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经典-《我的投资道路 》by 沃西山人
偶然翻到沃西山人的连载文章，不敢独享。作者山人把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他经历过中断多年之后的第一届高考，后考入顶尖学府，是中国的第一批股民，现在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从事资产管理的高职。他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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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西山人的投资道路
by 沃西山人
第一章 早年时光
我于1961年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镇。我的父母亲当时是镇上中学的教师。后来，因为父母亲的工作单位调到了另外一个中学，我随父母亲来到了另外一个小镇。1965年，父母亲将我送到县城里去读幼儿园。1967年我回到老家读小学，与祖父母一起生活。
小学离我家很近。从家里去小学上学只要走大约100米路就到了。虽然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但学校里的老师们仍然是很认真地教学。除了课堂教学以外，给我留下深刻影像的还有班上组织的几次野炊和同学们自己种的蔬菜。记得有一次班上的同学们在将蔬菜收获后，决定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到街上去将蔬菜卖掉以获得班级的课外活动经费。当时，同学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是：我家有一杆秤，而我是班上仅有的一二位能看得懂杆秤的秤花的人之一。这是我能够记得的第一次做买卖。
记得我在小时候，父母亲是不给零花钱的。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想办法自己挣一点小的零花钱。我们会将家里用完的牙膏皮拿去卖给废品回收站。一支铝质的牙膏皮可以卖得一分钱,而一支锡质的牙膏皮则可以卖得三分钱。过年家里杀鸡时，所得的鸡毛也是我们儿时零用钱的来源之一。一只鸡的鸡毛一般可以卖得三分钱。有时候我也会去捡拾一些废纸和废铁。一公斤废铁可以卖得二分钱，而一公斤废纸则可以卖得八分钱。但让我颇伤脑筋的是由于其他小孩子们也一样热衷于捡拾这些废纸和废铁，常常是花了一个星期也捡拾不到一公斤的废纸或废铁。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发现在当地区政府大院里有时可以捡到别人丢弃的废电池。每两只废电池就可以卖得一分钱。后来，废品回收站将废电池的收购价由每两只一分钱改为每四只一分钱。这可着实让我伤心了一阵子。记得那时候我们也会将卖这些废品所得的钱上交给家里用，并不是全部占为己有。
在我的生日到来时，我会向父母亲要一角三分钱，外加一两粮票，然后到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一碗馄饨。那真是莫大的享受。对于我的这点要求，我父母亲从来都是给予满足的。这让邻居的孩子们羡慕得不得了。邻居的孩子们那时经常是要靠番薯和玉米充饥的，他们的父母经常骂他们吃的太多，比要下地干农活的父亲吃的还要多。而我的父母亲是中学教师，在当时属于收入高的。因此，我和妹妹从来没有挨过饿，虽然在现在看来当时吃的东西并不好，但能吃饱。
父亲由于身体不好，很早就病休在家。但父亲的工作单位一直挂靠在母亲所在的中学，因此父亲一直在母亲所在的中学领取打折的病休工资。父母亲所在的中学在邻县，离老家并不远，仅约三十公里路。但在那时候，交通及为不便，这三十公里路程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这条路程的两端各要走路数公里，中间还要转车一次，而等车的时间又是很长的，因为每天仅有很少的几趟车次。每当父亲去学校时，我与妹妹就和年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这时候我父亲就会交给我五元钱，让我在这期间管理父亲不在家时的生活费用。那时我就掌握了决定如何使用这五元钱的大权。我会决定买什么菜，也会决定花多少钱买盐和酱油等。我不会将钱花在买大蒜和葱这类上，因为在我家的门口自己种了这些东西。在家门口还种了一些丝瓜等蔬菜，在需要时可随时拿来做菜。
1973年，我小学毕业后进入了镇里的中学念书。中学就在小学的隔壁，离家里也不远。在中学读书时的课余和假期，我有时会随祖父或父亲去自留地里做一些农活，但比起邻居的孩子们就少得多了。记得有一年夏天遇到大旱，我和妹妹每天都在放学后去挑水浇灌自己家里种的玉米。由于天实在太旱，我们不得不蹲在一条干涸的水沟里从一个残存的小水坑里一点一点地往水桶里舀水。舀够了水再挑到玉米地里去浇水，为的是尽可能地保住地里的那些玉米。
那时祖父年岁已大，干不动地里的农活了。祖父曾读过几年私塾，在他那样年龄的老人中也属于有点文化的人了。祖父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祖父会将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分门别类地在家里存好，标上作物名称，如“油菜籽好”、“葵花籽好”、“白丝瓜籽好”等等。他在每一种种子名称后面都会加上一个 “好”字，表明了祖父对未来的期望。祖父还经常将蔬菜籽播下，然后在菜苗长出来后将菜苗拿到街上去卖。其他要种蔬菜的农民就会到祖父那里买菜苗去种。祖父卖一天菜苗一般可以得到几角钱。那时祖父也会看父亲给家里订的《农村科技报》。祖父将所有的报纸都称为《申报》，而我和妹妹则会笑话祖父将《农村科技报》念成了《农村料枝报》。
祖父年纪大了以后，地里的农活就主要由父亲去做了。记得有一年，父亲花五角钱买了已发了芽的马铃薯作种苗，种到地里后还不断地花力气去施肥和浇水。可是，等到收获时将全部的马铃薯用秤称了一下，按当时的市价计算，全部的收成才值五角二分钱。这是我记得的我父亲的一次太不上算的投资。
在当时，我家里有不少的书。我在课余时间里经常看一些课外书。尤其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更是每一本都从头至尾看了许多遍。父亲虽然在大学里是学教育学的，但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动手能力很强。我受父亲的影响，也看了不少这一类的书，也成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自学能力较强，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自己去学习老师没有教过的知识。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几十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记得，我在看了一本有关地质的科普读物后，就在每天的放学以后上山，顺着水沟中沉淀下来的铁矿砂的踪迹去寻找是否存在着铁矿。我也曾经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栽种玉米，记录其整个生长过程，并计算其单位面积的产量。我也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将食盐加入干电池中，以延长其使用时间。我也曾经将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有关无线电知识的书整本整本地抄下来。但由于经济上不富裕，我家里一直没有搞无线电应有的必需的一些工具，如电烙铁和万用表之类。没有电烙铁，我就只能用父亲自制的火烙铁。没有万用表，就只好问学校老师借。借不到万用表时，还只得用一只耳机加一节电池来代替，用耳朵来代替眼睛。我是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以后，才买了电烙铁和万用表。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美多”牌27A-3型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那是我父母亲在1967年或1968年买的，花了168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个大价钱了。我曾听父母亲说过，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用订报纸了，可以省些钱。但是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因为广播的内容无法保存，最后还是要订报纸。为了自己做衣服，父母亲又买了一台旧的缝纫机。从此以后家里的大部分衣服就都是由父亲自己做的了。
高中时由于对电气感兴趣，我从学校的图书室里借了一些关于农村小水电站的书来看。这个兴趣使我后来在考大学时选择了读电机工程系。
1977年高中毕业后过了几个月中国恢复了中断了10年的高考。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国并没有统考，而是由各省分别举办考试。在我们省由于考生总多，各县自行决定是否在参加省统一考试之前进行初试。当时我们县里决定举办初试，凡是数学和语文两门课的总成绩达到50分的考生即可参加省里举办的高考（每门课的总分为100分）。据我的记忆，在匆匆复习了19天后即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高考初试。当时我们中学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共有16名通过了初试。在参加了省里举办的高考后有2人达到了高考录取分数线，我是其中之一。但我后来没有被大学录取。在又复习了一年以后，我于1978年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电机工程系就读，开始了我在北京5年的大学生活。
进入大学后，学校发给我每个月19元5角人民币的最高助学金。后来由于物价上涨，助学金的数额提高到每月22元人民币。在大学期间，父母亲平均给我约每月10元人民币。这些钱包括了我所有的生活费与学习费用，还包括了我假期回家的路费。
刚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学校食堂的菜基本以马铃薯为主，不去皮，还有不少是烂的。第二学期的菜则基本以白菜为主。从第三学期开始，食堂的伙食才有所改进。主食则有一定比例的粗粮(主要是玉米)，像我这样来自南方的学生确实难以适应。记得有一年寒假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回家。有一天为了改善生活，我走了大约1公里路到了一家小餐馆用餐。我花了8角钱吃了一份肉末豆腐和一碗米饭，感到很奢侈了。记得那天还是下着雪的天气。
在大学里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也曾经装过充电器，用于对电池进行充电，以节省电池费用。我还曾经在北京的一家旧货店花5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旧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是20世纪40年美国生产的两波段收音机，里面的喇叭居然是用励磁式的电磁铁，没有永久磁铁，真是老古董了。在大学毕业时，由于没有办法拿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我在学校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广告又以5元人民币将其卖掉了。
在大学期间，我更加多地动手做一些无线电制作。衣服破了也是自己缝补。这些使我获益匪浅，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在1996年到新加坡后，我的动手能力帮了我的大忙，使我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1983年7月我从大学毕业。8月份参加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很少，一般情况下大学生还是属于比较紧俏的。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属于见习期，每月工资40多元，但我坚持在每个月到银行去储蓄10元钱。除了每月必须开支的伙食费以外，由于住在集体宿舍，房租很少。每天步行上班。为了上班不迟到，我花17元钱买了一只闹钟。这属于比较大的开支了。第二年见习期结束后，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57元。感到手头松的多了。
在参加工作半年后，与我一起住在集体宿舍的几位同事们鼓动我去买自行车。因为我们在周末经常出去活动，我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有自行车，只能坐公交车出去，极为不便。可当时我的储蓄不够我买自行车。几位同事就凑在一起借钱给我，让我去买了一辆自行车。结果，一辆170元的自行车，我自己只出了20元，另外的150元是从同事们那里借的。我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将这150元的借款还清。
在刚还清买自行车的欠款后，我与两位同事一起到外地出差。我在商店里看中了一只小的录音放音机。该机标价148元，可我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得向同事求借。最后，为了买这只机器，我从两位同事那里借了120元，自己只出了28元。出差回来后，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120元还掉了。
第二章 开始投资
参加工作后，由于余钱不多（如前所述，有时还要借钱），基本上不会考虑投资。而且那时我也没有什么投资的概念。略有余钱时，我的第一考虑是将钱存到银行里。
但当时在工作单位每个人都有购买国库券的任务，就这样我开始被动地在国库券上进行了小额的投资，数额是由单位分配的。刚开始，我认为投资在国库券上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是国家发行的债券。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银行利率随之迅速上升。在包含保值贴补率后的银行存款利率上升到了年息20%以上。这时在利率较低时发行的国库券的价格一下子就跌破了其发行价。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投资债券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利率较低时投资债券的风险更大。
那时关于股票的消息越来越多，有关股票的书也在书店里出现了。但我基于在中学时在政治经济学课程里学到的知识，对投资股票还是有些疑虑。我想投资债券在收回利息的时候就可以将本金收回，而投资在股票上则只能分红，无法拿回本金（那时股票市场尚未开放），显然投资股票的风险太大。但在我经历了上述国库券价格大跌的时期后也意识到了投资债券的风险，对股票的反感程度有所下降。
我开始留意有关股票的信息，看报纸上的股票新闻，也开始买书来看。当时的书上的错误也不少，有的书甚至将普通股与优先股混同与中国的A股和B股。我又不是学财务出身的，对财务报表一窍不通。有人说股民是自学成才，一点都不假。我开始时对利润和收入关心得比较多，后来慢慢地看得懂的多起来了，也知道什么是市盈率了。
这时我又发现当时没有人能向我解释得清楚市盈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当时股票的市盈率普遍较高。有人说60倍是合理的，有人说100倍是合理的。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在10%以上。我总觉得当时的股票市盈率太高，但我不知道多少才是合理的。不过我知道买市盈率高的股票会有风险。我认为不管市盈率多少是合理的，只要一个公司的利润保持高速增长，其市盈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因此其风险也会下降。有了这些认识后，我打算在股市里开始投资了。
当时上市的股票数量极少，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只有8只股票上市。由于股票数量太少，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求，一般人连股票帐户都不容易开出来。我只好通过一位同事的朋友帮忙，借用他的帐户进行投资。说好了投资如有收益，则我将收益的10%作为其报酬，如亏损则由我自己承担。
1992年上半年上海证交所上市的8只股票的每天涨跌幅度被规定在10%以内。但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实际每天都是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买股票实在是太难了。后来，10%的每天涨跌限制被取消了，股票价格立即飞涨。上证指数从1992年5月20日的600多点隔天就涨到了1200多点，再上冲至5月25日的1400多点才停住。从此开始结束了一轮长达半年的下跌过程。等到上证指数跌到了800多点时，我想股市的风险大概已释放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请同事的朋友帮我买股票了。
等到成为股民后才发现股市还远远没有跌到底。眼看着上证指数继续往下跌，直至1992年11月份，指数已跌至300多点。与此同时我投入的股票市值也随之从5000多元人民币跌至了2000多元人民币。有人说未经历过股市套牢的股民是不成熟的股民。如果按这种说法，我是一进入股市就成熟了。
慢慢地到证券公司开一个户头变得容易起来，但仍然是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才可以开户，不太方便。1992年11月份上证指数已跌到了400多点，我想这时无论如何应当自己去开一个户头了，不要老是请别人帮忙。于是我在每个月可以开户的那个星期打算在星期六去证券公司开户了。
由于在1992年的那个时候每个月只有一天可以开户，因此每当开户的那一天证券公司门口排队的人都很多，可说是人山人海。但就在我打算去办理开户手续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却睡过了头。等我赶到证券公司门口的时候，早已结束了开户手续的办理。我想只好等下一个月再来了。但就在我没有办成开户手续后的那个星期，股市出现了翻转，牛气冲天。一个月以后上证指数已涨到了700多点。我这一觉睡得成本真够大的！
我在上海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二纺机，通过同事的朋友在1992年7月27日买进的。当时我选这只股票是别人推荐的，那时我对股票的认识非常肤浅，所知不多。我的第一笔投资花了2398.04元人民币。我买的第二只股票是金杯，第三只股票是申华。在买第二只与第三只股票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摘要，感觉不错。这几只股都是通过别人帮忙买的，一共花了5050.54元人民币。这些股票都在1993年2月10日上证指数涨到1500多点时抛掉了，赚了2000多元钱。抛掉股票后我按事先的约定，将利润的10%，即200多元给了帮忙的朋友，以作酬谢。此后我就没有再请朋友帮忙买股，转而自己开户进行股票买卖。
我自己开户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联华合纤，是在1993年1月28日买的，花了4264.04元人民币。这只股票上涨后本想出售获利，但因其公司送股导致产生了零股，未能卖出。后来在可以进行零股交易时其股价已经下跌，最后导致了亏损。那时上海股市的零股交易极为不便，但偏偏有些公司由于送股或配股会搞出一些零股，给股民造成不少烦恼。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管一家上市公司，则无论如何在送股或配股时要使各种大小股东都不会造成不便。
后来，我又陆续买了申华、金顶等股票。在申华上赚了点钱，在金顶上亏了点钱。到1996年7月19日从上海股市全面退出时为止，总共在股市里赚了12371.07元人民币。这样的业绩在现在看来确实算不得什么，但那是我投资股市的开始。在1992年至1996年的这段时间里，我逐渐学习看公司的财务报表，对一些财务术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1996年我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职，放弃了被别人公认为是金饭碗的职位，于8月份赴新加坡打工去了。在赴新加坡之前我将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不论其是有盈利还是亏损，因为今后我已不再容易操作中国的股票投资了。而我在新加坡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不知道我今后是否会发展得更好。
第三章 在投资中学习投资
1996年8月份我从中国来到了新加坡，在一家从事海事工程的公司担任服务工程师。在这之前，我在国内已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并且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到了新加坡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了。在这家公司，我担任服务工程师的基本工资是1500多元新币。因为经常需要加班工作，所以每个月还有一些加班工资。
为了省钱，我与另外两位从中国来的人一起合租了一间房间。那是一套二室一厅的政府组屋，位于裕廊西。房东是一家印度族新加坡人，一家四口。房东家夫妻二人加上读小学的一对儿女共住一间房间，我们三位房客合租另外一间房间。房东还将他们家的衣物橱放在我们房间。这样一来，我们房间的拥挤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位必须睡活动床，白天收起，晚上拉出。每个人每个月的房租是167元。
那时从新加坡打电话至中国的费率很高，每分钟2.5元新币。为了省钱，我一般情况下都是给家里写信。寄往中国的航空信邮票是6角钱新币。一封信可以写很多内容，比打电话便宜多了。后来我发现邮寄航空邮简的邮票只需要5角钱新币，我就主要采用航空邮简的方式给家里写信。一般的文具店都可以买到空白的航空邮简，正面是信封，反面是信纸，邮寄时不得另加信纸。后来，互联网普及了，新加坡的电信业也开放了，一夜之间出现了几十家从事国际电话服务的公司后，打往中国的电话费跌到了每分钟只要2分多钱新币。在那以后我才采用电话方式与国内的家人联系。
为了节约交通费用，在上班不久后，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我每天要化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住处和公司之间骑车往返。半年后，房东将房子卖掉了。我们房客就只好搬家了。
为了减少上下班的途中时间，我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新租了房子。从新住处骑车到公司只需要10分钟。新的房东是一对华人夫妻，住房是二室一厅的政府组屋。房东自己住一间，并将另一间出租给了我和另外一位中国人。由于一套房子里住的人比原来住的房子里的人数少得多了，而且住处离公司也近的多了，我的感觉比原来好得多了。当然，每个月的房租也比原来的高，为每月200元新币。除了吃、住，我在其他方面很少花钱。一是因为新移民的心里总是感觉不踏实，经济基础较差；二是我在国内时也没有奢侈的习惯；三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消费。那时，我空下来的时间就是用来看书、给家人写信。由于工作忙，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实际上的空余时间并不多。由于加班，公司要支付加班费，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总是要高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因工作原因曾经出差到马来西亚、印尼和阿联酋工作。因工作原因，与各种人打交道，包括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韩国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巴基斯坦人、缅甸人、加纳人、波兰人、菲律宾人、印尼人、瑞典人和孟加拉人等等。在两年时间里接触到的人的种类比我在此之前所有年份加起来接触到的人的种类都要多得多。
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做投资，只是将积蓄放在银行里而已，最多只是设法将活期储蓄存款转为定期存款以获得多一点的利息。
我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公司工作满两年后，换了工作，到了一家投资公司担任业务发展经理。同时，为了上班方便搬了家。新租的房子主人家是一套两室半房间加一个客厅的政府组屋。主人住一间，另外的一间半出租。我就租住在那所谓的半间房间。那半间房间实际上是组屋翻新工程添加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面积大约是5平方米。房租是每月250元新币。由于在新公司上班要穿衬衫、打领带，不便再骑自行车上班了，我改为乘地铁上班。
加入新的公司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像海绵吸收水份一样地学习有关投资方面的知识。在同事和朋友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在新加坡的股票投资。我在新加坡投资后才发现自己有了做股东的感觉。公司会按期将年报寄到股东家里，不论这股东有多小。这是我在中国股市投资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我在新加坡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大众电子。当时我在《亚洲周刊》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大众电子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大众电子在新的公司管理层的领导下如何将企业扭亏为盈并不断发展的故事。文章还对其企业的发展作出了不错的预测。我感到这家公司不错，因此决定进行投资。我到证券公司开了一个户头，了解了与投资有关的手续后就开始了我在退出中国股市后的第一笔股票投资。我在1998年10月22日花26200.33元新币买入了大众电子股票。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被公司派往中国出差。在我买入大众电子股票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在中国出差的时间不少，股票也不太看。大众电子的股价却慢慢地涨了起来，3元多钱一股买来的股票涨到了5元多。于是，我在1999年4月9日将手上的大众电子股票全部卖了出去，卖得了45130.32元新币。不到半年的投资获得了超过72%的收益。在新加坡股市的第一笔投资收益不错。
我买的第二只股票是明华环球，这是一只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股票。在这只股票上赚的钱不是很多。
在1999年3月8日我将15518.21元新币投入了JIT股票。那是我在新加坡买的第三只股票，是一只电子股，其业绩保持高速增长，其公司创办人的创业经历让我感到这只股票会有好的结果。过了半年时间，原来每股只有1元多钱的股票涨到了每股3元多钱。于是我在1999年9月13日将股票卖掉，得到了40854.82元新币。半年时间的投资取得了163.3%的收益。
这三只股票因为其业绩良好，价值被低估，后来都被大的投资者看中而收购后退市了。可惜我没有等到了那一天的到来就已将它们卖掉了。
由于在从事有关投资的公司工作，所以我可以从其他同事那里学习到很多有关投资的知识。公司里也安装了彭博通讯社的财经信息终端机，可以很方便地查询世界各地的各种金融信息，包括股票、债券、融资等信息。我发现中国股市的股票市盈率比新加坡的要高不少，尤其是某些高成长性的股票有时在新加坡的市盈率会很低。这让我感到新加坡股市是一个可以淘金的地方，只要努力去发掘是可以找出高回报率的股票的。
我在新加坡股市投资的第四只股票是耀科国际。这是一只香港股票，同时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在这只股票上惊心动魄的投资经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的，它带给了我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让我对股票投资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耀科国际的主要业务是经销手机，当时其占有中国大陆手机10%的市场份额，是诺基亚的独家经销商和摩托罗拉几种型号手机的独家经销商。根据其招股说明书的介绍，其过去几年的业务发展相当不错。根据我自己在国内的观察，估计今后若干年内手机市场发展前景良好，而且耀科国际经销的手机是国内最热销的手机。这些使得我认为这是一家好的公司。其财务状况也相当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来分析其股票价格。
该公司的财务年度为从每年的10月份至次年的9月份。当时已公布了截止1999年3月底的公司半年业绩，利润大幅度增长，每股盈利为0.42元港币。而当时其股价为每股3元港币。我当时认为即使其业务不增长，下半年的盈利与上半年相同，其全年每股盈利也将达到0.84元港币。按当时每股3元港币的价格计算，其市盈率仅为3.6倍。我认为根据其高速增长的历史和其业务前景来估计，该股票按15倍的市盈率来考虑是合理的。因此，其股价有可能涨到每股12元港币以上。
于是，我在1999年7月5日以每股3元港币的价格买入了70000股耀科国际的股票，实际花了46672.91元新币。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该股票同时还有认股权证也在新加坡上市交易。
我在买了耀科国际的股票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耀科国际的认股权证也在新加坡上市。每股权证可以按每股2.34元港币的价格认购1股股票。当时，每股认购权证的价格为1元港币。既然股票价格会上涨，认购权证的价格也同样会上涨。如果前面在购买股票时对股票的估价不错的话，那么当达到估价时，股票价格上涨为原来的4倍多，而认购权证的价格应当上涨为原来的10倍多。因此，我认为投资耀科国际的认购权证应当比投资耀科国际的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是，我从1999年7月14日至1999年9月27日的时间段里分5次用65214.95元新币买入了一大批耀科国际的认购权证。这样一来我在这只股票和其认购权证的投资上的总投入已达到了111887.86元新币。
在这期间，我还投资过大众百汇股票，赚了点小钱。这只股票后来也被大的投资者收购后退市了。我仍然没有等到股票被收购的那一天。
在截止1999年9月底的全年业绩公布时，我发现耀科国际股票的每股盈利达到了0.92元港币，比我原来估计的还要高，维持了高速增长。这时很多人也开始认为这是一只好股了，其股价也越来越高。在改按以新币实行报价后，其股价涨到了每股2元多新币。与此同时，其认购权证的价格果然不出所料地涨了10多倍。这样一来，我在半年的时间里持有的股票和认购权证的帐面价值一下子增加了数十万新币。
这时，我在耀科国际股票和其认购权证的投资上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决定冒一点风险以争取更高的回报。于是，从1999年12月29日至2000年1月7日，我逐步地将持有的耀科国际股票卖出，并将所得资金用来买入其认购权证。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根据最新的年报将其股票的估价提高到了每股24元港币。此时的股价只有2元多新币，因此我认为还有不少的上涨空间。后来股票拆细，1股变为10股。就这样我手上持有了可以认购一大堆股票的认购权证。可是，风险却悄悄地来临了。
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的到期日是在2002年4月份。我买入大量认购权证时距离其到期日大约有2年的时间。可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电子股以及挨得着一点边的股票的股价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再后来，该公司的老板居然因为走私三星手机在广东被捕。接下来是股价暴跌，其认购权证的价格跌得更多。我持有的认购权证的市价在一天内跌去了20万元新币，在第二天又跌去了10多万元新币。
我在2000年中期决定将我手上的耀科国际股票和其认购权证卖掉。由于每日交易量太小，而我却已持有了在新加坡上市交易的认购权证的很大的份额（占公开发行量的20%以上），我根本无法很快地将手上持有的股票和认购权证卖出。我从2000年8月31日起只好分批逐步地将它们在市场上卖出。但由于鲜少有买盘，有很多的日子里我连一股都买不出去，因为有许多日子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有交易成交。到了2001年10月份，我手上的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仍然没有卖完。这时，离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的到期日已经不到半年了。我日益感到风险的来临。我只好将这些仍然在我手上持有的认购权证转换成股票。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我刚买了房子，又在装修上花了一点钱，我拥有的认购权证又实在太多，我手上根本没有认购那么大量股票所需的资金。
我只好用手头仅有的一点钱将少量的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转换成股票，再将换得的股票卖出去。在卖出股票得到钱后，我又去将更多的认购权证转换为股票， 再将换得的更多股票卖出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循环。每个循环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几次循环，我终于在2002年3月份，也就是在认购权证到期失效前的一个月将全部认购权证转换为了股票。后来我又逐步地将股票卖掉了。后来，耀科国际发生了亏损。再后来这只股票被停牌了数年后才恢复交易。在耀科国际被停牌前，我已只剩下不到1手的零散股票了。最后，我在这只股票上只是赚了原来应当赚到的钱的几分之一。
在投资耀科国际股票及其认购权证的经历中，我得到了几点经验和教训：
1. 在投资时要注意留足安全余地。我在其股价如我预计地上涨后，本来应当卖出股票，而我却将股票卖出后买入了认购权证，增加了风险。
2. 权证交易必须注意其到期日。我由于在其到期日前没有足够资金将其转换为股票，只得分次将其转换为股票，限制了退出的机会，增加了风险。
3. 不能买管理层有道德问题的公司的股票。这样的股票会有极大的风险。
4. 权证风险远大于股票的风险，如要作投资应考虑买股票，而不是权证。
5. 虽然一般认为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一种容易变现的金融资产，但有时也会因为成交量太小而难以变现。因此，将家庭的全部金融资产都投入股市是有风险的。如家里没有足够的应急和备用资金，在需要用钱时很可能会被迫以低价出售持有的股票，带来额外的风险。
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我还曾经投资过Flextech的认购权证。在认购前，我查看了公司的业绩增长情况。我看到其每一季的业绩都在增长，我认为其股票价格会上涨，同时其认购权证的价格也会上涨。但后来公司却发出了盈利警讯，后来公司发生了亏损。这样一来，我买入的认购权证的价格大跌。最后我只以大约购入价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将Flextech的认购权证卖掉。在这只认购权证的投资上我亏了6万多元新币。
在2000年1月5日我花8268.01元新币买入了一些冠捷科技的股票。这是一家生产电脑显示器的公司，发展很快。我在2001年5月22日以11186.27元新币将这些股票卖了出去。在这期间，我还数次收到了公司分发的总共447.07元新币的红利。
从1999年10月18日至2000年5月24日，我陆续买入了新威国际的股票。这是一家生产电子计算器等电子产品的香港公司。后来该公司的老板在一次意外火灾中身亡，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公司的经营在接下来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见到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将其卖出，亏了钱。
2001年5月22日我以10614.79元新币买入嘉音科技股票，在同年的9月22日以6960.34元新币将其卖出了，亏了钱。
2002年4月2日我以95570.59元新币买入了胜狮货柜股票。这是一家在全球集装箱市场排名前列的集装箱制造商，同时还经营一些货柜码头、运输等业务。其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沿海城市和印尼都有生产厂家。我买入其股票时主要是考虑到其业务快速增长，且市盈率低。由于在买入后其股价很快就上升了，于是我从4月11日至6月26日又陆续将该股票卖掉了，共卖得股票款131403.01元新币。后来，我又收到了公司分的红利3992.94元新币。
2002年6月5日和6月13日，我分两次共以103592.26元新币买入了亚细亚陶瓷股票。这是一家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台商企业，主要生产瓷砖等产品。但在后来其经营情况每况愈下，经营成本迅速上升。由于在短期内看不到好转迹象，我只得在2003年8月11日决定将其以78102.76元新币卖出。虽然，我在此期间也曾收到公司红利2666元新币，但总体仍是亏损。
2002年6月26日至7月23日，我分两次共买入38235.93元新币的先施表行股票。这是一家从事高档手表销售的公司，盈利比较稳定而市盈率低。其销售最高档的一只手表的价格达到数十万元新币。在2003年1月14日至9月11日我分次将该股票卖掉了，共得到了42834.13元新币。在这期间，我收到了公司分发的红利971.10元新币。
2003年1月14日至1月30日，我以34572.04元新币买入铭板集团股票。当时，铭板集团的股票价格较低，有些持股较多的股东也在卖出其股票，而且看其2002年头三个季度的报表感到其现金流有些困难。初看这只股票有些风险。但我在对其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现金流预计进行计算后，作出判断：其在2002年底能够克服现金流的困难，公司运作将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我买入了其股票。果然不出所料，在其公布2002年业绩时，我看到其已克服了现金流的困难，公司运作正常。在2003年这只股票的价格翻了两番多。可惜，我在2003年4月11日至5月12日已将手中持有的铭板集团股票以44434.37元新币卖掉了，只赚了28.5%。
在2003年4月11日至8月11日，我陆续买入了94125.33元新币的联合食品股票。这是一家在中国山东的食品加工企业，主要是肉类加工。后来，我陆续在其价格上涨后陆续将其卖出，并在2004年5月4日卖掉全部的剩余股票，总共卖得100826.25元新币。另外还累计分得了红利7717.40元新币。这家公司在2003年以前的业绩每年都是上升的，可是从2004年起其业绩却连续几年都是下降的。好在我已在2004年将其全部卖出了，否则这项投资可能会让我亏钱的。
在2003年5月12日我以16765.74元新币买入瑞盈传媒的股票。股票买入后不久，股价就有很快的上涨。于是，我在2003年5月26日将这些股票卖掉，得到了31070.88元新币，赚了点钱。
从2003年7月28日至2003年8月11日，我陆续买入了一些中国航油的股票，共投入了69942.79元新币。这只股票的股价也在我买入后上升得很快。我于是从2003年9月11日开始至2003年11月26日，陆续将中国航油的股票卖出，共得到了128589.51元新币。后来这只股票继续大涨，再后来因公司管理者违规导致巨额亏损而停牌数年。我因为买出得早，没有被套在其中。
从2003年10月9日至2003年11月26日，我陆续投入59326.10元新币买入了一些大众控股的股票。但这次投资并不成功。到2007年7月2日我才将其全部卖出，总共才赚了数百元新币。我认为这次投资投资不太好的原因是：该公司利润不太稳定，不能保持增长；其优惠卡的折扣太大，促销时的减价幅度过大，造成毛利率下降。
2003年12月2日，我以每股6.05元新币的价格买入合发股票9000股，并在2004年5月4日再以每股6.75元新币的价格买入9000股该股票(此时已改称为怡和合发)。两次购股，我总共用了115741.86元新币。怡和合发是一家在新加坡从事汽车贸易的公司，是新加坡的奔驰轿车的代理商，同时其子公司也在印尼从事汽车贸易。其业务相当稳定，市盈率低，考虑到其子公司的资产后其股价相当低。在2004年11月25日其股价涨至每股9.45元新币时我卖出了6000股。其后，从2005年2月14日至2005年7月29日，我陆续以每股10.50元新币至13.20元新币的价格将剩余的怡和合发股票买掉了。在怡和合发这只股票上，在扣除了各种手续费后，我总共盈利166167.85元新币。
2003年12月30日，我以每股0.36元新币的价格买入泉合近海股票40000股，在2004年2月18日在以每股0.365的价格买入该股66000股。泉合近海是一只海事工程类股票，其业务主要是提供岸外工程服务。在2004年4月12日，我以每股0.43元新币的价格将该股全部卖出，合计盈利6605.29元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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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西山人的投资道路
by 沃西山人
第一章 早年时光
我于1961年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小镇。我的父母亲当时是镇上中学的教师。后来，因为父母亲的工作单位调到了另外一个中学，我随父母亲来到了另外一个小镇。1965年，父母亲将我送到县城里去读幼儿园。1967年我回到老家读小学，与祖父母一起生活。
小学离我家很近。从家里去小学上学只要走大约100米路就到了。虽然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但学校里的老师们仍然是很认真地教学。除了课堂教学以外，给我留下深刻影像的还有班上组织的几次野炊和同学们自己种的蔬菜。记得有一次班上的同学们在将蔬菜收获后，决定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到街上去将蔬菜卖掉以获得班级的课外活动经费。当时，同学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是：我家有一杆秤，而我是班上仅有的一二位能看得懂杆秤的秤花的人之一。这是我能够记得的第一次做买卖。
记得我在小时候，父母亲是不给零花钱的。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想办法自己挣一点小的零花钱。我们会将家里用完的牙膏皮拿去卖给废品回收站。一支铝质的牙膏皮可以卖得一分钱,而一支锡质的牙膏皮则可以卖得三分钱。过年家里杀鸡时，所得的鸡毛也是我们儿时零用钱的来源之一。一只鸡的鸡毛一般可以卖得三分钱。有时候我也会去捡拾一些废纸和废铁。一公斤废铁可以卖得二分钱，而一公斤废纸则可以卖得八分钱。但让我颇伤脑筋的是由于其他小孩子们也一样热衷于捡拾这些废纸和废铁，常常是花了一个星期也捡拾不到一公斤的废纸或废铁。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发现在当地区政府大院里有时可以捡到别人丢弃的废电池。每两只废电池就可以卖得一分钱。后来，废品回收站将废电池的收购价由每两只一分钱改为每四只一分钱。这可着实让我伤心了一阵子。记得那时候我们也会将卖这些废品所得的钱上交给家里用，并不是全部占为己有。
在我的生日到来时，我会向父母亲要一角三分钱，外加一两粮票，然后到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一碗馄饨。那真是莫大的享受。对于我的这点要求，我父母亲从来都是给予满足的。这让邻居的孩子们羡慕得不得了。邻居的孩子们那时经常是要靠番薯和玉米充饥的，他们的父母经常骂他们吃的太多，比要下地干农活的父亲吃的还要多。而我的父母亲是中学教师，在当时属于收入高的。因此，我和妹妹从来没有挨过饿，虽然在现在看来当时吃的东西并不好，但能吃饱。
父亲由于身体不好，很早就病休在家。但父亲的工作单位一直挂靠在母亲所在的中学，因此父亲一直在母亲所在的中学领取打折的病休工资。父母亲所在的中学在邻县，离老家并不远，仅约三十公里路。但在那时候，交通及为不便，这三十公里路程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这条路程的两端各要走路数公里，中间还要转车一次，而等车的时间又是很长的，因为每天仅有很少的几趟车次。每当父亲去学校时，我与妹妹就和年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这时候我父亲就会交给我五元钱，让我在这期间管理父亲不在家时的生活费用。那时我就掌握了决定如何使用这五元钱的大权。我会决定买什么菜，也会决定花多少钱买盐和酱油等。我不会将钱花在买大蒜和葱这类上，因为在我家的门口自己种了这些东西。在家门口还种了一些丝瓜等蔬菜，在需要时可随时拿来做菜。
1973年，我小学毕业后进入了镇里的中学念书。中学就在小学的隔壁，离家里也不远。在中学读书时的课余和假期，我有时会随祖父或父亲去自留地里做一些农活，但比起邻居的孩子们就少得多了。记得有一年夏天遇到大旱，我和妹妹每天都在放学后去挑水浇灌自己家里种的玉米。由于天实在太旱，我们不得不蹲在一条干涸的水沟里从一个残存的小水坑里一点一点地往水桶里舀水。舀够了水再挑到玉米地里去浇水，为的是尽可能地保住地里的那些玉米。
那时祖父年岁已大，干不动地里的农活了。祖父曾读过几年私塾，在他那样年龄的老人中也属于有点文化的人了。祖父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祖父会将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分门别类地在家里存好，标上作物名称，如“油菜籽好”、“葵花籽好”、“白丝瓜籽好”等等。他在每一种种子名称后面都会加上一个 “好”字，表明了祖父对未来的期望。祖父还经常将蔬菜籽播下，然后在菜苗长出来后将菜苗拿到街上去卖。其他要种蔬菜的农民就会到祖父那里买菜苗去种。祖父卖一天菜苗一般可以得到几角钱。那时祖父也会看父亲给家里订的《农村科技报》。祖父将所有的报纸都称为《申报》，而我和妹妹则会笑话祖父将《农村科技报》念成了《农村料枝报》。
祖父年纪大了以后，地里的农活就主要由父亲去做了。记得有一年，父亲花五角钱买了已发了芽的马铃薯作种苗，种到地里后还不断地花力气去施肥和浇水。可是，等到收获时将全部的马铃薯用秤称了一下，按当时的市价计算，全部的收成才值五角二分钱。这是我记得的我父亲的一次太不上算的投资。
在当时，我家里有不少的书。我在课余时间里经常看一些课外书。尤其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更是每一本都从头至尾看了许多遍。父亲虽然在大学里是学教育学的，但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动手能力很强。我受父亲的影响，也看了不少这一类的书，也成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自学能力较强，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自己去学习老师没有教过的知识。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几十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记得，我在看了一本有关地质的科普读物后，就在每天的放学以后上山，顺着水沟中沉淀下来的铁矿砂的踪迹去寻找是否存在着铁矿。我也曾经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栽种玉米，记录其整个生长过程，并计算其单位面积的产量。我也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将食盐加入干电池中，以延长其使用时间。我也曾经将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有关无线电知识的书整本整本地抄下来。但由于经济上不富裕，我家里一直没有搞无线电应有的必需的一些工具，如电烙铁和万用表之类。没有电烙铁，我就只能用父亲自制的火烙铁。没有万用表，就只好问学校老师借。借不到万用表时，还只得用一只耳机加一节电池来代替，用耳朵来代替眼睛。我是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以后，才买了电烙铁和万用表。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家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美多”牌27A-3型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那是我父母亲在1967年或1968年买的，花了168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个大价钱了。我曾听父母亲说过，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用订报纸了，可以省些钱。但是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因为广播的内容无法保存，最后还是要订报纸。为了自己做衣服，父母亲又买了一台旧的缝纫机。从此以后家里的大部分衣服就都是由父亲自己做的了。
高中时由于对电气感兴趣，我从学校的图书室里借了一些关于农村小水电站的书来看。这个兴趣使我后来在考大学时选择了读电机工程系。
1977年高中毕业后过了几个月中国恢复了中断了10年的高考。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全国并没有统考，而是由各省分别举办考试。在我们省由于考生总多，各县自行决定是否在参加省统一考试之前进行初试。当时我们县里决定举办初试，凡是数学和语文两门课的总成绩达到50分的考生即可参加省里举办的高考（每门课的总分为100分）。据我的记忆，在匆匆复习了19天后即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高考初试。当时我们中学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共有16名通过了初试。在参加了省里举办的高考后有2人达到了高考录取分数线，我是其中之一。但我后来没有被大学录取。在又复习了一年以后，我于1978年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电机工程系就读，开始了我在北京5年的大学生活。
进入大学后，学校发给我每个月19元5角人民币的最高助学金。后来由于物价上涨，助学金的数额提高到每月22元人民币。在大学期间，父母亲平均给我约每月10元人民币。这些钱包括了我所有的生活费与学习费用，还包括了我假期回家的路费。
刚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学校食堂的菜基本以马铃薯为主，不去皮，还有不少是烂的。第二学期的菜则基本以白菜为主。从第三学期开始，食堂的伙食才有所改进。主食则有一定比例的粗粮(主要是玉米)，像我这样来自南方的学生确实难以适应。记得有一年寒假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回家。有一天为了改善生活，我走了大约1公里路到了一家小餐馆用餐。我花了8角钱吃了一份肉末豆腐和一碗米饭，感到很奢侈了。记得那天还是下着雪的天气。
在大学里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也曾经装过充电器，用于对电池进行充电，以节省电池费用。我还曾经在北京的一家旧货店花5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旧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是20世纪40年美国生产的两波段收音机，里面的喇叭居然是用励磁式的电磁铁，没有永久磁铁，真是老古董了。在大学毕业时，由于没有办法拿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我在学校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广告又以5元人民币将其卖掉了。
在大学期间，我更加多地动手做一些无线电制作。衣服破了也是自己缝补。这些使我获益匪浅，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在1996年到新加坡后，我的动手能力帮了我的大忙，使我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1983年7月我从大学毕业。8月份参加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很少，一般情况下大学生还是属于比较紧俏的。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属于见习期，每月工资40多元，但我坚持在每个月到银行去储蓄10元钱。除了每月必须开支的伙食费以外，由于住在集体宿舍，房租很少。每天步行上班。为了上班不迟到，我花17元钱买了一只闹钟。这属于比较大的开支了。第二年见习期结束后，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57元。感到手头松的多了。
在参加工作半年后，与我一起住在集体宿舍的几位同事们鼓动我去买自行车。因为我们在周末经常出去活动，我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有自行车，只能坐公交车出去，极为不便。可当时我的储蓄不够我买自行车。几位同事就凑在一起借钱给我，让我去买了一辆自行车。结果，一辆170元的自行车，我自己只出了20元，另外的150元是从同事们那里借的。我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将这150元的借款还清。
在刚还清买自行车的欠款后，我与两位同事一起到外地出差。我在商店里看中了一只小的录音放音机。该机标价148元，可我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得向同事求借。最后，为了买这只机器，我从两位同事那里借了120元，自己只出了28元。出差回来后，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120元还掉了。
第二章 开始投资
参加工作后，由于余钱不多（如前所述，有时还要借钱），基本上不会考虑投资。而且那时我也没有什么投资的概念。略有余钱时，我的第一考虑是将钱存到银行里。
但当时在工作单位每个人都有购买国库券的任务，就这样我开始被动地在国库券上进行了小额的投资，数额是由单位分配的。刚开始，我认为投资在国库券上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是国家发行的债券。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银行利率随之迅速上升。在包含保值贴补率后的银行存款利率上升到了年息20%以上。这时在利率较低时发行的国库券的价格一下子就跌破了其发行价。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投资债券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利率较低时投资债券的风险更大。
那时关于股票的消息越来越多，有关股票的书也在书店里出现了。但我基于在中学时在政治经济学课程里学到的知识，对投资股票还是有些疑虑。我想投资债券在收回利息的时候就可以将本金收回，而投资在股票上则只能分红，无法拿回本金（那时股票市场尚未开放），显然投资股票的风险太大。但在我经历了上述国库券价格大跌的时期后也意识到了投资债券的风险，对股票的反感程度有所下降。
我开始留意有关股票的信息，看报纸上的股票新闻，也开始买书来看。当时的书上的错误也不少，有的书甚至将普通股与优先股混同与中国的A股和B股。我又不是学财务出身的，对财务报表一窍不通。有人说股民是自学成才，一点都不假。我开始时对利润和收入关心得比较多，后来慢慢地看得懂的多起来了，也知道什么是市盈率了。
这时我又发现当时没有人能向我解释得清楚市盈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当时股票的市盈率普遍较高。有人说60倍是合理的，有人说100倍是合理的。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在10%以上。我总觉得当时的股票市盈率太高，但我不知道多少才是合理的。不过我知道买市盈率高的股票会有风险。我认为不管市盈率多少是合理的，只要一个公司的利润保持高速增长，其市盈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因此其风险也会下降。有了这些认识后，我打算在股市里开始投资了。
当时上市的股票数量极少，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只有8只股票上市。由于股票数量太少，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求，一般人连股票帐户都不容易开出来。我只好通过一位同事的朋友帮忙，借用他的帐户进行投资。说好了投资如有收益，则我将收益的10%作为其报酬，如亏损则由我自己承担。
1992年上半年上海证交所上市的8只股票的每天涨跌幅度被规定在10%以内。但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实际每天都是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买股票实在是太难了。后来，10%的每天涨跌限制被取消了，股票价格立即飞涨。上证指数从1992年5月20日的600多点隔天就涨到了1200多点，再上冲至5月25日的1400多点才停住。从此开始结束了一轮长达半年的下跌过程。等到上证指数跌到了800多点时，我想股市的风险大概已释放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请同事的朋友帮我买股票了。
等到成为股民后才发现股市还远远没有跌到底。眼看着上证指数继续往下跌，直至1992年11月份，指数已跌至300多点。与此同时我投入的股票市值也随之从5000多元人民币跌至了2000多元人民币。有人说未经历过股市套牢的股民是不成熟的股民。如果按这种说法，我是一进入股市就成熟了。
慢慢地到证券公司开一个户头变得容易起来，但仍然是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才可以开户，不太方便。1992年11月份上证指数已跌到了400多点，我想这时无论如何应当自己去开一个户头了，不要老是请别人帮忙。于是我在每个月可以开户的那个星期打算在星期六去证券公司开户了。
由于在1992年的那个时候每个月只有一天可以开户，因此每当开户的那一天证券公司门口排队的人都很多，可说是人山人海。但就在我打算去办理开户手续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却睡过了头。等我赶到证券公司门口的时候，早已结束了开户手续的办理。我想只好等下一个月再来了。但就在我没有办成开户手续后的那个星期，股市出现了翻转，牛气冲天。一个月以后上证指数已涨到了700多点。我这一觉睡得成本真够大的！
我在上海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二纺机，通过同事的朋友在1992年7月27日买进的。当时我选这只股票是别人推荐的，那时我对股票的认识非常肤浅，所知不多。我的第一笔投资花了2398.04元人民币。我买的第二只股票是金杯，第三只股票是申华。在买第二只与第三只股票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摘要，感觉不错。这几只股都是通过别人帮忙买的，一共花了5050.54元人民币。这些股票都在1993年2月10日上证指数涨到1500多点时抛掉了，赚了2000多元钱。抛掉股票后我按事先的约定，将利润的10%，即200多元给了帮忙的朋友，以作酬谢。此后我就没有再请朋友帮忙买股，转而自己开户进行股票买卖。
我自己开户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联华合纤，是在1993年1月28日买的，花了4264.04元人民币。这只股票上涨后本想出售获利，但因其公司送股导致产生了零股，未能卖出。后来在可以进行零股交易时其股价已经下跌，最后导致了亏损。那时上海股市的零股交易极为不便，但偏偏有些公司由于送股或配股会搞出一些零股，给股民造成不少烦恼。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我管一家上市公司，则无论如何在送股或配股时要使各种大小股东都不会造成不便。
后来，我又陆续买了申华、金顶等股票。在申华上赚了点钱，在金顶上亏了点钱。到1996年7月19日从上海股市全面退出时为止，总共在股市里赚了12371.07元人民币。这样的业绩在现在看来确实算不得什么，但那是我投资股市的开始。在1992年至1996年的这段时间里，我逐渐学习看公司的财务报表，对一些财务术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1996年我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职，放弃了被别人公认为是金饭碗的职位，于8月份赴新加坡打工去了。在赴新加坡之前我将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不论其是有盈利还是亏损，因为今后我已不再容易操作中国的股票投资了。而我在新加坡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不知道我今后是否会发展得更好。
第三章 在投资中学习投资
1996年8月份我从中国来到了新加坡，在一家从事海事工程的公司担任服务工程师。在这之前，我在国内已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并且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到了新加坡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了。在这家公司，我担任服务工程师的基本工资是1500多元新币。因为经常需要加班工作，所以每个月还有一些加班工资。
为了省钱，我与另外两位从中国来的人一起合租了一间房间。那是一套二室一厅的政府组屋，位于裕廊西。房东是一家印度族新加坡人，一家四口。房东家夫妻二人加上读小学的一对儿女共住一间房间，我们三位房客合租另外一间房间。房东还将他们家的衣物橱放在我们房间。这样一来，我们房间的拥挤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位必须睡活动床，白天收起，晚上拉出。每个人每个月的房租是167元。
那时从新加坡打电话至中国的费率很高，每分钟2.5元新币。为了省钱，我一般情况下都是给家里写信。寄往中国的航空信邮票是6角钱新币。一封信可以写很多内容，比打电话便宜多了。后来我发现邮寄航空邮简的邮票只需要5角钱新币，我就主要采用航空邮简的方式给家里写信。一般的文具店都可以买到空白的航空邮简，正面是信封，反面是信纸，邮寄时不得另加信纸。后来，互联网普及了，新加坡的电信业也开放了，一夜之间出现了几十家从事国际电话服务的公司后，打往中国的电话费跌到了每分钟只要2分多钱新币。在那以后我才采用电话方式与国内的家人联系。
为了节约交通费用，在上班不久后，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我每天要化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住处和公司之间骑车往返。半年后，房东将房子卖掉了。我们房客就只好搬家了。
为了减少上下班的途中时间，我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新租了房子。从新住处骑车到公司只需要10分钟。新的房东是一对华人夫妻，住房是二室一厅的政府组屋。房东自己住一间，并将另一间出租给了我和另外一位中国人。由于一套房子里住的人比原来住的房子里的人数少得多了，而且住处离公司也近的多了，我的感觉比原来好得多了。当然，每个月的房租也比原来的高，为每月200元新币。除了吃、住，我在其他方面很少花钱。一是因为新移民的心里总是感觉不踏实，经济基础较差；二是我在国内时也没有奢侈的习惯；三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消费。那时，我空下来的时间就是用来看书、给家人写信。由于工作忙，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实际上的空余时间并不多。由于加班，公司要支付加班费，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总是要高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我因工作原因曾经出差到马来西亚、印尼和阿联酋工作。因工作原因，与各种人打交道，包括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韩国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巴基斯坦人、缅甸人、加纳人、波兰人、菲律宾人、印尼人、瑞典人和孟加拉人等等。在两年时间里接触到的人的种类比我在此之前所有年份加起来接触到的人的种类都要多得多。
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做投资，只是将积蓄放在银行里而已，最多只是设法将活期储蓄存款转为定期存款以获得多一点的利息。
我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公司工作满两年后，换了工作，到了一家投资公司担任业务发展经理。同时，为了上班方便搬了家。新租的房子主人家是一套两室半房间加一个客厅的政府组屋。主人住一间，另外的一间半出租。我就租住在那所谓的半间房间。那半间房间实际上是组屋翻新工程添加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面积大约是5平方米。房租是每月250元新币。由于在新公司上班要穿衬衫、打领带，不便再骑自行车上班了，我改为乘地铁上班。
加入新的公司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像海绵吸收水份一样地学习有关投资方面的知识。在同事和朋友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在新加坡的股票投资。我在新加坡投资后才发现自己有了做股东的感觉。公司会按期将年报寄到股东家里，不论这股东有多小。这是我在中国股市投资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我在新加坡买的第一只股票是大众电子。当时我在《亚洲周刊》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大众电子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大众电子在新的公司管理层的领导下如何将企业扭亏为盈并不断发展的故事。文章还对其企业的发展作出了不错的预测。我感到这家公司不错，因此决定进行投资。我到证券公司开了一个户头，了解了与投资有关的手续后就开始了我在退出中国股市后的第一笔股票投资。我在1998年10月22日花26200.33元新币买入了大众电子股票。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被公司派往中国出差。在我买入大众电子股票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在中国出差的时间不少，股票也不太看。大众电子的股价却慢慢地涨了起来，3元多钱一股买来的股票涨到了5元多。于是，我在1999年4月9日将手上的大众电子股票全部卖了出去，卖得了45130.32元新币。不到半年的投资获得了超过72%的收益。在新加坡股市的第一笔投资收益不错。
我买的第二只股票是明华环球，这是一只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股票。在这只股票上赚的钱不是很多。
在1999年3月8日我将15518.21元新币投入了JIT股票。那是我在新加坡买的第三只股票，是一只电子股，其业绩保持高速增长，其公司创办人的创业经历让我感到这只股票会有好的结果。过了半年时间，原来每股只有1元多钱的股票涨到了每股3元多钱。于是我在1999年9月13日将股票卖掉，得到了40854.82元新币。半年时间的投资取得了163.3%的收益。
这三只股票因为其业绩良好，价值被低估，后来都被大的投资者看中而收购后退市了。可惜我没有等到了那一天的到来就已将它们卖掉了。
由于在从事有关投资的公司工作，所以我可以从其他同事那里学习到很多有关投资的知识。公司里也安装了彭博通讯社的财经信息终端机，可以很方便地查询世界各地的各种金融信息，包括股票、债券、融资等信息。我发现中国股市的股票市盈率比新加坡的要高不少，尤其是某些高成长性的股票有时在新加坡的市盈率会很低。这让我感到新加坡股市是一个可以淘金的地方，只要努力去发掘是可以找出高回报率的股票的。
我在新加坡股市投资的第四只股票是耀科国际。这是一只香港股票，同时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在这只股票上惊心动魄的投资经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的，它带给了我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让我对股票投资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耀科国际的主要业务是经销手机，当时其占有中国大陆手机10%的市场份额，是诺基亚的独家经销商和摩托罗拉几种型号手机的独家经销商。根据其招股说明书的介绍，其过去几年的业务发展相当不错。根据我自己在国内的观察，估计今后若干年内手机市场发展前景良好，而且耀科国际经销的手机是国内最热销的手机。这些使得我认为这是一家好的公司。其财务状况也相当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来分析其股票价格。
该公司的财务年度为从每年的10月份至次年的9月份。当时已公布了截止1999年3月底的公司半年业绩，利润大幅度增长，每股盈利为0.42元港币。而当时其股价为每股3元港币。我当时认为即使其业务不增长，下半年的盈利与上半年相同，其全年每股盈利也将达到0.84元港币。按当时每股3元港币的价格计算，其市盈率仅为3.6倍。我认为根据其高速增长的历史和其业务前景来估计，该股票按15倍的市盈率来考虑是合理的。因此，其股价有可能涨到每股12元港币以上。
于是，我在1999年7月5日以每股3元港币的价格买入了70000股耀科国际的股票，实际花了46672.91元新币。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该股票同时还有认股权证也在新加坡上市交易。
我在买了耀科国际的股票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耀科国际的认股权证也在新加坡上市。每股权证可以按每股2.34元港币的价格认购1股股票。当时，每股认购权证的价格为1元港币。既然股票价格会上涨，认购权证的价格也同样会上涨。如果前面在购买股票时对股票的估价不错的话，那么当达到估价时，股票价格上涨为原来的4倍多，而认购权证的价格应当上涨为原来的10倍多。因此，我认为投资耀科国际的认购权证应当比投资耀科国际的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是，我从1999年7月14日至1999年9月27日的时间段里分5次用65214.95元新币买入了一大批耀科国际的认购权证。这样一来我在这只股票和其认购权证的投资上的总投入已达到了111887.86元新币。
在这期间，我还投资过大众百汇股票，赚了点小钱。这只股票后来也被大的投资者收购后退市了。我仍然没有等到股票被收购的那一天。
在截止1999年9月底的全年业绩公布时，我发现耀科国际股票的每股盈利达到了0.92元港币，比我原来估计的还要高，维持了高速增长。这时很多人也开始认为这是一只好股了，其股价也越来越高。在改按以新币实行报价后，其股价涨到了每股2元多新币。与此同时，其认购权证的价格果然不出所料地涨了10多倍。这样一来，我在半年的时间里持有的股票和认购权证的帐面价值一下子增加了数十万新币。
这时，我在耀科国际股票和其认购权证的投资上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决定冒一点风险以争取更高的回报。于是，从1999年12月29日至2000年1月7日，我逐步地将持有的耀科国际股票卖出，并将所得资金用来买入其认购权证。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根据最新的年报将其股票的估价提高到了每股24元港币。此时的股价只有2元多新币，因此我认为还有不少的上涨空间。后来股票拆细，1股变为10股。就这样我手上持有了可以认购一大堆股票的认购权证。可是，风险却悄悄地来临了。
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的到期日是在2002年4月份。我买入大量认购权证时距离其到期日大约有2年的时间。可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电子股以及挨得着一点边的股票的股价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再后来，该公司的老板居然因为走私三星手机在广东被捕。接下来是股价暴跌，其认购权证的价格跌得更多。我持有的认购权证的市价在一天内跌去了20万元新币，在第二天又跌去了10多万元新币。
我在2000年中期决定将我手上的耀科国际股票和其认购权证卖掉。由于每日交易量太小，而我却已持有了在新加坡上市交易的认购权证的很大的份额（占公开发行量的20%以上），我根本无法很快地将手上持有的股票和认购权证卖出。我从2000年8月31日起只好分批逐步地将它们在市场上卖出。但由于鲜少有买盘，有很多的日子里我连一股都买不出去，因为有许多日子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有交易成交。到了2001年10月份，我手上的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仍然没有卖完。这时，离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的到期日已经不到半年了。我日益感到风险的来临。我只好将这些仍然在我手上持有的认购权证转换成股票。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我刚买了房子，又在装修上花了一点钱，我拥有的认购权证又实在太多，我手上根本没有认购那么大量股票所需的资金。
我只好用手头仅有的一点钱将少量的耀科国际股票的认购权证转换成股票，再将换得的股票卖出去。在卖出股票得到钱后，我又去将更多的认购权证转换为股票， 再将换得的更多股票卖出去。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循环。每个循环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几次循环，我终于在2002年3月份，也就是在认购权证到期失效前的一个月将全部认购权证转换为了股票。后来我又逐步地将股票卖掉了。后来，耀科国际发生了亏损。再后来这只股票被停牌了数年后才恢复交易。在耀科国际被停牌前，我已只剩下不到1手的零散股票了。最后，我在这只股票上只是赚了原来应当赚到的钱的几分之一。
在投资耀科国际股票及其认购权证的经历中，我得到了几点经验和教训：
1. 在投资时要注意留足安全余地。我在其股价如我预计地上涨后，本来应当卖出股票，而我却将股票卖出后买入了认购权证，增加了风险。
2. 权证交易必须注意其到期日。我由于在其到期日前没有足够资金将其转换为股票，只得分次将其转换为股票，限制了退出的机会，增加了风险。
3. 不能买管理层有道德问题的公司的股票。这样的股票会有极大的风险。
4. 权证风险远大于股票的风险，如要作投资应考虑买股票，而不是权证。
5. 虽然一般认为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一种容易变现的金融资产，但有时也会因为成交量太小而难以变现。因此，将家庭的全部金融资产都投入股市是有风险的。如家里没有足够的应急和备用资金，在需要用钱时很可能会被迫以低价出售持有的股票，带来额外的风险。
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我还曾经投资过Flextech的认购权证。在认购前，我查看了公司的业绩增长情况。我看到其每一季的业绩都在增长，我认为其股票价格会上涨，同时其认购权证的价格也会上涨。但后来公司却发出了盈利警讯，后来公司发生了亏损。这样一来，我买入的认购权证的价格大跌。最后我只以大约购入价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将Flextech的认购权证卖掉。在这只认购权证的投资上我亏了6万多元新币。
在2000年1月5日我花8268.01元新币买入了一些冠捷科技的股票。这是一家生产电脑显示器的公司，发展很快。我在2001年5月22日以11186.27元新币将这些股票卖了出去。在这期间，我还数次收到了公司分发的总共447.07元新币的红利。
从1999年10月18日至2000年5月24日，我陆续买入了新威国际的股票。这是一家生产电子计算器等电子产品的香港公司。后来该公司的老板在一次意外火灾中身亡，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公司的经营在接下来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见到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将其卖出，亏了钱。
2001年5月22日我以10614.79元新币买入嘉音科技股票，在同年的9月22日以6960.34元新币将其卖出了，亏了钱。
2002年4月2日我以95570.59元新币买入了胜狮货柜股票。这是一家在全球集装箱市场排名前列的集装箱制造商，同时还经营一些货柜码头、运输等业务。其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沿海城市和印尼都有生产厂家。我买入其股票时主要是考虑到其业务快速增长，且市盈率低。由于在买入后其股价很快就上升了，于是我从4月11日至6月26日又陆续将该股票卖掉了，共卖得股票款131403.01元新币。后来，我又收到了公司分的红利3992.94元新币。
2002年6月5日和6月13日，我分两次共以103592.26元新币买入了亚细亚陶瓷股票。这是一家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台商企业，主要生产瓷砖等产品。但在后来其经营情况每况愈下，经营成本迅速上升。由于在短期内看不到好转迹象，我只得在2003年8月11日决定将其以78102.76元新币卖出。虽然，我在此期间也曾收到公司红利2666元新币，但总体仍是亏损。
2002年6月26日至7月23日，我分两次共买入38235.93元新币的先施表行股票。这是一家从事高档手表销售的公司，盈利比较稳定而市盈率低。其销售最高档的一只手表的价格达到数十万元新币。在2003年1月14日至9月11日我分次将该股票卖掉了，共得到了42834.13元新币。在这期间，我收到了公司分发的红利971.10元新币。
2003年1月14日至1月30日，我以34572.04元新币买入铭板集团股票。当时，铭板集团的股票价格较低，有些持股较多的股东也在卖出其股票，而且看其2002年头三个季度的报表感到其现金流有些困难。初看这只股票有些风险。但我在对其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现金流预计进行计算后，作出判断：其在2002年底能够克服现金流的困难，公司运作将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我买入了其股票。果然不出所料，在其公布2002年业绩时，我看到其已克服了现金流的困难，公司运作正常。在2003年这只股票的价格翻了两番多。可惜，我在2003年4月11日至5月12日已将手中持有的铭板集团股票以44434.37元新币卖掉了，只赚了28.5%。
在2003年4月11日至8月11日，我陆续买入了94125.33元新币的联合食品股票。这是一家在中国山东的食品加工企业，主要是肉类加工。后来，我陆续在其价格上涨后陆续将其卖出，并在2004年5月4日卖掉全部的剩余股票，总共卖得100826.25元新币。另外还累计分得了红利7717.40元新币。这家公司在2003年以前的业绩每年都是上升的，可是从2004年起其业绩却连续几年都是下降的。好在我已在2004年将其全部卖出了，否则这项投资可能会让我亏钱的。
在2003年5月12日我以16765.74元新币买入瑞盈传媒的股票。股票买入后不久，股价就有很快的上涨。于是，我在2003年5月26日将这些股票卖掉，得到了31070.88元新币，赚了点钱。
从2003年7月28日至2003年8月11日，我陆续买入了一些中国航油的股票，共投入了69942.79元新币。这只股票的股价也在我买入后上升得很快。我于是从2003年9月11日开始至2003年11月26日，陆续将中国航油的股票卖出，共得到了128589.51元新币。后来这只股票继续大涨，再后来因公司管理者违规导致巨额亏损而停牌数年。我因为买出得早，没有被套在其中。
从2003年10月9日至2003年11月26日，我陆续投入59326.10元新币买入了一些大众控股的股票。但这次投资并不成功。到2007年7月2日我才将其全部卖出，总共才赚了数百元新币。我认为这次投资投资不太好的原因是：该公司利润不太稳定，不能保持增长；其优惠卡的折扣太大，促销时的减价幅度过大，造成毛利率下降。
2003年12月2日，我以每股6.05元新币的价格买入合发股票9000股，并在2004年5月4日再以每股6.75元新币的价格买入9000股该股票(此时已改称为怡和合发)。两次购股，我总共用了115741.86元新币。怡和合发是一家在新加坡从事汽车贸易的公司，是新加坡的奔驰轿车的代理商，同时其子公司也在印尼从事汽车贸易。其业务相当稳定，市盈率低，考虑到其子公司的资产后其股价相当低。在2004年11月25日其股价涨至每股9.45元新币时我卖出了6000股。其后，从2005年2月14日至2005年7月29日，我陆续以每股10.50元新币至13.20元新币的价格将剩余的怡和合发股票买掉了。在怡和合发这只股票上，在扣除了各种手续费后，我总共盈利166167.85元新币。
2003年12月30日，我以每股0.36元新币的价格买入泉合近海股票40000股，在2004年2月18日在以每股0.365的价格买入该股66000股。泉合近海是一只海事工程类股票，其业务主要是提供岸外工程服务。在2004年4月12日，我以每股0.43元新币的价格将该股全部卖出，合计盈利6605.29元新币。
Huasing Association 1999 -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