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上周六（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为“双减”政策），其中要求现有提供学科类校外辅导的培训机构变更为非营利性质，严禁资本化运作，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接受上市公司投资或收购，外资也被禁止进入该行业。

消息一出，中概股哀鸿遍野，原本站在风口上、市值千亿美元（1360亿新元）的校外培训市场顷刻间“被归零”。以“新东方”为首的各类教育股在政策落地前一天已闻风而动，集体跳水，最大跌幅超过70%，其他类中概股受市场剧烈震荡影响也一路下滑。

面对中国政府此次对教育行业祭出的重拳，除了投资市场愁云惨淡外，中国家长也有不一样的反应。有人举双手赞成；有人质疑是否能真正减轻家长负担；也有人预言这将带来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平等。

“双减”如何减？

“双减”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前者包括减少校内作业负担，严禁将作业负担转嫁家长或将批改义务转予他人，改善课后老师与学生的交流等。

对学校校内改革的部分，大多数家长表达了支持态度，认为目前被学校转嫁教学责任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新华社）

后者则提出全面规范培训机构，各地不得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现有相关机构一律改为非营利机构，禁止上市集资，禁止占用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培训等。

对学校校内改革的部分，大多数家长表达了支持态度，认为目前被学校转嫁教学责任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

而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禁令，家长则有不同看法。一些家长在朋友圈转发这条政策时附上评论说：大型培训机构的末日，换来培训个体户的春天。

还有家长预言，一对一的私教补课风气会更加盛行。

昨天一则新闻就让人啼笑皆非也发人深省。安徽黄山市教育局昨天组织人员突击行动，在该市屯溪区某豪华别墅区的一幢别墅内，对屯溪一中教师吕某某涉嫌有偿补课行为进行了现场查处。

安徽一教师豪华别墅补课被群众举报后，当地教育部门现场查处。（互联网）

报道称，当地媒体对该市多名家长点名道姓举报的个别教师补课行为进行了暗访、核实。经连续蹲守，以及走访知情人员，最后发现屯溪一中教师吕某某有在别墅补课嫌疑。

有网民留言，上次看到这类暗访报道还是因为扫黄打非专项运动，没曾想如今教师补课也沦落到这般田地。

有家长甚至在网上支招：只做一对一，尽最大可能减少被举报的风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补课费一律只收现金，微信上不讲任何补课的事……

但问题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仍然有大批“铤而走险”的补课老师和补课学生，足见这个市场的需求仍然旺盛。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禁令，只是对教育问题的供给侧进行了改革，但供给侧是由需求侧带动，如果需求的本质没有根本性变化，供给方面的改革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教育需求为何旺盛？

前段时间热映的《小舍得》《三十而已》等中国多部电视剧引发网上一轮接一轮对“鸡娃”的讨论。

《小舍得》等中国多部电视剧引发网上一轮接一轮有关“鸡娃”的讨论。（互联网）

网上曾流传一个经典段子从侧面说明如今鸡娃的“恐怖”程度。有妈妈问：4岁的孩子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是不是不太够？下面有人回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北京市辖区）海淀肯定是不够。

中国“鸡娃”的养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长自身的焦虑，但这些焦虑又从何而来？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国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作为时代产物，重点学校的出现让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于是每个家长都削尖了脑袋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重点学校，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机会。更重要的是，这和大学的选择以及未来择业道路和待遇环环相扣。

报道还指出，中国高考的结构也在近20年发生改变。虽然经过多年扩招，高校毛入学率超过50%，但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还是稀缺的，并且随着参加高考的人数越来越多，进入“985工程”“211工程”等一流大学的比例就更小。

曾做过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周森说：“在过去20年里，央属高校本科在校人数和全国本科在校人数算比例是大幅下降的。当年可能每五个大学本科生里有一个能上央属高校，现在每五个人里是不足一个人的。”

另一方面，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在中国已有千年传统，家长会认为子女要出人头地才能光宗耀祖，这从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传颂至今也可以看出。

此外，中国家庭愿意也舍得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培训进入中国家庭消费意愿榜的前三位。

不过，这类问题并不是中国特例。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对教育尤其重视的韩国也经历过今天中国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韩国在1980年为了鼓励教育公平，开始打压取缔校外培训机构，但由于大学录取依然是以分数排名进行筛选，许多家庭开始聘请家教。

聘请家教的能力直接和家庭收入水平挂钩，一般水平就找价格低廉的大学生，高水平收入家庭则可以请到原先曾是培训机构的星级辅导老师，他们经验更加丰富，价格自然也更高。

如此一来，考进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韩国政府的本意是促进教育减负，推进教育公平，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这自然引起许多中下层家庭的不满，强烈呼吁开放校外培训，甚至上街游行。

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以“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为由决定重新开放校外培训。

被团灭的教育行业还能否起死回生？

中国官方对于校外培训的整顿是否能减轻家长负担还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整个教育行业投资者的信心因此而受到重创，恐难以短时间内恢复。

昨日网传中国教育巨头新东方将采取乘坐游轮的方式前去公海开展中学暑期集训营，吃住学考一体化全包，每名学生的费用为21万9800元人民币（4万6003新元）。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对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一筹莫展。（互联网）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随即在个人朋友圈辟谣怒斥：“你对新东方到底有多恨，才能在这种艰难时刻还要落井下石？”从俞总愤怒而悲怆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对公司所面临的困境一筹莫展。

有基金经理受访时就形容，中国官方要让校外培训行业转型成为非营利性质，就好比完全清除这一行业。

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这场大刀阔斧的教育“减负”改革将进行到多深多远，被团灭的教育行业能否通过转型自救？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报道中指出，中国在这场改革中需要衡量这些行动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受访的一名经济学者认为，监管风暴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取决于总体经济形势。他说：“促进增长和控制风险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抓住这一短暂的窗口期，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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