一厢情愿的城市优越感与大男人迂腐所欺骗。
几乎每个落水女子都能信手拈来游客提出走婚之故事。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落水摩梭女子就表示：
“这些事太多了，游客都问关于走婚的事，个别更有非份要求。譬如上星期有个深圳客人，开口就很不礼貌问‘你们是否没有父亲’我先愣，便说‘对啦，我们都是天上掉下来，石头缝里迸出来的。’但最令我反感的是他那色迷迷的眼光，好像衣服被他脱光似的，我感觉受到伤害。最过份是他的女朋友就在身旁。我便作弄他，刻意万种风情向他示好，说话时不看他女友一眼。这个男人真没用，居然中招，不断挨近我，终于他女朋友愤然走开，后来吵起架来。”另一个落水女子也曾巧妙地做出反击。她说：
“这个台湾游客不断炫耀他的财富与见识，还毛手毛脚，两次问可否与我走婚，我便故意说要看他的诚意，叫他晚上十时半赤足站在我家前的泸沽湖水中。到当夜十一时，发觉他竟然站在水中。翌日他气冲冲骂我骗他，还要我当晚到他房间走婚作‘赔偿’。我只觉得‘赔偿’这两个字太可笑，便跟他说，走婚的规矩是男到女方，从没有女子在晚上走入男房，然后我说：‘你以为走婚是那么简单吗！’他哑口无言，我便走开。所以，有人谓摩梭人‘淫乱’，我真想问，谁在淫乱？这些城市男人有点钱就不可一世，以为摩梭女子都是鸡，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太大了。”
阿车玛车拉措（２１岁）也讲述了两次亲身经历：
“有次划船时几个男游客色迷迷问可否与摩梭女子走婚，这个导游居然说‘可以’，我极为反感，刻意对这些男人说：‘你们在城市不是喜欢找小姐吗，在你们家门口也很多，干吗跑到这里来！’怎知翌日牵马时又碰上他们，还指定要骑我的马，说可以多给点钱，我便说‘不如你骑着你的钱来牵马’，说毕掉头就走。另一次更过分，晚上烧烤时这个男游客还想与我走婚，说‘没所谓的，你开个价便行’，我便给他两个耳光，翌日手仍觉痛。”
对走婚的渲染与猎奇已成为多方共同建构的恶性循环。首先，“走婚”被无限夸大为摩梭文化之核心。另一方面城市人因自身的情感张力与生活压力，而极想享受到遥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彻底放松。反过来，部分摩梭人也利用走婚论述来招徕旅客。譬如落水年轻人已经把“钩手心”乱说为摩梭传统，借此满足游客的猎奇需要，也有篝火晚会的主持人公然鼓励游客“搂着摩梭小姐拍照”，进一步让男游客把摩梭女子视作亵玩对象。此外，落水家庭旅社的门牌就充斥着“女儿国阿夏园”、“女神楼”、“母系系家”。其中最具研究意义，可能是落水村每晚举行篝火晚会的旅社“摩梭伊甸园”，一方面把西方文化符号作为摩梭家庭旅社的名字，其次是把代表“性解放”、“裸体”、“毫无性羞耻”的伊甸园，建构为摩梭风情，其三是把一个遥远神话故事来强化“原始”、“落后”的走婚景观。这些家庭旅社的名字，已率先把摩梭文化定位于“走婚”景观，益令游客对“走婚”、“阿夏”、“母系”充满神秘感，以为除“走婚”外，摩梭已没有什么其他内涵。
某天笔者与四位摩梭人讨论摩梭文化时，提出“阿夏婚姻”一词的毛病。永宁乡书记郭怀宗就表示：
“我也同意这个词汇有问题，但我们需要吸引游客，‘阿夏’与‘走婚’这些字虽然会令老人尴尬不安，但确实吸引游客，这这是文化与发展的两难。”
现实上，笔者曾亲眼目睹有摩梭人半真半假地向男游客表示可以介绍漂亮女孩子与他走婚；也新耳听到有摩梭女子叫旅客入住其家庭旅社时，谓“晚上可以体验走婚”。部分落水年轻人曾与游客“走婚”，个中更呈现非常复杂的性别政治。
首先，摩梭男女与游客走婚的空间与含意迥然不同，与传统走婚中男与女的空间与权力，更加南辕北辙。在传统摩梭，女子拥有宽阔的主体空间，既没有处女、贞操、或怀孕的压力，生孩子更是母舅喜悦之美事。但落水年轻人都承认，现在同样与游客走婚，摩梭男人备受“宽容”而女子会被“打压”。摩梭男子越发认同主流父权体制所给予男性的性特权，但摩梭女子却越发面对主流社会所加诸的“处女”、“贞操”等压力以至枷锁。个别落水男子乐于与女游客“走婚”，来获取“四处留情”、“情场杀手”的男性雄风满足感。若有落水女子与男游客走婚，却马上被扣上“淫乱”、“滥交”、“败坏摩梭名声”的帽子。也因此，笔者发现当落水女子跟男游客说走婚，都是开玩笑，但落水男子跟女游客说走婚，晚上真的会推门而进。而女游客小青（２３岁）就分析了部分女游客的走婚心态：
“中国年轻人的性观念相当混乱，传统的礼教、共产主义的非性化教育与当前性解放的不同价值观混杂一块。年轻人骨子里都跃跃欲试，但现实上对一夜情的顾虑甚多，女孩子会担心自己将来后悔、内疚、自责，也担心事件被揭发而名声尽丧。到泸沽湖不一样，走婚既是当地文化一部分，这便成为入乡随俗，体验文化的最佳借口，在偏远山区更不会担心消息传返自己生活圈子。我自己也想过，既然来到那么美的泸沽湖，就做一次摩梭人吧，‘走婚’毕竟比起‘造爱’、‘性关系’容易启齿。”
小青似乎把“走婚”与“一夜情”混为一谈，以走婚为名去品尝她一直渴望的一夜情。现代城市人的感情事上有许多压力与烦恼，来泸沽湖与摩梭人走婚，确实能松驰神经、消减压力、恢复心理平衡，亦可以亲身体会摩梭文化，充分享受猎奇探险之异族情调。
只不过，摩梭“走婚”与城市里之“一夜情”，本属两码事，绝不应混淆。 （１）走婚在传统摩梭文化，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相反，“一夜情”在现代城市是偷偷摸摸，一旦公开会承受社会压力。
（２）摩梭走婚理应先由男方到女方家敬锅庄，得到阿咪首肯，才能走婚。但断没有城市男人会到女子父母家问“可否与你女儿一夜情”？
（３）摩梭走婚可以是一辈子厮守，但“一夜情”只是一夜，或暗喻极短暂的关系，绝不是维持多年兼公开的感情关系。
（４）走婚是男子夜间走到女方家屋房间，翌日天亮前离开；“一夜情”却经常是男女在异地一触即发往宾馆开房；即使同住一个城市，亦甚少由男子走往女子家，因为容易被发现。“一夜情”更没有男子天亮前离开之规矩。
（５）摩梭走婚里并没有“吃亏”、“处女”、“贞操”之观念，也没有未婚妈妈与怀孕之恐惧。“一夜情”却充满男女性别政治与情欲竞争，“处女”占有最高的“市场价值”，而怀孕与未婚妈妈更令女子相当恐惧怀孕。
（６）走婚原本是摩梭人们在感情事上的自然表述，属于纯朴真挚的自然状态。
但如今游客却抱着探险、猎奇的心态来“走婚”，一小撮摩梭年轻人把“走婚”视作摩梭身份象征，也借走婚来了解外面城市，甚至有助自己出外发展。因此，游客与摩梭人这种性接触，与传统走婚大异其趣。美其名“走婚”，实则只是最佳借口，让男与女各取所需。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也承认：“我常接待单位领导到落水村，客人不时会提出‘走婚’要求，其实那根本不是走婚，只不过他们不可能问可否介绍一个情妇今晚‘搞婚外情’。‘走婚’只是借口。”
在落水村，摩梭男人与女游客走婚，会被视作平常自然，但摩梭女人与男游客走婚，却承受道德压力。这种两性权力与情欲空间的双重标准，在传统摩梭文化里并不存在，是落水人十多年来每天浸淫在现代（父权）资讯与媒体之后遗症。
落水近年已衍生相当庞大的公众领域，从白天等待游客划船骑马的沙滩，草坪上与游客一起摔角之草坪，湖上与游客划船时谈论走婚与母系，晚上到茶室随意聊天，以至经常开会讨论村内事的村委会。但这些公共空间却相当男性中心，譬如村委会九个委员，其中八个是男人。至于湖思茶室，晚上经常有大批摩梭年轻男人来喝酒、搭讪，但绝少有摩梭女人三五成群出现。
就笔者在落水村观察所见，摩梭男子与女游客的走个婚个案，比诸摩梭女子与男游客，比率约是二十比一，可见前者比后者容易许多。笔者又发现，几乎每天都有男游客向摩梭女子提出走婚要求或暗示，却罕见女游客主动向摩梭男子，或摩梭女子向男游客要求走婚。关键正是摩梭年轻男人越发享有“现代文明”给予男人之性别与情欲特权，认为男子花心四处留情是正常事，故绝不介意主动向女游客提出走婚要求。相反，摩梭女子越发被纳入现代文明对妇女的性别与情欲钳制，认为要温柔低调，切忌淫荡花心。
另方面，在落水住上超过一星期的游客大多是女性。一来女游客在大城市面对许多性别与情欲双重标准的压力，绝不能轻越雷池半步。如今来到高度尊重女性之“女儿国”，一旦与摩梭小伙子发生感情，总不忍刚动情便猝然离开。即使没走婚，在这个女性主导的摩梭文化里呆下来，身旁不乏摩梭小伙子示好，都是城市难得之美妙感受。相反，落水女子经常面对色迷迷之男游客，已习惯拒绝游客的走婚要求。即使发生绝无仅有的成功个案，男游客的心态与女游客不尽相同，便多只求与摩梭女子一夜情，“得手”后也安心离开。
摩梭男人与女游客走婚，从没金钱交易，但男游客与摩梭女子走婚，却可能要“付钱”。笔者就曾碰上一位广东文化人，希望能亲身体会走婚，在两位摩梭小伙子带引下，到永宁温泉成功“走婚”。但摩梭小伙子却提醒他应给点钱，他亦直接将钱交给这位十六岁的摩梭女子。这种金钱交易的性接触。在传统摩梭文化绝对不容，为摩梭人所鄙视。
落水小伙子承认，与女游客走婚，比诸与当地摩梭女子走婚来得容易。首先，在摩梭文化内，走婚绝非轻易，村内亲戚关系如蜘蛛网千丝万缕，如今八十家人都是从原本九家人互相走婚而扩展出来，大部分村民都有亲属关系。在亲属禁忌下，可走婚的选择对象相当有限。落水因每天接触游客，难以像从前动辄往偏远山庄走婚，加上公众领域扩大，每天都与其他几十个男女伙伴接触，村内无任何秘密可言；昨夜走婚，今天肯定传遍伙伴，因而构成无形约束、规范与压力。反而与女游客走婚，完全离开村内与族内既有的严密道德与闲话网络，轻松自在许多。有一位摩梭小伙子就向笔者承认，已经三年没有与任何摩梭人走婚，却先后与五个女游客走婚。他说：
“许多女游客很放得开，本来就很憧憬一些浪漫爱情经历，来到泸沽湖，已经醉了一半，再了解母系社会对女性之尊重，整个人飘起来，还有摩梭小伙子主动提出走婚，她的虚荣心被彻底满足。逐渐我们也熟练了，知道什么动作与说话最能打动女游客。女游客与摩梭女子截然不同，对女游客可以随便，对本地女人就随便不得。我们一辈子住这里，不可乱来。”
一位女游客也坦言表示：
“起初我觉得很浪漫，造梦一样，到泸沽湖第二天便恋上摩梭帅哥，与他太有缘份。昨天与一位当地女子聊天，令我震惊。原来他对女游客老是这样，都带她们看星星，晚上划猪槽船，然后走婚。其实他们对星星根本毫无感觉，划船更加厌烦，何况所谓‘猪槽船’都是骗人，只不过落水女子对他无兴趣，他便与女游客走婚，还自诩谓战无不胜。其实是我自己傻，刻意找点浪漫经历来调剂刻板乏味的单位生活。他昨晚说想到外面闯一闯。我心想，泸沽湖是他的灵魂，离开了就如空壳，脱下摩梭民族装，什么魅力都没有。他走进大城市，只是个啥都不会的文盲，像个地痞，会活得很痛苦。”
最后，有不少游客希望摩梭人保持传统不要转变，但其实外面主流文化早已侵进摩梭山区，传统摩梭文化与价值已经发生微妙变化。何况每个文化都需要发展与提升，光说“保留”只会把糟粕也一并原封不动，既不可能也不可欲。更令人担心是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里，处于多元弱势的摩梭人，把主流社会最男尊女卑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以及最浅薄的商品消费文化悉数全收。说到底，游客常“痛心疾首”谓摩梭人已经变得“功利”、“算计”、“商业化”、“大男人主义”，但游客所批评的，正是他们自己在大城市生活已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而且是摩梭人在十年旅游业与电视文化之“教育”下逐渐沾染之“城市病毒”。这些现代社会的“病毒”，却在“文明”、“进步”、“优越”的包装下被美化为现代生活的天经地义，进一步扼杀母系摩梭在父权商品市场大社会中的发展空间。
这委实是摩梭文化以至整个现代文明的悲哀。
泸沽湖的仍然是我那个一百元相机拍得最多最好照片地方，我只希望完成这件事，能为每一位将去或去过泸沽湖的驴子一个了解泸沽湖材料，尊重它们的风俗和习惯，全面看待落水村的商业化和文化保存的这个问题。
把此文献给所有关心泸沽湖的网友。
转贴自摘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
几次从泸沽湖落水回来后，一路听到驴友对落水村的失望和当地摩梭人对游客的失望，深感到在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弱小民族的声音太小。语言和文化程度的差异，使大家的隔阖和误解越来越深，周华山先生在永宁地区和摩梭人打成一遍，用摩梭语交流，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并在出版之前让摩梭人先传阅和提意见，他用最大可能一个中性的立场上去写出了尽可能不带偏见的摩梭人及他们的生活和变化以及本质不变的东西。
永远忘不了：二车说过那是他看过最好写自己摩梭人的书，虽然有许多地方说了他们不好，但他没有说假话；一位大姐说这本２８元的书虽然只能赚一元钱，但她还是要帮这位摩梭人的朋友卖。
我去过泸沽湖九次了，可能是纳西族与摩梭人的祖先是同一个吧，永远把他们当成了朋友，虽然有过一些不快。我在这里只能尽我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完这篇文章，希望广大驴友能尽可能用心去读，去倾听来自泸沽湖的另一种声音，并希望以此文的观点能让大家讨论旅游开发区纯朴和商业的关系做一点材料。
最后有一个不请之请：小熊和兔子能不能把这篇文章算作精品，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虽然是转贴。摩梭人也有话要说给旅游者听，旅游论坛也要听听来自旅游地的声音。
从一个村庄看旅游开发后的摩梭
前言
落水村是摩梭地区最热门的旅游点。笔者住在落水村期间，几乎每天都碰上游客说同一句话：
“落水村已经变味，根本不是真正的摩梭，原始味道已经变得商品化，年轻人天天看电视、唱时髦流行曲，不再穿民族服装。请问真正的摩梭村庄在哪里？”
先不定夺落水村摩梭是否变质，这番话首先道出许多游客自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游客尽情享受城市市场经济的科技、文明、方便、效率与商品享受，但另一方面来到摩梭地方，却期望看到摩梭人非常“原始”的生活。当发现摩梭人竟如此文明，便非常失望，谓摩梭已经商品化变味，但游客甘之如饴生活在高度商品化的现代城市里，身上尽是商品潮流衣裳服饰，早已背弃自身中国传统的汉唐古装，如今看见摩梭人牛仔裤Ｔ恤打扮，却批评摩梭人变质汉化，但所谓“汉化”其实早已“洋化”。批评摩梭人变质的汉族游客往往浑身“西装”国外时髦品味。倘若汉族游客早已背弃自身文化传统的缠足、杀婴、长衫旗袍、三妻四妾的封建道德，那我们也应该支持摩梭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期望摩梭人犹如动物园猩猩熊猫，只沦为游人观赏甚至猎奇的对象。
许多旅客表示渴望体验真正的摩梭村寨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批评落水村的厕所肮脏、猪膘肉肥腻难以下咽，到知悉永宁山区没有厕所，而摩梭根本没有“厕所”一词，都是在大自然无人地带随意“唱山歌”，九十一个摩梭村寨只有一个温泉洗澡，许多游客却又惊讶那么肮脏那么不方便，如何生活？说白了，正是居高临下、偷窥猎奇之双重标准，最希望自己坐在泸沽湖五星级酒店内，看到下面山区呼天抢地之人间惨剧，彻底满足悲怜“落后土著”的“慈善”心理。
家屋成为经营单位
本文先探讨落水村旅游体制建立的四个阶段，然后讲述旅游业对落水村以至整个摩梭文化的冲击。落水村近年成为整个丽江地区富裕村之前列，其有目共睹的旅游骄人成绩，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四个发展阶段。
旅游业萌芽期（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
泸沽湖在１９９２年才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的的旅游区。在此以前游客稀少，都是个别散客及经官方单位安排的考察团。通常入住落水村保护区的两所宾馆。落水村在１９８９年才有第一间摩梭家庭旅社，此事曾在当地引起激烈争论，发起人汝享浓布（４４岁）就表示：
“我在１９８８年起任旅游局局长，前身是政府成立的旅游公司，负责统筹宁蒗县的旅游。当时我看到旅游发展的迫切，遂向领导提出兴建家庭旅社，彝族书记阿苏全力支持，并建议在落水开办五家、里格开办三家家庭旅社，反而是县城摩梭老干部强烈反对。原因有二：一是恐怕外面陌生人住在摩梭家庭，会因风俗习惯而引起矛盾。二来怕游客把不良风气带进摩梭，万一摩梭妇女生下金发孩子，将成为摩梭人的耻辱。当时我极力保证万一出事我负全部责任，便在我家搞起首间家庭旅社，共八间房二十个床位，村中其他人皆观望以至反对，到１９９３年才有第二间家庭旅社‘摩梭风情园’。”
落水村民最初都怀疑家庭旅社的效益，殊不知首家家庭旅社一年内赚了四万多元，村民侧目惊讶，开始认为传统的火塘文化不应固步自封，而必须积极回应现代社会的冲击。
随着游客增加，落水摩梭人面对如何把游客定位与归类的难题：究竟应按摩梭俗例热情款待来客，不收分毫，抑或用外面商品市场规律明码实价？起初，落水人热情如昔而不愿收钱。游客问可否买两个苹果，摩梭人回应谓没有苹果卖，然后从果树上采一大袋苹果送给游客；游客说半天未吃饭，主人家马上杀鸡、打酥油茶、端猪膘肉，事后拒绝收钱。但落水人很快发现，不可能天天送苹果，也不可能每天杀鸡，遂以族裔身份而划出楚河汉界，谓游客既是外人，可以按外面规矩计算。但害羞文化仍令落水人耻于收钱，也拒绝拉客。客人到家里吃饭后问多少钱，回答总是“随便你，不要客气”；游客主动要求划船后给五元，摩梭人很可能退回二元。
当时，村内老人还是反对游客进来，认为收钱会破坏摩梭热情风俗，更受不了游客情侣公然牵手、穿迷你裙、火塘面前乱说话的不良风气。随着游客增多，情况出现变化。以前落水村民看到游客会害羞甚至走开，但开始有村民主动上前拉客。更重要的是划时代的民主化旅游体制逐渐建立起来。
旅游飞跃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
这是落水旅游体制建立起来并急速发展的阶段，以１９９１年１月格则次梳尔车（４５岁）当村长为起点。当时游客逐渐增加，但规章制度全无，情况混乱，有摩梭人为争夺游客而吵架，有游客不满价钱混乱，有游客在公路上被拉到沙滩划船时才发觉自己“被宰”。次梳尔车表示：
“我上任后，把发展旅游体制放在工作首位，村委会十个委员为制定村规民约而经常开会，既要咨询村中老人，制定后又因违规行为及村内纠纷而头痛。”
在经济利益、摩梭声誉及家屋矛盾三方合力催迫下，完整的村规民约及旅游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划船从个人及家屋提升为村寨的集体行为，半数家屋（共三十八家）自愿地参加划船，分成两组每星期轮流每家派一人划船，每条船一次收五元，每天收入由组员平分。1993年，摩梭歌舞篝火晚会从家屋个别组织与争客，转为按照划船的分组模式。1996年，牵马也从个人行为提升为全村集体分组经营，明码实价写在沙滩木牌上。而村规民约亦越趋具体细微：牵马、划船、民族歌舞时不穿民族服装，立即罚款；迟到者不准参加当天活动；主动拉客到自己家庭旅社，马上罚款；落水人在公众地方争吵，罚款；向游客多收钱，罚款；村内骑着马跑，罚款，因为可能令游人受伤或受惊，又对村内老人不敬。沙滩规定由每家来种树，若三年内有任何树死掉，每树罚二十元。当时村长次梳尔车被誉为“罚款村长”。
随着旅游体制与规章逐步落实，村民间的纠纷以及游人的投诉也大为减少。据老人表示，1991年至1993年的矛盾最为激烈，经常出现家屋间之争吵，以至打架。村长次梳尔车坚持落水村为一家人，不分普米、摩梭或汉族，皆可参加划船等项目，同时严厉执行规章。他说：
“篝火晚会原本只有两人守门收费，后来发现有人私下‘食钱’，罚款之余，从此守门改为四人。我又专程走进篝火晚会场地抓没穿民族服装的落水人。1993年曾有里格村民把游客划船过来，被落水村民反对并把船费充公。我得悉后坚持摩梭人应互相帮助，遂与村委会赴里格赔罪、退款。直到1999年，仍有村民划船到四川，中途起风而坐地起价。这些事严重破坏了村夫民约，又损害落水与摩梭名声，必须罚款并公开指斥。”
村季会因多番妥善处理村民矛盾，而深受村民赞赏，1991年的村委会更连续三届连任到1999年，声望威信令村民折服。村长的威信除了个人能力外，也因为格则家乃落水村的名门大家，如今汝享、彩塔及达巴三大家的年轻一代，大多是格则次梳尔车七个舅舅所生的孩子。村长背后既是三大家族，令“公众事务”在“家屋”威望的支持下，更加顺利开展。
另方面，落水从传统摩梭的家屋本位，在九十年代逐渐转化为经济共同体，史无前例地令公众空间与规章变得重要，又建立由村委会集体处理公众矛盾的民主协商机制，令传统摩梭以家屋威望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极具摩梭特色的是，整个公众领域民主体制仍以家屋为本。
首先，整个旅游体制完全是以母屋火塘为单位，一个火塘派一人。自1997年起全村七十三家每天派一人，一星期牵马，一星期划船并跳舞，并从此定格为七十三家，即使日后再分家也不容参加旅游项目。其次，村规民约执行初期，经常以大家族力量作后盾，遇上棘手个案，村长家族壮丁与村委会成员统统站在村长旁，把村规民约强制执行。其三，七十三家母屋火塘组成经济共同体之后，先前的个人及家屋之间的利益争夺，转化为七十三个火塘携手拓展。可见整个公众领域民主体制绝非西方个人主义模式，也非国家机器从上而下推行，而是传统摩梭火塘本位民间自发之“家屋民主”、“家屋公众”及“家屋体制”。近年有十多个分家户希望加入旅游体制而一直被拒，但火塘本位的家屋和谐令少撮不满情绪从没激化为公开对立与冲突。
最后，落水公众领域民主体制之建立，电视科技之普及也功不可没。随着1995年落水通电及1996年家屋皆有电视，村委会便经常利用电视科技作村民咨讯传播，传达村委会的决定。而家家户户天天收看电视，也逐渐熟悉主流社会市场经济之思维，并选择性地把这种在公众领域公平协商的游戏规则，借用于自身旅游体制之建立与执行。
政府的介入与规范（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世界各地的旅游区，多半由政府策划、规范、统筹、监管，甚至经营。落水村是个例外，从1989年首间家庭旅社开始，整个旅游业的萌芽、起飞、发展、整顿、修正，大多是民间自发自主而少见政府介入。直到1996年二星级摩梭山庄建成，情况才明显变化。
1993年，政府见落水旅游迅速发展，便准备在落水村兴建附设娱乐城的星级宾馆，没有咨询落水村民就与四川乐山纸厂签定了合同。此事曝光后，引起落水人激烈反应，拒绝出让土地。结果，丽江地委调停，政府只好改为在1982年从落水划归里格村的一幅土地上动用一千四百万元建摩梭山庄，原以为能凭政府单位的庞大客源网络，令这间半山湖景的星级宾馆大有作为。不料到泸沽湖的游客，主要目的不在泸沽湖的山光水色，也不坚持电视与空调，反而希望能深入民间了解摩梭文化，情愿入住由摩梭人开办的家庭旅社体会摩梭风情。这边厢落水家庭旅社门庭若市，那边厢星级摩梭山庄水静河飞长期亏损。丽江地区政府虽在1999年规定所有到泸沽湖的政府单位员工，必须入住摩梭山庄，担亏损情况持续。
政府的介入引起与村民的利益冲突。在修建摩梭山庄的过程中，政府曾做出规划，把游客住宿集中于政府自己投资的摩梭山庄，把落水局限为游客观光的民族风情村。政府又在1997年要求落水下村三十多间违例建筑的家庭旅社从湖边推移八十米，村民反对，政府控告村民，但宁蒗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后转往丽江地区法院，最终由丽江地区专员出面摆平，村民无须搬迁，象征式罚款了事。
早在1992年，水政渔政管理所的负责人曾把水域管理的机动船用作接待游客谋私利，泸沽湖开始出现油污。落水人强烈抗议这种污染泸沽湖的贪官行为，有村民偷偷破坏机动船，后来政府介入才从此没有机动船行驶泸沽湖。1994年，政府让一间私人机构在泸沽湖开直升飞机服务，环湖每人收费三十元，后来因巨大噪音及强风严重滋扰居民生活及令牛、羊、猪、马受惊，项目停止。1996年摩梭山庄的兴建，亦因利益冲突而一度引起官民关系紧张。1997年底落水下村出现十多间卡拉OK、歌舞厅及美容美发厅，更有歌舞厅修建在湖中间，严重滋拢民生、破坏环境。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旅管委）在村内老人强烈抗议下，勒令所有歌舞枯及美容美发厅迁出落水下村，搬住远离居民的保护区，从此不再有歌舞厅夜夜笙歌，滋拢居民。旅管委在1994年设立，并在1995年公告60号文《泸沽湖省级旅游区总体规划》，在1999年4月20日再修订及公告共二十六页的《泸沽湖风景区管理条例》，包括：“不得在落水、里格摩梭民俗观光保护区内兴建及经营酒吧、卡拉OK厅、美容美发厅。禁止在民俗观光保护区内（既湖边延伸三百米内）新建、扩建旅游食宿接待设施……严禁在湖内打捞菠叶海菜花、裂腹鱼……在湖内洗衣、洗车和游泳、洗浴的，除责令停止污染行为，并处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5、8、25页）1999年10月23日，旅管委通告落水、里格村民未经审查批准，不得修建房子。通告如下：
“因家庭成员过多、家庭不合睦确需分家，经村委会批准分家后，当事人应向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委会提出新分户建房申请，经审查批准，可在村中规划的原基地发展用地内搞限定的面积修建。未经管委会批准，居民不得擅自修建，土地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房管所不得办理房产手续，林业部门不得安排用材指标。”
管委会发出通告同时，惩罚了落水村八家未经批准而修建的旅社，进一步监管落水与里格村摩梭人分家及建房，令民俗风情充满行政管理及政治意味。原本分家与否纯粹是家庭内部决定，如今却因为旅游业的巨大利益，政府介入而令“分家”成为相当复杂的经济、商品、行政的行为。
政府的介入令部分落水村民不满，甚至表示政府介入只为着与落水争生意。落水人兼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则表示：
“部分落水村民不太理解政府的处境。其实，任何发展都要规划、指引与监督，任由村民与外来商人发展，落水村早就成为卡拉OK及美容美发通宵达旦之场所，纯朴民风荡然无存，老人不得安宁，落水沦为色情场所，人们对走婚及摩梭人的误解更深。政府在1996年耗资六万修建了落水环湖公路，令居民受惠，不应认为政府只为争夺生意而来。”
旅游体制多元发展（1999年后）
1999年，连任九年村长的次梳尔车在村民极力挽留下仍坚持退位。皆因先前被汉族村民刀插而重伤。话说一家远离落水的汉族家庭，在1981年包产到户后，从事人参种植与买卖，甚少参加落水村的集体劳动，而划船、牵马、锅庄舞也没有参加，至1998年改变初衷要求参加，村委会表示七十三家已成定案，村长被对方以刀插腹。更不幸的是其他村民情绪汹涌，几十人马上冲进该家打伤家人，把家屋砸毁。经公安及法院调查，整个落水村被罚十万元，每家平均罚一千三百多元，而该汉族家庭不得加入村内旅游项目。
这是落水村至今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充分显示以家族力量来解决公众问题之文化特色与沉重代价，自此落水旅游体制更为制度化与常规化，村内纠纷更多由村委会在公众领域按照村规民约以及集体利益来决定，不再动辄以家族力量来处理。公众领域逐步扩大、民主体制与意识大幅度提高。但这种民主体制其实与家屋网络及经济利益扣连，以至任何崭新改动皆会威胁到既得利益者，加上落水人已有稳定而可观的旅游收益，原本易满足、点有欲不强、缺欠拓展与突破意识的摩梭人更安于现状，即使知道不少游客嫌泸沽湖的旅游项目单调平面与商业化，当地摩梭也欠缺改革的动力。
但，既有旅游体制与家屋经济利益紧扣一起，任何改革与变更都碰上巨大阻力，更重要是安于现状的心态。试想，单是划船牵马锅庄舞的收入，每人每年平均达三万五千元，在山区地区简直是天文数字，令原本拓展意识薄弱的摩梭人，更为安逸。
约八成游客表示对落水旅游感到失望。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旅游项目单调缺乏内涵，骑马与划船是许多旅游点的标准化项目，锅庄舞也舞步单调欠吸引力；二是缺乏渠道去了解摩梭文化，许多游客承认离开泸沽湖仍对摩梭母系与走婚制一知半解；三是认为落水变得商业化，认为传统摩梭建筑已面目全非，传统服装变成年轻人的工作制服，“下班”后马上穿汉装，而游客连饮食都在现代餐馆而非母屋火塘，难免失望。
譬如在湖思茶室的留言本子上，便有许多游客写上走进泸沽湖的感受：
“一路车行到达女儿国，见到非常商业化的摩梭，非常痛心，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难道就容纳不了这小小的一方乐土，文明人真是破坏环境的高手。”广东老陈（1999．8．25）
“踏进泸沽湖，走进女儿国，但是却感受不到那份神秘，湖水依旧，青山依然，古老纯朴的摩梭人却不知在何方？在我眼前的是精明中略带狡诈的商人，现代的气息已终融进这片净土，于是，失落之感油然而生。”马非如（1999．8．14）
“我们是四个来自滇池湖畔的女孩，抱着无限的憧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地方——泸沽湖。这是十分美丽的地方，美中不足是原始味太淡，商业味太浓，××饭店的待人接客方式让我们无法感受摩梭人民热情、好客的民风。这次泸沽湖之行让我们感到失望，也很伤心。今后绝不再来。”—四个带着遗憾离开的女孩（2000年5月27日）
笔者甚至碰到有游客到那里后，环落水村走一圈便想离开。其中一位上海来的年轻游客就表示：
“我从丽江一路过来，丽江有白沙壁画、纳西古乐、玉龙雪山、木府，还有百走不厌的古城。十小时崎岖颠簸山路到落水，盘山而上盘山而下，沿途是贫瘠山区少数民族，纯朴而原始，极具特色，路上的期望遂越发提升。到那里后居然尽是现代旅馆建筑，与外面传说的什么‘东方女儿国’、‘神秘原始母系社会’，根本是两码事，有种货不对版之纳闷。再看到最时髦的旅社门牌上刻上什么‘母系世家’、‘摩梭伊甸园’，觉得商业味太重，根本不想留下来，所以我问你，哪里有传统的摩梭村寨？”
另方面，离开落水而环着五十多公里的泸沽湖走一圈的游客，却表示非常满意，关键不单是沿途多元立体的泸沽湖视角，最重要是直接住在民居，走入摩梭真实生活。不少游客更深深被山区失学儿童所牵动而伸出援助之手。譬如一位二十岁的大学毕业生阿玲，更在泸沽湖旅游途中，留下来当竹地小学义务老师，在父母再三反对下，仍在山区坚持了四个月。她在湖思茶室的留言本上写道：
“以为教书就是备好课去讲，结果开学第一天的工作是跟一位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师穿街串村去找寻到了年龄而没来上学的孩子和流失生。‘家徒四壁’、‘家无片瓦’这些抽象的词语我第一次在生活中体会得到那么深刻，有的人家穷得连皮带都没有，绳子草草一栓了事。连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时候，是不会有心情去起个好名字，家中养牛，孩子便叫阿牛，而且是个女孩！风景很美，青山玉米地，中间疏落的小木屋，但我第一次觉得田园牧歌并不浪漫！”（1999．8．18）
随行就市
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刀，既把现代科技文明带进山区，亦令山区重新阅读和修正自身文化。这是极其复杂的文化重组过程，主流文化既没有全盘扼杀山区文化，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以落水村为例，许多游客认为落水已经变质而严重汉化，到永宁山区才能找到真正的摩梭文化。笔者却认为在旅游业的冲击下，落水人的摩梭意识、自信与文化自豪感，犹胜永宁山区。这绝非低估过去十年旅游业对落水村的巨大冲击，而是强调旅游业反讽地激发的摩梭主体能动性，也令我们必须跨越“传统与文明”、“文化与发展”这些片面单向的二元对立思维。
笔者在永宁地区，发觉只要提起落水，山区摩梭人大多嗤之以鼻，谓落水人已经变质，认钱不认人。这种批评与许多游客的意见不谋而合。
笔者却不以为然，首先，笔者强烈感受到永宁山区摩梭年轻人的自卑感。她们对外面世界非常好奇，却欠缺接触的渠道，只靠电视与录像来了解外面社会，笔者就经常被永宁山区年轻人问：“香港街头是否经常有黑社会枪战？香港社会是否很乱？”这很明显是长久浸蚀在成龙、李修贤式港产电影下所衍生的误解。山区人们的想像，与城市人的实际生活，难免有差距：有一位永宁山区的当家阿咪经常叫我到火塘看电视，问是否需要把家中仅有电视机搬到我的房间，晚上又叫儿子带我到酒吧唱卡拉ＯＫ。她们认为这是对“文明城市人”的上宾款待，却难以理解我对卡拉ＯＫ的厌恶，也奇怪为何我不看电视剧。
单向片面影像文化所塑造的扭曲景观，令人们对外面充满误解与幻想，而外面世界都是以“强势”、“优越”、“文明”姿态出现，电视画面多是华丽家居、电脑、手机、时尚衣裳的一袭千金，令原本已被视作“落后”、“原始”的山区摩梭人更感自卑。笔者曾碰到过摩梭人把收藏十多年从未使用的羊皮牛毛毯，甚至是把成年礼女儿的簇新便枕，先给笔者用，便仍以为薄待笔者，再三表示山区“落后”、“肮脏”、“无文化”。永宁山区年轻人对传统摩梭文化的评价，远低于落水年轻人，在自我表述中经常出现“落后”一词。
关键是十多年来落水人每天平均遇上近百中外游客，不论是单位领导，银行总裁，抑或作家学者，都闲话家常相互交流，从好奇惊讶到司空见惯，从渴望外出到安于现状，正是十多年滴水穿石的漫长过程。而落水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大多经过四个阶段：
（１）１９５６（宁蒗民主改革前）年前轻松自在，根本没有什么摩梭不摩梭的民族意识；
（２）通电及旅游业起步后，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家，渴求冲出来，尽快与所谓文明世界看齐；
（３）大量与游客接触，不再美化外面世界，开始看到主流社会的问题；
（４）熟识外面世界后，也习惯了游客对摩梭的好奇与欣赏，反而越发自豪自信，以身为摩梭人为荣。
十年前落水旅游业刚开发时，村内年轻皆渴望能出外见识世面。但时至今天，当永宁山区年轻人渴望出外工作，却苦无渠道，落水年轻人却大都轻松快活。每天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进来，干吗还要走出去孤身面对冷冰冰的世界？
笔者在落水期间，先后十多次碰上国内游客看到外国人时好奇地说“hello”的情景。反而落水人却对世界各地游人习以为常，对骄傲自大的游人更嗤之以鼻。每个落水人都能随意列举城市人素质低劣的例证。
戈瓦松浓拉姆（２１岁）讲述一段经历：
“我与这个游客一起坐车从宁蒗到泸沽湖，他越谈越过分，一味谈论走婚，还扯到我身上，实在受不了，下车前他问我摩梭语‘你好’怎么说，我便故意用摩棱语说‘我爱你’。到落水下车，他碰上一个老大妈，就冲上前雀跃地用摩梭语说‘我爱你’，这个阿咪正是落水有名的泼辣恶妇，自然愤怒地痛斥这位男人。”
格则董吉对走婚的评价也充分说明了这四个阶段的演进：（１）自然状态；（２）与外界接触初期之自卑感；（３）逐渐不再美化主流社会；（４）自身民族自豪感的建立。
“少时看见阿咪阿乌都走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好不好，对不对的意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走婚。读书后知道外面的人都结婚，觉得自己摩梭怪怪的，开始认为结婚才正常。出外工作后，天天与城市文明人一块，发现他们原来有那么多感情问题、家庭问题、夫妻问题、婆媳问题，我不再美化婚姻。三年前返回落水，每天与游客接触，令我越发有民族自豪感，你们结婚的人是很可怜的，生活压力太大。别看落水年轻人外表看似汉化，实则我们落水人都有这份民族自豪感。”
董吉最后这一句“我们落水人”及“我们摩梭”是落水村民经常朗朗上口的，可见落水人不单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处处充满落水自豪感。笔者在其他摩梭村寨生活，从没听到当地人开腔说“我们竹地人”、“我们黑瓦落人”或“我们摩梭什么什么”，皆因所谓“摩梭文化”只是呼吸的空气，生活上既不需要亦难以衍生什么摩梭不摩梭的自我认同以至自豪感。
反观落水村村民，每天都被游客询问什么“母系”、“走婚”、“马帮”等问题，一则促使落水人自我努力翻阅外来书籍，同时多向老人查询摩梭事迹；二来逐渐自觉摩梭与其他文化之多元差异；三来世界各地游客、电视台媒体介入、学者来访探讨摩梭文化，令落水人的自信自豪油然而生。
这份摩梭自尊自豪，既是长久与游客互动而衍生的身份认同，解说摩梭文化时难免充斥大量原本是汉族学者建构的外来话语。落水人随口背诵的“摩梭母系八大优点”、“走婚制五大好处”、“阿夏婚姻”，都是外间学者的分析话语，而非山区摩梭人的生活语言。
另方面，旅游业不单从外而内的冲击落水传统，更内在地冲击落水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至落水人绝非被动挨打，而是积极主动地重新修正和建构自身的文化取向。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５日泸沽湖自然村村委会公布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内容有：
“第三条：保护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等民族风情，是每个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七条：每个村民应该积极参加各项公益事业的投工投劳，不参加者每次处以罚款３０元至５０元……第二十条：在本村举行丧事时，全村每户必须有一名男同志参加丧礼，违者罚款３０元。”
所谓“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男子参加丧事”，原本是摩梭文化的自然行为，现在却因为旅游业需要而被建构为落水村委会的官方话语，更是从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这不单是因为旅游经济利益而必须强调“母系大家庭”这“摩梭文化特色”，也是担心村内新分家户要求参加旅游项目，而威胁到既有七十三家屋的经济收益，以至什么“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这些汉族词汇正式成为摩梭自我认同的文化内核。
民族服装也因着旅游业而产生巨大变化。１９９９年５月落水村委会之村规民约第六条规定：
“一切从事旅游服务的本村村民，骑马队、划船队、锅庄舞以及在鸟满河摆摊设点的本村服务人员，必须一律穿戴民族服饰，穿着要做到整洁卫生，美观大方，违者处以罚款１０元至５０元”
在１９５６年土地改革前，民族服装是摩梭人的生活便服，女穿百摺裙、七彩腰带，佩带头饰，男戴帽子穿藏族衣服。文革时期，摩梭人被严禁穿民族服装，男脱下帽子，女改穿裤子。当年不少摩梭人含着泪谓不愿穿汉装。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摩梭年轻人既习惯了汉装，更重要是时尚观念令她们睥睨代表着“落后”与“贫穷”的摩梭服装，反而追逐席卷全国的现代时装；年轻人更投诉传统服装没有口袋放烟、打火机、钱包与杂物。结果是只有摩梭老人穿着民族服装。落水是例外。起初许多落水年轻人拒绝穿民族服、深感麻烦兼异样。但每当穿戴民族服饰，游客总好奇观赏，落水年轻人从不习惯到习惯，从怕麻烦到自豪。因着“工作”的需要，落水女子平均有五套摩梭服装，男子约有三套。目前，整个永宁地区只有两间摩梭服装店，其中一间由郜阿咪嗓娜独自经营，她就道出十多年来摩梭民族服装的变化：
“十多年前才开始有摩梭服装店，以前我们是自己纺织的，自给自足。但现在穿的人越来越少，都是老人穿，其他人是成年礼才来买一套，平时不穿，尤其是男装，几乎都是落水人来买，摩梭男人特别不喜欢穿民族服。”
旅游业令落水成为永宁地区唯一每天有摩梭年轻人穿民族服的村寨，也是唯一每晚有摩梭篝火晚会的地方。据老人介绍，过去永宁村庄晚上经常有村民拾起柴枝自发堆起火跳民族舞、唱摩梭歌。但自从录像与电视入侵并在山区普及后，自发的篝火晚会已式微，只有春节、成年礼屋才按习俗跳锅庄舞，而落水人就因为游客而反讽地每夜穿着华丽簇新民族服装，跳锅庄、唱摩梭歌。格则旦史甲采（２４岁）就表示：
“以前我们为自己而唱歌跳舞，晚上到村口堆起篝火，烤土豆、玉米和新鲜鱼，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我们一起吹牛，唱歌跳舞，然后一双一对离开，走婚去。现在嘛，为游客而唱歌，为钱而跳舞。钱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好玩了。而男与女越来越分隔，连走婚也变得造作，物质条件改善了，但内心却越发不开心，烦恼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传统摩梭的“害羞”文化在旅游业的巨大冲击下，出现相当微妙的变化。在落水村，几乎每个老人都带着无奈来述说十年来害羞文化受到游客的“冲击”。譬如戈瓦达史披措（５２岁）就表示：
“以前我们骑马骑单车看见老人必须下马下车，如今游客以至本地年轻人都骑马在老人面前飞来冲去，不顾老人安全与感受。又譬如女游客袒胸露背迷你短裙，甚至穿着摩梭服装牵着男友的手，旁若无人大摇大摆，令老人非常难受。以前许多规矩已经荡然无存。家里年轻人每天‘上班’接待游客，不再留在家听老人说话，晚上溜出外玩，在火塘的时间也没有，老人跟年轻人说话也要找时间，还是以前的老人幸福。”
令落水老人更为不安的是游客走进母屋火塘后的表现。次梳尔车就表示：
“起初我们都热情地把游客带进火塘，但问题马上出现，游人开腔就说‘走婚’，再问谁是‘父亲’，令我们非常尴尬，但游人根本不懂，总是不识趣继续问下去，老人只好离开母屋。有些游人走进火塘就脱鞋，在老人与火塘之间走过，甚至向火塘吐口水，简直侮辱摩梭文化。”
但，民族家庭探访是团队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每次家访时的礼物，也为当地人带来可观的收益。落水摩梭人便实行内外分明的空间分隔。除个别家屋缺欠老人外，一般母屋火塘在平日都是游客禁地，不容游客随意走进，即使是团队家访，都是事先安排的特定时间，让家中老人出外回避，以免出现尴尬场景。而每家家庭旅社都修建独立餐厅饭堂，令游客在远离火塘的餐厅内进食，游人居住与活动便与母屋分隔。落水人在白天把游客聚集在下村最远离民居的沙滩上，每天早上几十位摩棱人穿民族服装在沙滩上等游客划船骑马。至于晚间的美容美发及歌舞厅服务，与老人休息的时间分隔，更重要的是１９９７年底一切美容美发、卡拉ＯＫ厅及歌舞厅被彻底迁往远离民居十五分钟路途的保护区，不会对落水村民构成滋扰，在空间上与民居完全分隔。
空间分隔固然大幅减少旅游对摩梭文化的破坏，但把游客与火塘分隔，却令游客的活动空间局限于商品化的现代宾馆，难以走进摩梭母屋作深入交流。难怪许多游人带着大堆问号与误解而来，却带着更多疑惑与误解离开，关键是游客根本没有渠道去了解摩梭人的内部道德价值观，只片面看到落水年轻人刻意展示给游客的“现代面貌”，但这些所谓“现代面貌”正好令游客认为摩梭人已经变味。落水已成为摩梭对外的窗口，游客也是透过落水来认识摩梭，落水的问题，举足轻重。
有人批评落水已经从传统热情好客不分彼此，沦为商品经济的明码实价。但，游客出外游玩，享受湖光山色与民族风情，明码实价其实是合理做法。任由旅客随意付钱，不单造成混乱，也只会让摩梭人或游客皆可能被剥削，至于要求摩梭人对陌生游客如亲人般热情，是非常不合理的双重标准，游客自己在大城市生活，也不会纯粹感情而不计金钱，而落水人每天接待无数陌生游人，不可能每次端茶送饭、杀鸡宰羊后对游客谓摩梭人热情好客不收分文。曹建平（４４岁）就表示：
“曾有游客说：你们摩梭人不是纯朴热诚吗，为何在落水却事事算钱。这些游客到香港旅行，花上一万几千却自豪地炫耀，每顿饭几百元还津津乐道，往上海北京旅行也至少五、六千元。唯独到我们少数民族地方，住宿一晚才十五元，一顿套餐十元，居然批评我们商品化再无纯朴民风，难道我们沦为游客的剥削对象，才拥有少数民族特色？”
落水经十年旅游而发展出公众领域之市场规律与民主体制，比诸传统山区凡事以家族势力来解决问题，实在更为公平和合理。
至于其他摩人批判落水商业化，牵涉比较复杂的身价定位问题。譬如一个别村的摩梭人到落水，到饭馆进餐、住在家庭旅社，应如一般游客般付费吗？落水人与她们可能不认识，难道能说摩梭话，或凡有摩梭血缘就不收费？但在永宁地区，许多普米、汉族及彝族皆操摩梭话，却有在外的摩梭人不会摩梭话，应如何归类？落水村的鲁汝次尔（２６岁）也讲述了一次尴尬经历：
“我当时与两位汉族朋友到里格村，饿了便走进一家烤土豆食，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到摩梭家庭食东西后要付钱，那是极别扭的事，但同行汉族伙伴坚持这是（汉族）规矩，而里格也是旅游点，我便极之尴尬地给钱，内心总觉得是一种侮辱。若纯粹是摩梭人相处，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些灰色地带，最容易引起争议与误解。譬如笔者曾与香港友人从温泉走往木里利嘉子，中途遇到一位利嘉子屋主，笔者以简单摩梭语沟通，马上打破许多隔膜，被他热诚款待，带往附近村寨的亲戚家，吃毕丰富饭菜后，笔者私下问他应给多少钱，他却热诚推却。翻山越岭到利嘉子，走进火塘后他更为热情款待，这一刻却有四位游客来临而令形势大变。由于我们三人与四位游客共处一屋，同食同住，屋主也逐渐把笔者划出原先的“自己人”类别，而终沦为与四位游客同等类别的纯经济商品关系。
每个落水人如今皆游走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以落水格则家为例，格则大龙每天都四、五次徘徊于不同文化价值时空里。早上七时起床，会在母屋火塘与家人喝酥油茶，一起讨论当天的工作安排，完全是传统摩梭的规矩；然后可能与外面茶室的汉族负责人聊天，格则大龙已视为自己人，但又不会以摩梭文化规矩来对待；八时许格则大龙便会到沙滩牵马或划船，那完全是赚钱谋生的“商业世界”。格则大龙说：
“游客总期望你在一分钟内解说摩梭文化，我们的情况其实都很复杂；而且游客知道你是不走婚的，会失望。所以很多时我随便说几句便算，甚至撒谎，根本解释不来。”
每天中午格则大龙回到传统摩梭的母屋火塘空间，然后再出外接待游客，虽然每天多次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跳跃流转，透过不同时空的分隔来把不同价值体制整合起来。
格则大龙平日虽把游客排拒火塘以外，但笔者两次有香港朋友来访，大龙总是马上邀请他们进火塘，饮酥油茶、吃糌粑及其他摩梭食物。可见他把不同游客分为不同类别作不同处理，不单谈话的内容与态度不一样，连观点与立场也相异，他说：
“若是一般游客，我投其所好便算，说一些游客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强调传统摩梭人必须与感情为本。倘若是谈得来的游客，我会比较坦诚而深入介绍摩梭文化，也不介意解说摩梭的不足。至于对你们这些长期呆下来的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吹牛，一撒谎你就知道。而且，你会写出来，所以我也必须客观公正。我最欣赏是一些国外游客，他们带着环保垃圾袋把垃圾捡起来，甚至连路上的垃圾也捡走。你想，我们以前在湖边喝水，现在要划船出去才能喝，太脏了。”
传统摩梭与现代文明看似水火不相容，实则在交流中互相修正重建。譬如落水原本每天四餐，即早上七时起床先喝酥油茶，九时许吃早饭，下午二、三时劳动回来吃午饭，晚上九时许完成整天劳动才吃晚饭。现今便因为旅游而统统改为早午晚三餐。而且传统摩梭人时间观念模糊，现转为早晨八时必须到沙滩聚集，七时半吃早餐，午晚饭也因为工作关系而固定在十二时与六时半许。而逢星期一落水村的骑马与划船队便会工作对换，故现今落水人的时间意识鲜明，对日期也异常敏感，因为与劳动安排、经济收益、个人闲余时间直接挂钩。必须强调的是，落水村旅游业完全以家屋火塘作单位，看似公众商业行为，实则充满家屋意识。譬如湖思茶室负责人唐斌就表示：
“来摩梭地方做生意，成败关键不是商业头脑是否精明，而首先在于与主人家的相处，过去外省人来开店大多败兴而归，问题首先出于与主人家相处，其次是与其他家屋以至村委会相处。我们初来开店，便有许多摩梭人来帮忙，前阵子游客稀少，摩梭房东便主动免我们几个月租金，这在外面城市简直不可思议。”
唐斌表示若把外面商业社会的经济与法律规律，强加到摩梭地方，必定焦头烂额：
“落水村看似商业化，其实充满传统摩梭味道，凡事都要看老人家以至村民的看法，与商业世界截然不同。譬如这里的外商每个月都要交缴五十元环境保护费，去年当我要求村委会公开费用的用途时，对方却说‘公开与否我们的事’，根本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另一次村委会阻止我们出租单车，争论时甚至有人说：‘不是我们请你来落水，是你们自己来的，若不喜欢这里，可以滚！’我当时气愤，但后来又回想，这种家族为本的待人处事，却又令我们非常温暖，譬如绝不会有人收保护费，村民酒后从不闹事，村民付钱有多无少，我们有事时村民主动帮忙等等，有如活在母系大家庭，不像外面商业世界冷冰冰。”
最后，随着每天大批游客来访，落水村的生产与生活模式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是整个经济状况的改观。落水村人均收从１９９２年的４３６元，至１９９６年急升三倍至１２４０元，原本低于同期丽江地区（５４６元）与云南省（６１８元），四年之内却高于丽江地区（８６４元）甚至高于云南省（１０１１元）的人均收入。（参看《云南统计年鉴》、《宁蒗县统计年鉴》）旅游收入已占据落水村家屋总收入的九成。１９９１年以前落水村民的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元，人均粮一年约二百公斤。据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估计，目前单是划船骑马与锅庄舞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约为三万五千元。落水村旅游淡季（一、三、四、十一、十二月）每人每月平均至少有一千元，而春节、国庆、五一等节日更收入不菲。譬如笔者在２０００年劳动节在落水村，就发现连续四天落水村二千多个旅馆的床位彻底爆满，单是牵马与晚上锅庄舞的每人每天收入最高达一千一百元。至于家庭旅社，每年平均收入二万元，难怪落水早成为整个丽江地区的富裕村，即使放诸北京、上海大城市，每年五至六万元的家庭收入尚算不错，更何况落水当地生活费远远低于城市。
落水村已经从以耕作与捕鱼为主，转为主要靠旅游业为生。过去十年，约有四分之一耕地变为旅馆建房之旅游用途，而在靠湖的下村，四十家屋只有两家因为位置阻隔、车路不通而没有把家屋改为家庭旅馆。家庭旅馆大多请小工或亲友帮忙，每家平均两人。大量游客来访，令劳动力严重紧张，每天必须派一人参加白天骑马、划船，晚上跳锅庄，不过所赚的钱除少数作个人开支，就会统统给当家人。落水村村民从１９９８年以前的每天四餐包谷饭，改为出外购买大米。木楞房已普遍改为水泥墙与瓦片屋顶，但母屋顶仍多是黄板木。猪槽船从捕鱼、捞虾、运柴禾杂物与走婚工具，改为接待游客，而原本一棵树挖成供两三人坐的猪槽船，已成为五六棵树木造成供十多人坐的独木舟。收入增加、经济改善、也令人们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培养，追求生活质量，年轻人普遍不再追求人口众多大家庭体制。笔者访问了十位落水年轻人，六人表示将来只想有一个孩子，其余四人谓推迟到不能再推延，才考虑。没有一人想生多过一个孩子。
由于劳动力紧张及经济改善，落水村从八十年代全村饲养山羊近三百只，绵羊一百五十只，到九十年代未再没有任何家庭养羊。但猪只因为游客对猪膘肉和腊肉的大量需求而有所增加。过去每家一年杀四、五头猪就足够全年食用，现在置有大型家庭旅社的家庭，每年杀十多头猪仍捉襟见肘。
经济富裕又让摩梭人更有条件保存与发展传统文化。譬如落水村六十五户摩梭家屋，共有九个家屋送喇嘛儿子往印度学佛，比例约为七分之一，超过永宁地区的比率（约十分之一），关键是经济，单是机票与路费已经四、五千元，而且考取拉叉、结史等职位皆需要巨款，超乎永宁许多家屋的经济能力。落水村目前只有八家摩梭家屋没有正式经堂，都是刚分家成小家庭，或正准备修经堂。经堂设置比率（８０％）远高于永宁摩梭（６５％）。关键就在于经济差距。永宁人普遍承认，家境贫困便难以修建经堂，尤其经堂要求严格，不能轻率，动辄需要上万元，非贫困家庭所能承担。而活佛出生于落水，并每年春节回来，无疑令人们对佛更为虔诚。
落水村修房子的频率，同样是永宁地区之首。当地人表示，过去五年落水村每天都有人在修房子。另方面，重修房子已成为近年摩梭人之间的互相竞争与炫耀。譬如在偏远的山区者波上村，笔者在２０００年春节再访时发现四十五个家庭中其中有十四家在最近两个月内在修房子，比率高达三分之一。这再显示摩梭人对家屋之重视，以至经济状况一旦改善，便会把精力与金钱放在家屋。落水村格则大龙就表示：
“若家屋修不好，在摩梭人里是很没面子的，因为意味着家庭欠团结、力量弱、不齐心。我这几年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修建这个家屋，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
近年落水村修房子已经从村内每家派一人来帮忙，改为聘请四川摩梭工匠。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落水人已变成商业化。首先，落水家屋的劳动力相当紧张，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接待游客，不像永宁山区一年有六、七个月农闲，可以轻松地互相帮忙。而过去摩梭绝少分家，平均十年以上才修房子一次，建屋修房便成为村中大事，村民都争相帮忙。但落水村近年每天都有人修房子，若按照往昔俗例，家屋每天都要派人到其他家屋帮忙，会变成上班式天天劳动，实际上不可行。而且目前落水修建的家庭旅社已相当复杂，从两层变成三层、四层，还要落地玻璃窗，要求较民房烦杂，需要专业木匠队伍。许多房屋更是外商来投资修建，修房子变成纯商业行为，当地摩梭自然不会按习俗来帮忙。
正因为从外请小工只是实际需要，而不是因为村内家屋矛盾而拒绝帮忙，故此建屋竖立架子那天，村内家屋还是按例派一人来帮忙，正式入住那天的宴席，每家更必定派代表兼送烟酒礼物。可见落水村修房子新模式所呈现的，不是对传统摩梭相互合作帮忙之否定，而是因着现代社会的簇新处境，而重新自我调节与更新，即结合现代社会之经济模式，其传统文化仍然充满生命力。
落水的急速发展与变革，常沦为永宁其他摩梭人的批评对象。但所有文化都需要发展，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因为把过去封建吃人礼教不断革新。摩梭也需要自身的现代化进程，问题是变革什么、保留什么？是摩梭人主动变革，抑或被主流商品市场牵着鼻子走？以摩梭最重要的葬礼为例，落水在１９９３年年就开会决定不再送猪膘肉给村民，以节省金钱、劳动与精力。其实，永宁也有相应变革，２０００年瓦拉片村委会决定葬礼不再送猪膘肉给村民以免浪费，每家必须送五斤米给主人家以帮忙，喇嘛念经不能超过三天，而过去送骡、马、牛给喇嘛的做法早已在永宁消失，凡此种种都是合理合情的变更，不应看见摩梭生活或风俗起变化就想当然批评为汉化变质。关键是变革的方向。
至于落水放牲口之分工合作，旧有互助模式并没有随旅游业而改变，依旧是每家每两个月派一人连续两天负责村内之牛马管理，每次由两家各派一人，每年五月到九月则轮流每次由四人上高山住十二天，负责全村的牛只。
最后，落水村虽算富裕，却没有其他急速发展地区所出现抢、偷、劫、杀等犯罪。村内过去十年只出现三宗伤人案，而且都被视作极之害羞。抢劫从没在村内发生，至今家庭旅馆的母屋，平日都不会上锁；而十年前游客刚到那里时，落水旅馆的房间都不上锁，摩梭人真初向游客解释民风纯不可能出现偷窃行为，后来游客坚持城市隐私与安全规律，落水人才让步把房间上锁。每天约一百位游客到访，但犯罪率却是零，治安从来不是问题，夜不闭户、老有所依、少有所养、残有所爱。可惜这些美德已受到严重侵蚀，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落水就有外人潜入家屋偷取七千多元，令原本已经从出入自如的木门改装为铁门的落水村民，更为惶恐与防避；千百年来夜不闭户、热情分享之传统也难以抵御“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
旅游者都为走婚而来
近年摩梭人不时被国内主流媒体报道，但部分媒体报道都把焦点放在“走婚”，强调“原始”、“落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
两度到访泸沽湖并热心帮助“摩梭山区教育基金”的广东游客小梁就讲述一段亲身经历：
“１９９２年我到广西旅游，一位汉族导游眉飞色舞向我们说：‘从昆明坐五天车，便能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女儿国，村内全部是女人，男人都住在村外，初一十五才进村，随意与女子行房。男游客若看中村女，也可以与好交欢，不必付钱，也不抵触当地习俗。’我非常震撼，终于去年（１９９９年）亲临泸沽湖，才发觉完全是两码事。”
时至今天，主流媒体对摩梭的报道较为公平客观，但“走婚”仍是报道的焦点。录像作品更会出现摩梭男女单独泛舟之镜头，严重破坏了摩梭的害羞风俗。在传统摩梭，“走婚”是整体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而且是害羞文化一部分而绝不能随便讨论。但主流媒体却把“走婚”塑造为摩梭文化之核心，甚至图文并茂描绘为肆无忌惮的性乐园与性天堂。
笔者发现八成以上到泸沽湖游客乃冲着“走婚”与“母系”而来，三分之一男游客承认到泸沽湖前曾兴起“走婚”之幻想与念头。笔者就曾碰上三位男游客先后问了十多位摩梭女子是否愿意走婚。这些女子都拒绝，然后不约而同指着另一位摩梭女子说她也许愿意，还给一句“不过你千万别急，要慢慢交流才提出走婚。”这三个男人就被不断转介和婉拒，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说：
“来之前看过几篇报道，觉得能到原始山区与少数民族女子走婚，太棒了。这些事在外面不但花钱，还属违法，搞不好被公安抓而身败名裂。但我们这两天不断碰壁，起初以为有缘无份或她们害羞，后来发觉她们介绍我们另找一个，只是拒绝我们的策略。”
当笔者向他们指出：落水摩梭人既富裕又相当了解外面世界而走婚绝非媒体报道那么随便，这三位游客听毕后非常失望，说摩梭女子在欺骗他们。
若要说“欺骗”的话，首先是部分媒体把走婚误导为猪狗般野合，加上部分游客心怀不轨，以为凭借城市人的优越身份与财富，就可以肆无忌惮在少数民族地方“合法嫖妓”。到知道落水摩梭人熟识外面世界、经济富裕时，就非常失望，因为发现在摩梭人前并不拥有特权优势，根本压不下摩梭人，所谓“受骗”，其实是被自身一厢情愿的城市优越感与大男人迂腐所欺骗。
几乎每个落水女子都能信手拈来游客提出走婚之故事。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落水摩梭女子就表示：
“这些事太多了，游客都问关于走婚的事，个别更有非份要求。譬如上星期有个深圳客人，开口就很不礼貌问‘你们是否没有父亲’我先愣，便说‘对啦，我们都是天上掉下来，石头缝里迸出来的。’但最令我反感的是他那色迷迷的眼光，好像衣服被他脱光似的，我感觉受到伤害。最过份是他的女朋友就在身旁。我便作弄他，刻意万种风情向他示好，说话时不看他女友一眼。这个男人真没用，居然中招，不断挨近我，终于他女朋友愤然走开，后来吵起架来。”另一个落水女子也曾巧妙地做出反击。她说：
“这个台湾游客不断炫耀他的财富与见识，还毛手毛脚，两次问可否与我走婚，我便故意说要看他的诚意，叫他晚上十时半赤足站在我家前的泸沽湖水中。到当夜十一时，发觉他竟然站在水中。翌日他气冲冲骂我骗他，还要我当晚到他房间走婚作‘赔偿’。我只觉得‘赔偿’这两个字太可笑，便跟他说，走婚的规矩是男到女方，从没有女子在晚上走入男房，然后我说：‘你以为走婚是那么简单吗！’他哑口无言，我便走开。所以，有人谓摩梭人‘淫乱’，我真想问，谁在淫乱？这些城市男人有点钱就不可一世，以为摩梭女子都是鸡，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太大了。”
阿车玛车拉措（２１岁）也讲述了两次亲身经历：
“有次划船时几个男游客色迷迷问可否与摩梭女子走婚，这个导游居然说‘可以’，我极为反感，刻意对这些男人说：‘你们在城市不是喜欢找小姐吗，在你们家门口也很多，干吗跑到这里来！’怎知翌日牵马时又碰上他们，还指定要骑我的马，说可以多给点钱，我便说‘不如你骑着你的钱来牵马’，说毕掉头就走。另一次更过分，晚上烧烤时这个男游客还想与我走婚，说‘没所谓的，你开个价便行’，我便给他两个耳光，翌日手仍觉痛。”
对走婚的渲染与猎奇已成为多方共同建构的恶性循环。首先，“走婚”被无限夸大为摩梭文化之核心。另一方面城市人因自身的情感张力与生活压力，而极想享受到遥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彻底放松。反过来，部分摩梭人也利用走婚论述来招徕旅客。譬如落水年轻人已经把“钩手心”乱说为摩梭传统，借此满足游客的猎奇需要，也有篝火晚会的主持人公然鼓励游客“搂着摩梭小姐拍照”，进一步让男游客把摩梭女子视作亵玩对象。此外，落水家庭旅社的门牌就充斥着“女儿国阿夏园”、“女神楼”、“母系系家”。其中最具研究意义，可能是落水村每晚举行篝火晚会的旅社“摩梭伊甸园”，一方面把西方文化符号作为摩梭家庭旅社的名字，其次是把代表“性解放”、“裸体”、“毫无性羞耻”的伊甸园，建构为摩梭风情，其三是把一个遥远神话故事来强化“原始”、“落后”的走婚景观。这些家庭旅社的名字，已率先把摩梭文化定位于“走婚”景观，益令游客对“走婚”、“阿夏”、“母系”充满神秘感，以为除“走婚”外，摩梭已没有什么其他内涵。
某天笔者与四位摩梭人讨论摩梭文化时，提出“阿夏婚姻”一词的毛病。永宁乡书记郭怀宗就表示：
“我也同意这个词汇有问题，但我们需要吸引游客，‘阿夏’与‘走婚’这些字虽然会令老人尴尬不安，但确实吸引游客，这这是文化与发展的两难。”
现实上，笔者曾亲眼目睹有摩梭人半真半假地向男游客表示可以介绍漂亮女孩子与他走婚；也新耳听到有摩梭女子叫旅客入住其家庭旅社时，谓“晚上可以体验走婚”。部分落水年轻人曾与游客“走婚”，个中更呈现非常复杂的性别政治。
首先，摩梭男女与游客走婚的空间与含意迥然不同，与传统走婚中男与女的空间与权力，更加南辕北辙。在传统摩梭，女子拥有宽阔的主体空间，既没有处女、贞操、或怀孕的压力，生孩子更是母舅喜悦之美事。但落水年轻人都承认，现在同样与游客走婚，摩梭男人备受“宽容”而女子会被“打压”。摩梭男子越发认同主流父权体制所给予男性的性特权，但摩梭女子却越发面对主流社会所加诸的“处女”、“贞操”等压力以至枷锁。个别落水男子乐于与女游客“走婚”，来获取“四处留情”、“情场杀手”的男性雄风满足感。若有落水女子与男游客走婚，却马上被扣上“淫乱”、“滥交”、“败坏摩梭名声”的帽子。也因此，笔者发现当落水女子跟男游客说走婚，都是开玩笑，但落水男子跟女游客说走婚，晚上真的会推门而进。而女游客小青（２３岁）就分析了部分女游客的走婚心态：
“中国年轻人的性观念相当混乱，传统的礼教、共产主义的非性化教育与当前性解放的不同价值观混杂一块。年轻人骨子里都跃跃欲试，但现实上对一夜情的顾虑甚多，女孩子会担心自己将来后悔、内疚、自责，也担心事件被揭发而名声尽丧。到泸沽湖不一样，走婚既是当地文化一部分，这便成为入乡随俗，体验文化的最佳借口，在偏远山区更不会担心消息传返自己生活圈子。我自己也想过，既然来到那么美的泸沽湖，就做一次摩梭人吧，‘走婚’毕竟比起‘造爱’、‘性关系’容易启齿。”
小青似乎把“走婚”与“一夜情”混为一谈，以走婚为名去品尝她一直渴望的一夜情。现代城市人的感情事上有许多压力与烦恼，来泸沽湖与摩梭人走婚，确实能松驰神经、消减压力、恢复心理平衡，亦可以亲身体会摩梭文化，充分享受猎奇探险之异族情调。
只不过，摩梭“走婚”与城市里之“一夜情”，本属两码事，绝不应混淆。 （１）走婚在传统摩梭文化，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相反，“一夜情”在现代城市是偷偷摸摸，一旦公开会承受社会压力。
（２）摩梭走婚理应先由男方到女方家敬锅庄，得到阿咪首肯，才能走婚。但断没有城市男人会到女子父母家问“可否与你女儿一夜情”？
（３）摩梭走婚可以是一辈子厮守，但“一夜情”只是一夜，或暗喻极短暂的关系，绝不是维持多年兼公开的感情关系。
（４）走婚是男子夜间走到女方家屋房间，翌日天亮前离开；“一夜情”却经常是男女在异地一触即发往宾馆开房；即使同住一个城市，亦甚少由男子走往女子家，因为容易被发现。“一夜情”更没有男子天亮前离开之规矩。
（５）摩梭走婚里并没有“吃亏”、“处女”、“贞操”之观念，也没有未婚妈妈与怀孕之恐惧。“一夜情”却充满男女性别政治与情欲竞争，“处女”占有最高的“市场价值”，而怀孕与未婚妈妈更令女子相当恐惧怀孕。
（６）走婚原本是摩梭人们在感情事上的自然表述，属于纯朴真挚的自然状态。
但如今游客却抱着探险、猎奇的心态来“走婚”，一小撮摩梭年轻人把“走婚”视作摩梭身份象征，也借走婚来了解外面城市，甚至有助自己出外发展。因此，游客与摩梭人这种性接触，与传统走婚大异其趣。美其名“走婚”，实则只是最佳借口，让男与女各取所需。宁蒗县旅游局局长汝享浓布也承认：“我常接待单位领导到落水村，客人不时会提出‘走婚’要求，其实那根本不是走婚，只不过他们不可能问可否介绍一个情妇今晚‘搞婚外情’。‘走婚’只是借口。”
在落水村，摩梭男人与女游客走婚，会被视作平常自然，但摩梭女人与男游客走婚，却承受道德压力。这种两性权力与情欲空间的双重标准，在传统摩梭文化里并不存在，是落水人十多年来每天浸淫在现代（父权）资讯与媒体之后遗症。
落水近年已衍生相当庞大的公众领域，从白天等待游客划船骑马的沙滩，草坪上与游客一起摔角之草坪，湖上与游客划船时谈论走婚与母系，晚上到茶室随意聊天，以至经常开会讨论村内事的村委会。但这些公共空间却相当男性中心，譬如村委会九个委员，其中八个是男人。至于湖思茶室，晚上经常有大批摩梭年轻男人来喝酒、搭讪，但绝少有摩梭女人三五成群出现。
就笔者在落水村观察所见，摩梭男子与女游客的走个婚个案，比诸摩梭女子与男游客，比率约是二十比一，可见前者比后者容易许多。笔者又发现，几乎每天都有男游客向摩梭女子提出走婚要求或暗示，却罕见女游客主动向摩梭男子，或摩梭女子向男游客要求走婚。关键正是摩梭年轻男人越发享有“现代文明”给予男人之性别与情欲特权，认为男子花心四处留情是正常事，故绝不介意主动向女游客提出走婚要求。相反，摩梭女子越发被纳入现代文明对妇女的性别与情欲钳制，认为要温柔低调，切忌淫荡花心。
另方面，在落水住上超过一星期的游客大多是女性。一来女游客在大城市面对许多性别与情欲双重标准的压力，绝不能轻越雷池半步。如今来到高度尊重女性之“女儿国”，一旦与摩梭小伙子发生感情，总不忍刚动情便猝然离开。即使没走婚，在这个女性主导的摩梭文化里呆下来，身旁不乏摩梭小伙子示好，都是城市难得之美妙感受。相反，落水女子经常面对色迷迷之男游客，已习惯拒绝游客的走婚要求。即使发生绝无仅有的成功个案，男游客的心态与女游客不尽相同，便多只求与摩梭女子一夜情，“得手”后也安心离开。
摩梭男人与女游客走婚，从没金钱交易，但男游客与摩梭女子走婚，却可能要“付钱”。笔者就曾碰上一位广东文化人，希望能亲身体会走婚，在两位摩梭小伙子带引下，到永宁温泉成功“走婚”。但摩梭小伙子却提醒他应给点钱，他亦直接将钱交给这位十六岁的摩梭女子。这种金钱交易的性接触。在传统摩梭文化绝对不容，为摩梭人所鄙视。
落水小伙子承认，与女游客走婚，比诸与当地摩梭女子走婚来得容易。首先，在摩梭文化内，走婚绝非轻易，村内亲戚关系如蜘蛛网千丝万缕，如今八十家人都是从原本九家人互相走婚而扩展出来，大部分村民都有亲属关系。在亲属禁忌下，可走婚的选择对象相当有限。落水因每天接触游客，难以像从前动辄往偏远山庄走婚，加上公众领域扩大，每天都与其他几十个男女伙伴接触，村内无任何秘密可言；昨夜走婚，今天肯定传遍伙伴，因而构成无形约束、规范与压力。反而与女游客走婚，完全离开村内与族内既有的严密道德与闲话网络，轻松自在许多。有一位摩梭小伙子就向笔者承认，已经三年没有与任何摩梭人走婚，却先后与五个女游客走婚。他说：
“许多女游客很放得开，本来就很憧憬一些浪漫爱情经历，来到泸沽湖，已经醉了一半，再了解母系社会对女性之尊重，整个人飘起来，还有摩梭小伙子主动提出走婚，她的虚荣心被彻底满足。逐渐我们也熟练了，知道什么动作与说话最能打动女游客。女游客与摩梭女子截然不同，对女游客可以随便，对本地女人就随便不得。我们一辈子住这里，不可乱来。”
一位女游客也坦言表示：
“起初我觉得很浪漫，造梦一样，到泸沽湖第二天便恋上摩梭帅哥，与他太有缘份。昨天与一位当地女子聊天，令我震惊。原来他对女游客老是这样，都带她们看星星，晚上划猪槽船，然后走婚。其实他们对星星根本毫无感觉，划船更加厌烦，何况所谓‘猪槽船’都是骗人，只不过落水女子对他无兴趣，他便与女游客走婚，还自诩谓战无不胜。其实是我自己傻，刻意找点浪漫经历来调剂刻板乏味的单位生活。他昨晚说想到外面闯一闯。我心想，泸沽湖是他的灵魂，离开了就如空壳，脱下摩梭民族装，什么魅力都没有。他走进大城市，只是个啥都不会的文盲，像个地痞，会活得很痛苦。”
最后，有不少游客希望摩梭人保持传统不要转变，但其实外面主流文化早已侵进摩梭山区，传统摩梭文化与价值已经发生微妙变化。何况每个文化都需要发展与提升，光说“保留”只会把糟粕也一并原封不动，既不可能也不可欲。更令人担心是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里，处于多元弱势的摩梭人，把主流社会最男尊女卑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以及最浅薄的商品消费文化悉数全收。说到底，游客常“痛心疾首”谓摩梭人已经变得“功利”、“算计”、“商业化”、“大男人主义”，但游客所批评的，正是他们自己在大城市生活已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而且是摩梭人在十年旅游业与电视文化之“教育”下逐渐沾染之“城市病毒”。这些现代社会的“病毒”，却在“文明”、“进步”、“优越”的包装下被美化为现代生活的天经地义，进一步扼杀母系摩梭在父权商品市场大社会中的发展空间。
这委实是摩梭文化以至整个现代文明的悲哀。
泸沽湖的仍然是我那个一百元相机拍得最多最好照片地方，我只希望完成这件事，能为每一位将去或去过泸沽湖的驴子一个了解泸沽湖材料，尊重它们的风俗和习惯，全面看待落水村的商业化和文化保存的这个问题。
把此文献给所有关心泸沽湖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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