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音别馆】关于瓦格纳的备忘录
关于瓦格纳的备忘录 （初步的，笼统的，泛性的）
绝大多数浪漫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完全满足状态的渴求者。事实上，所渴求的事物本身并不重要，渴求的过程即为其生命的意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其中展开：一种以纵欲的宣泄，一种以沉静的冥思，其共同的目的就是寻找极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比如康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比如歌德，本没有什么区别。
在音乐的领域中，这种不同在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对立中表现了出来。这也许并不十分贴切，因为勃拉姆斯的沉静，似乎是在某种临摹和无奈中孕育的，但是，瓦格纳的“恣意放纵”，上承歌德，有力的捍卫了浪漫主义的德意志传统（尽管普遍的存在着以风骚为浪漫的误解，并使法国浪得虚名）。
瓦格纳执著于爱与死的悲剧架构，这一结构的本身即源自为浪漫主义的宣泄者所热衷的“双重发泄”，即：第一步获得犯罪的快感，第二步获得惩罚的快感。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强烈的执著的，也是读者所强烈的被打动的，首先是他对绿蒂的爱，然后是他对这爱的否定。如果由弗洛伊德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先是本我的极致，然后是自我的极致，在这种意淫性质的矛盾中，双面性的人得到了双重的满足，而人类的酷爱折腾的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然而，在这种“双重宣泄”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浪漫主义者对于矛盾本身的热爱。尽管，这种热爱从本质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关心为何这种矛盾会存在，也不去探究如何解决或者绕过这一矛盾；只是给一个简单化了的开始和结尾，然后就单刀直入矛盾本身的情节曲折。就好像很难想象一个真正有见地的人会喜欢“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因为诚然希斯克里夫的复仇触目惊心，但是凯瑟琳起始的作为却始终不可理喻。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不管是瓦格纳还是勃朗特，在所谓的人性矛盾的漩涡的挣扎中享尽了宣泄的快感。可是起因是简单的，因为要有矛盾，所以必然某人爱上的一定是不该爱的人，或者该爱而不能在一起的人；结局也是简单的，大团圆或者全死光。
于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大师到二十一世纪的三流导演，全部都陷入到了一种对于矛盾中的人的自我扭曲的快感之中。而这种快感，如前面所说的，具有纵欲和自虐的双重性，虽然这两者的比例随各人而不同。
然而，在瓦格纳的事件中，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两个特定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是爱；第二，为什么是死。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在瓦格纳的视野中也许始终是不可分的。
从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数百年的纵深的角度来看，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颂扬“爱”来冲破古典主义和巴洛克的罗网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解放“性”来打破浪漫主义者的童话和维多利亚保守主义的俗规是异曲同工的。（福柯对于后者做了详尽的注解却完全忽略了前者，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性经验史应该补全为性和爱的经验史。）爱和性一样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的越界物。在瓦格纳的视野中，不论是指环中的乱伦还是特里斯坦中的通奸，爱情都是俗世道德的对立面，从而在其所热衷的尘世和神界的矛盾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上来说，前面说过了，浪漫主义者都是处在不满足状态下的渴求者，而爱情，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眼中的补全物。大约再没有什么能比“会饮篇”中的那个传说更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了：传说从前人是无性别的，神把人劈成了两半变为男人和女人，从此人都是不完全的了。在瓦格纳的眼中，不满足好比漂泊的荷兰人的诅咒，爱情即为最后的救赎和最后的希望。这位费尔巴哈的信徒相信，不同形式的爱，以及之间的矛盾，即为文明的基础。
但是，这种救赎始终无法完成，或者，只有通过毁灭而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德的理性的极限是同一性质的事物，浪漫主义者，以不同的形式，看到了自己的牢笼所在：在不能感知自己的不满足之外，却不在可以满足自己的不满足之内。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们只有在个体消失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结合。这种，死和救赎的等同并非不可理解，可是在瓦格纳的视野中这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对外在世界的退出，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对于世界意志的拒绝。”
叔本华成为瓦格纳的精神导师并非偶然，而是伪个人主义者和伪革命者的素缘。叔本华的世界痛苦的原罪同样深深地吸引着瓦格纳，因为它暗示了矛盾的必然存在和必然不可解。划破摩耶之幕的否定世界的思想和瓦格纳的尤其是在德累斯顿革命之后的悲观一拍即合。瓦格纳本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所理想的，所要求的未来的人，是不可能通过我们创造出来的，而只能通过我们的毁灭自己创造自己。”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轻易的理解尼采和瓦格纳的分道扬镳。或者，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从不退出世界，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意志；真正的革命者从不革命，尼采式的人的最好的典范之一福柯虽然在68学潮的时候和警察打了一仗，但仅出于体验性的尝试，并且不忿于萨特的虚伪。尼采，看到了瓦格纳的骗子本质，这种本质，也是浪漫主义宣泄者的本质，既是对于矛盾本身的毫无意义的执著和享受，不问来源和解决，从而在一种“好像在和什么东西的斗争”的幻象中意淫。
“瓦格纳是一种疾病，却是哲学家们所不得不罹患的疾病。”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的伊始。都对矛盾充满了兴趣。然而，“我最伟大的经历，是我的愈治。”尼采如是说。
绝大多数浪漫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完全满足状态的渴求者。事实上，所渴求的事物本身并不重要，渴求的过程即为其生命的意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其中展开：一种以纵欲的宣泄，一种以沉静的冥思，其共同的目的就是寻找极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比如康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比如歌德，本没有什么区别。
在音乐的领域中，这种不同在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对立中表现了出来。这也许并不十分贴切，因为勃拉姆斯的沉静，似乎是在某种临摹和无奈中孕育的，但是，瓦格纳的“恣意放纵”，上承歌德，有力的捍卫了浪漫主义的德意志传统（尽管普遍的存在着以风骚为浪漫的误解，并使法国浪得虚名）。
瓦格纳执著于爱与死的悲剧架构，这一结构的本身即源自为浪漫主义的宣泄者所热衷的“双重发泄”，即：第一步获得犯罪的快感，第二步获得惩罚的快感。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所强烈的执著的，也是读者所强烈的被打动的，首先是他对绿蒂的爱，然后是他对这爱的否定。如果由弗洛伊德来解释的话，那么就是先是本我的极致，然后是自我的极致，在这种意淫性质的矛盾中，双面性的人得到了双重的满足，而人类的酷爱折腾的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然而，在这种“双重宣泄”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浪漫主义者对于矛盾本身的热爱。尽管，这种热爱从本质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关心为何这种矛盾会存在，也不去探究如何解决或者绕过这一矛盾；只是给一个简单化了的开始和结尾，然后就单刀直入矛盾本身的情节曲折。就好像很难想象一个真正有见地的人会喜欢“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因为诚然希斯克里夫的复仇触目惊心，但是凯瑟琳起始的作为却始终不可理喻。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不管是瓦格纳还是勃朗特，在所谓的人性矛盾的漩涡的挣扎中享尽了宣泄的快感。可是起因是简单的，因为要有矛盾，所以必然某人爱上的一定是不该爱的人，或者该爱而不能在一起的人；结局也是简单的，大团圆或者全死光。
于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大师到二十一世纪的三流导演，全部都陷入到了一种对于矛盾中的人的自我扭曲的快感之中。而这种快感，如前面所说的，具有纵欲和自虐的双重性，虽然这两者的比例随各人而不同。
然而，在瓦格纳的事件中，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两个特定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是爱；第二，为什么是死。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在瓦格纳的视野中也许始终是不可分的。
从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数百年的纵深的角度来看，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颂扬“爱”来冲破古典主义和巴洛克的罗网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解放“性”来打破浪漫主义者的童话和维多利亚保守主义的俗规是异曲同工的。（福柯对于后者做了详尽的注解却完全忽略了前者，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性经验史应该补全为性和爱的经验史。）爱和性一样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的越界物。在瓦格纳的视野中，不论是指环中的乱伦还是特里斯坦中的通奸，爱情都是俗世道德的对立面，从而在其所热衷的尘世和神界的矛盾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上来说，前面说过了，浪漫主义者都是处在不满足状态下的渴求者，而爱情，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眼中的补全物。大约再没有什么能比“会饮篇”中的那个传说更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了：传说从前人是无性别的，神把人劈成了两半变为男人和女人，从此人都是不完全的了。在瓦格纳的眼中，不满足好比漂泊的荷兰人的诅咒，爱情即为最后的救赎和最后的希望。这位费尔巴哈的信徒相信，不同形式的爱，以及之间的矛盾，即为文明的基础。
但是，这种救赎始终无法完成，或者，只有通过毁灭而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德的理性的极限是同一性质的事物，浪漫主义者，以不同的形式，看到了自己的牢笼所在：在不能感知自己的不满足之外，却不在可以满足自己的不满足之内。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们只有在个体消失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结合。这种，死和救赎的等同并非不可理解，可是在瓦格纳的视野中这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对外在世界的退出，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对于世界意志的拒绝。”
叔本华成为瓦格纳的精神导师并非偶然，而是伪个人主义者和伪革命者的素缘。叔本华的世界痛苦的原罪同样深深地吸引着瓦格纳，因为它暗示了矛盾的必然存在和必然不可解。划破摩耶之幕的否定世界的思想和瓦格纳的尤其是在德累斯顿革命之后的悲观一拍即合。瓦格纳本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所理想的，所要求的未来的人，是不可能通过我们创造出来的，而只能通过我们的毁灭自己创造自己。”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轻易的理解尼采和瓦格纳的分道扬镳。或者，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从不退出世界，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意志；真正的革命者从不革命，尼采式的人的最好的典范之一福柯虽然在68学潮的时候和警察打了一仗，但仅出于体验性的尝试，并且不忿于萨特的虚伪。尼采，看到了瓦格纳的骗子本质，这种本质，也是浪漫主义宣泄者的本质，既是对于矛盾本身的毫无意义的执著和享受，不问来源和解决，从而在一种“好像在和什么东西的斗争”的幻象中意淫。
“瓦格纳是一种疾病，却是哲学家们所不得不罹患的疾病。”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的伊始。都对矛盾充满了兴趣。然而，“我最伟大的经历，是我的愈治。”尼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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