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死脑筋”。脑筋哪里是死的，分明是活物，而且一洗就活；若脑筋是僵死的、空白的，人岂不是生来一张白纸，死去一张发黄的白纸。回忆了一下，这些年紫猫是如此这般被洗脑的：

小学，紫猫拥有了第一条红领巾，每天睡前一定叠（上海话叫“约”）平了搁枕头底下；紫猫加入合唱团，和另一绝色小美女领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注：此地并无绯闻三百）；紫猫放学回家，最爱用笛子吹奏的曲子是：《东方红》（是早逝的二舅教的简谱）、《妈妈教我一支歌》（妈妈教了我好多支歌，她嗓子好，早先是文 ^革中村宣传队骨干；家里穷，出身就好，她经常当妇女代表上镇人民公社开大会）。当时隐约觉得《妈妈教我一支歌》的歌词写得很有趣，歌里有歌；现在想想，能歌颂伟大的党于无形之中，实在高明。

中学，九三年五月四日，紫猫作为“优秀”少先队员，光荣地成为新生中第一批共青团员。团员证至今仍锁在保险柜，照片上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带着灿烂的微笑。初中生活紧张充实，紫猫恪守“一不早退、二不早恋”两个联合公报，取次花丛懒回顾，一心学好理化数。回想起来，初中生活纯净而美妙，没有篮球、没有足球、没有叛逆、没有不谐和音。当然，如果那个刚分配下来教历史的团委书记，不趴在课桌上撅着肥臀跟班上女生搭讪，不以转团员关系为由威胁紫猫给他擦四楼下边的板报，一切就完美了（紫猫佩服自己并未屈服于书记的淫威之下）。

高中，全封闭管理，学习更紧张了。在一个需要思考的年代，我们无暇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生。所有关于人生的梦想和憧憬，落实到四个字：考上大学。一切同学的一切个性被抹杀。这段时期，他们似乎不急于给我们洗脑，而是用大而无当的知识占用了我们的脑。这实在是另一种高明的把戏。湖北的高中生啊，充其量是一架考试机器，绝不是一个自为的、独立思考的主体。形式上与党、团的关系似乎也疏远了——学校也要务实。

大学，他们冯妇重操——继续给我们洗脑。大概意识到大学最容易滋生有害物质——文革语言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许是害怕十年前的风云再起（紫猫九九年上大学，自己算算）。马哲、毛思、邓论（Oops, 现在学弟妹们还要多学个江选吧），这些伟大或不伟大的思想、观点、战略、垃圾统统杀将过来，包围我们：可我们不再窒息，不再抱怨，最大的轻蔑是漠视它。你洗你的，我玩我的。大学是轻松加愉快的，是十年寒窗后老天赏赐给我们的温床。于是我们儿戏，我们恋爱，我们游戏人生，我们忘却历史。当那个美国老教授孜孜不倦在课堂上大讲Tian An Men Square，我们嘘他：你这老美，让你来讲欧洲文化入门，你讲什么中国历史！ 但是，紫猫的那根神经已被触动。

大学毕业，从农大一在读博士电脑里拷贝了高校流传已广的记录片《天^安^门》共五集，从此，新一轮的洗脑开始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是紫猫的自由意志说了算。自甘洗脑。这里，紫猫不想开列一个小岛读过的禁书清单（我又不是轮子成员，不搞宣传说教），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洗脑或不洗脑，每个人也总能找到自我洗脑的途径。It’s your call.

不"洗"死的更惨...

现在的世界是, 我们自己不先洗洗, 坐着等人家来洗, 最后就都变成洗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