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考察，“知识分子”乃是基于本体论实体思维方式前提下所构建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气质、特征、职责以及使命诸方面的问题。从“知识分子”的气质来看，“知识分子”在同现实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中保持着“清高”、“孤寂”的品性；从“知识分子”的特征来看，“知识分子”乃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替天行道，体现为“独立性”；从知识分子的职责来看，“知识分子”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曼海姆语)，具有同“现存”保持一段距离的“判断”能力，承载着本质性的责任；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来看，“知识分子”追求着“纯粹”的理想价值目标，有着超越性的批判任务。
“知识分子”的神话仰赖于西方哲学对哲学界定的理论框架。“长久以来，在西方，哲学家们一直面临知识分子角色的诱惑，把自己变成权威的代表，自柏拉图以来 2500年，不屈从于这种诱惑的人为数不多”。(注：转引李惠国主编《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页。)这表明作为“科学之科学” 的哲学家本人常以“知识分子”自居。用福柯的观点解释，知识乃是一种权力结构，而将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实现“圆满结合”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从外观角度看似乎是叙述“知识”，实质上是某种“权力”的化身。“知识分子”将“知识的权力”加以转换而成为人格的权威。对“知识分子”而言，其角色是 “知识的权力”与“人格的权威”合为一体。正如利奥塔富有见地地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是某种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的人格，“‘知识分子’更像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居于人类、人性、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创造物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注：J-F.利奥塔：《政治著作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第3页。)
从哲学的历史角度分析，哲学家总是在力图给“知识分子”形象不断增添神圣光环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出“知识分子”那种“超脱”、“高高在上”的智者地位。苏格拉底的游说是力求在相互映衬的对话或追问中体现“知识分子”的理论洞察，柏拉图的哲学界定是通过知识等级的分列以论证“知识分子”(哲学王)的特有使命，指认“理念”乃是“知识分子”的旨趣所在。笛卡尔对“形而上学之树”的隐喻暗示了只有哲学家(知识分子)的“我思”的意识具有先天的明证性与真理性。至于黑格尔对常识思维方式、表象思维方式与哲学思维方式的理性差别也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崇高”地位的确证。在他看来，只有“知识分子”这样理性的主体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直观到其内在的逻辑。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神话根植于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崇拜，根植于对哲学过分拔高式的赞美，根植于对人的理性的无限抬举，其实质在于对哲学家本人的神化。恰如利奥塔本人所言，“自从柏拉图以来，科学的立法问题就一直同立法者的立法问题密不可分。”(注：J- 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P.8;P.9;P9.)“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本身总是通过自己给自身的立法以指证自身的权威性，达到其为科学的立法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合法化就是与科学话语打交道的‘立法者’借以权威化的过程，立法者借此成为权威以便确立固定的条件决定一个陈述是否可以进入科学话语的行列。”(注：J-F.Lyotard: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Minnesota,1988,P.8;P.9;P9.)“知识分子”神话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因素。其一，“知识分子”的神话角色必须具有被赋予的权威主体的存在资格，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具有“代言人”的性质；其二，必须有元叙事或元语言的存在，这表明存在着具有综合性的同一特征的普遍语言；其三，必须假设知识分子的“元语言”是恒定正确的，“元叙事”的意义是不变的。一旦上述条件事过境迁，那么古典乃至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神话就要受到致命性的颠覆，与之相应的“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就要受到质疑。据此，“知识分子之死”不仅是可以想象到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利奥塔的工作就是要证明 “知识分子”神话的前提似乎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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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奥塔看来，“知识分子之死”是同对知识合法性的解释取向相一致的。“知识分子”的神话之所以破灭的原因在于，以往对知识合法性的解释已遭到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否弃。“知识分子”神话的假设前提首先表现在对知识的传统理解，这就是将知识看作是普遍的、必然的、确定无疑的、具有重复性的特征；同时还表现在对知识合法性的理解，这就是将知识的合法性看作是合理性，它作为一个实证的过程，可以通过重复性的观察，得到类似于“知识分子”的这样专家的认可，达成共识而使自身具有了合法性的根据。可看出，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中，二者是互为印证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确证是通过对“知识”的确证实现的，即“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光环是以“知识”的神话为前提的。
“知识分子之死”的根源在于以往对知识合法性的论证已经过时，这是因为在不同境遇下对知识合法性的理解有了根本的变化。“当许多社会进入我们通称的后工业时代，许多文化进入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时，知识的地位便发生了改变。”(注：J-F.Lyotard:La Condition Post Modern,Les Editions de Minuit,1979,P.15.)在后现代的状态中，知识以“信息”形式出现，并且正在无止境地扩充着、膨胀着。“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去了它的‘传统价值’”(注：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艺术出版社，1996，第36页。)，知识已经变成了为人随意处置的“消费对象”。与上述历史情形相适应，“元语言”的知识已消解了，“元叙事”的知识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利奥塔指出，知识地位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对知识的规定，进而导致知识合法性的危机，其结果必然危及到包括叙事知识在内的整个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地位。
利奥塔指出，后现代知识状态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后现代知识话语的异质性使“知识分子”的功能正从普遍性转向专门性、技术性。随着普遍的知识分子的神话赖以生存的两大基础——德国的思辨哲学与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社会的罹难，现代知识分子的神话也就失去了现实土壤与知识背景。“英雄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极”这些原动力全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知识敲响了教授时代的丧钟，因为在传递现有知识方面，一个教授与信息库系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面对后现代这一知识状况，利奥塔得出了不应该再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死亡的结论。
“知识分子”作为某种职业的群体角色也并非是某种特定职业所限定的。马克斯·韦伯从专业角度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规定。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是“漂流阶层”的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则使本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漂流群体，这使得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具有了超越性，能从普遍性的、综合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普遍性与超越性正是知识分子的根本特点。而在当今社会，特殊的群体和阶层常常只能发挥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很难说具有超越的普遍性。知识分子的情况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之所以已经死亡，是因为进入后现代状态的“知识”已经排除了元语言。语言一旦失去了“元”的特征，那么只是“句子的一个片断，信息的一个碎片，一个字出现了，它们马上和另一个‘单位’联系了起来。没有推理，没有论点，没有中介”(注：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61页。)。“知识”已经失去了总体性，同一的板块坍塌了，这样构想的“共识”已不复存在了。知识充满着异质性的特征，差异到处存在，分歧不断产生，境遇随时迁移，一切都在漂流之中。“知识分子”在这样后现代的知识背景下，他们能够做什么呢?只能哑口无言或者默默地从事些力所能及甚至琐碎的工作，“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光环业已褪去，留下的只是极其平常的、专门性的技术工人的命运。
在后现代社会中，一面是科技知识的高歌猛进，另一面是精神文化的崩溃和“知识分子”的漂泊不定感的蔓延，“知识分子”的命运岌岌可危。应该看到，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是分裂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知识的总体。传统社会中作为真理的代言人，担当暗暗黑夜中守更人角色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是属于建构、讲述元话语、元叙事的普遍主体，他们正是凭借其元话语与元叙事而获得大众导师、启蒙领袖的中心地位。他们或致力于建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或以普遍价值、绝对价值的阐释者自居，以人类良心、社会正义的代表自诩。而在后现代，这些都已成为神话，“知识分子”所立足的地基不断坍塌，“理性”消失了，真理隐退了，正义丧失了标准，价值失去了主体，知识失落了尊严，作为“上帝的宠儿”的“知识分子”正在变成非存在的对象，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发生了危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认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言说”的角色，或那种“好像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意识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利奥塔的理论与福柯不谋而合并更加激进。在利奥塔看来，启蒙的和解放的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门领域里工作的专家。随着现代性的衰微，传统启蒙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担当意义、“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逐渐消失了。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及其传播已不再运作着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需要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由此，利奥塔所揭示的元叙事、元话语的消解对于“普遍主体”与“普遍知识分子”无疑是釜底抽薪之举。这样，不同类型的知识与话语的多元独立就使元话语的独霸地位面临厄运。当代学者康菲诺(Michael Confino)也认为，专业化、多样化的大分工造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他们成为精于“学科分类”的专家，而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思想成了他们一份早已逝去的记忆。
3
利奥塔所宣称的“知识分子之死”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内涵。从尼采所宣布的“上帝已经死了”到福柯所说的“人已经死了”，以至发展到利奥塔所疾呼的“知识分子之死”，这是一个合乎发展逻辑的思想递进过程，尽管这一进程渗透着“后现代”的理论色彩。“上帝”显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性的化身，是“形而上学”的幽灵。人无法容忍这种残酷的“监护者”角色的“上帝”的存在。随着“上帝”的隐去，人似乎成了自己的主人。然而人的主体性仍然需要加以“消解”，使其丧失其“中心”的意义，人的逐渐“边缘化”使“人类逐渐消失了”，(注：福柯：《事物的秩序》，1970(英文)，第386页。)“人的死亡”标志着人的良知形象——“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知识分子”的命运同“上帝”的命运是一样的，因为神是超验型的“代言人”，而“知识分子” 是经验型的“代言人”，人自身根本不需要“代言人”。
利奥塔所言“知识分子之死”的看法是一种“宣告”，同时也是一种“呼唤”。应当看到，利奥塔在对后现代知识状况及“知识分子”地位和价值审思明辨的基础上，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忧虑，并为重新定位知识分子而作出的努力是不应抹煞的。利奥塔对普遍性、专制性“知识分子”的解构，目的在于彻底消解传统认识论，使认识由一元转向多元，由整体转向片断，由一极转向多极。在摆脱传统权力—知识模式的基础上，来建构后现代知识观与认识论。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何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何为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知识分子”越来越发现知识本身的孱弱，不再是掌握知识的人，而成为被知识所掌握的人，他处于一种精神分裂和欲望的失控状态之中。科技知识的高歌猛进造成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漂泊不定感。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知识分子”无法维持自身的尊严和新理想的风格，转而成为现实利益的追逐者和一心为己的信徒，并愿为商品广告提供最具才华和诱惑力的话语，进而为商品浸渍一切并成为拜金主义的鼓吹者，那么，“知识分子”终将沦为社会经济的传声筒，成为企业集团的附庸，甚至成为心灵精神的异化者。当然，他们出售的不是体力，而是知识与良心。所以，西方思想呼吁，真正的“知识分子”今天处境危险，有独立思想，为社会未来发展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当然，以思想作为自己存在证明的“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彻底放弃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怀，而进入巧舌如簧的语言游戏中，在失去终极关怀的冷漠而无所驻心的思絮出售中，完成自己从“思想者”向“雅皮士”的转化，从而成为一种多功能知识分子的“文化评论家”。(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53 页。)但这种“知识分子”是否还可称作“知识分子”却颇令人怀疑。
利奥塔宣告传统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职能的“缺失”。然而利奥塔又认为，当“知识分子”这种普遍主体退位之时，具体的“知识分子”将登堂入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只能写小说，画家只能画画，自然科学家只能做实证研究。这种具体的知识分子承担着一项新的责任，就是把真正的“知识”活动与导致现代性的妄想狂区别开来。正是现代性的妄想狂导致人们对普遍性、总体性的欲求。利奥塔似乎在委婉地告诫现代主义之后的“知识分子”谨言慎行，明智豁达，知其可为与不可为，不要再对统治天下的普遍性有任何谵妄。(注：《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可以说，利奥塔力图适应后现代知识的新状况，用一种具体的、务实的“知识分子”理论代替原先那种超越然而空幻的普遍知识分子神话。利奥塔为了其“知识分子”理论而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据说有一次，他在电视台作题为“没有讲台的讲台”的演讲时，要求在播放过程中，声道与屏幕影像不同步。这样，在人们可以听到他的讲话时，却看不到他本人的形象。利奥塔之所以这样做，其用心良苦无外乎破坏对权威的信赖、对普遍性的厌恶，从而使“知识分子”摘下神圣的光环，走下讲台，远离万众瞩目的中心。利奥塔本人敢于甘为少数派，抑制成为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的诱惑，正是他为新型“知识分子”所做出的典范。中心将不会消失，它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对消解活动的无止境追求，对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欣然承担正是利奥塔为新型“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任务。
从学理的逻辑方面分析，利奥塔“知识分子已死”的断言不仅是从后现代这一维度上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现代处境的理论反思，而且对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精神有着重要意义。“知识分子”主体作为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构成要素，从其起源来看他就代表着“真理”，同时又兼负传播“真理”的重大职责与价值诉求的使命，尽管这一职责与诉求常受到来自社会结构中其他因素的扰乱、侵袭或遮蔽。从历史上来看，最早的“知识分子”(哲人)产生于智者阶层的兴起。“知识分子”(哲人)关注于智慧(理念)的超脱气质，抵御功利性的淫浸，把握着精神的“闲暇”，进而构建了“知识分子”的理念形象。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同 “理念”是一体的。“知识分子”有其自身的“普遍原则”，他在众多选择中，不仅要“爱吾师”，而且更“爱真理”；他以“普遍原则”为生，以“先验理念”为荣，为自己持守的“理想”而忘我地辩护；知识分子是生活在“理想性”存在中并以此为“旨趣”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就其原初的规定而言乃是“超验真理” 的化身。
影响“知识分子”之历史命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知识分子”规定背后所隐匿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今天的理论角度回溯的话，福柯所言“知识” 与“权力”的内在联结以及这一联结的变化形式，使得“知识分子”的理念意蕴有了持续性的变化。福柯指出“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体结构，这就明确指出了这一关系的内容演变，构成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宿命”。事实上，最初“知识分子”的理念形象是由知识(智慧)所拥有的自身权力决定的。这一“权力”隶属于知识(智慧)的内在规定，是由“闲暇”、“自由”、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理念本身所赋予的，这就必然彰显出“知识”的超脱本性。其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变得不太美妙了，用汤因此的隐喻性语言表达，“知识分子”更像一个“联络官似的阶层”，他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而主要受“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过程由此开始。“意识形态”的“权力”尽管外在于“知识”，却成为知识“产生”乃至“评价”的最重要尺度。于是，尼采曾大声疾呼并反对的“哲学家”已经成为了“学者”，“教授”成了“受雇者”的情形出现了。“这样‘教授们’和他们的雇主国家的互相满足的合作舞台就布置好了，他们彼此需要对方，没有知识的权力无疑是没有头脑的；而没有权力的知识则是无力的。”(注：(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第262-263页；第267页。)“知识分子”由“向权势说真话”转变成“替权势说‘真’话”的专业人士了。这样， “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自由”，外在的权力规定使得“知识”发展空间极度的缩小，“自由”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起来。随着技术化、市场化的过程展开，“知识分子”的生存变得愈加艰难。“知识”的产出受其“获利”的影响，促使“知识分子”的“理念”、“自由”的规定变得一钱不值。市场的巨大的看不见的权力决定着“知识”是什么，也决定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外在的权力因素似乎有了“客观性”，由“意识形态”转移到市场中具有功利倾向的“使用者”。于是，葛兰西所言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悄然登场，成了诱人的“时尚”；萨义德所忧虑的“技术上形式主义”业已弥漫在“知识”的领域之中；海德格尔所说的“当代技术”的“座架”已经牢牢操纵着无所不包的“知识”的重复性生产过程。“知识分子”沦落了，这种“沦落”的景观恰切地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现实处境的基调色彩。
然而，“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与当代使命尽管有时会被暂时地“遮蔽”，但却无法消解“知识分子”对“独立的品格”、“自由的精神”的操守与追求。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是超然于专业之外的“博学”的思想家，而且是“不屈不挠”执着于自身的信念与理想，承载着为之献身的道义重托的献身者。在当代社会中，必须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条件下对“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给予辩明。用曼海姆的观点表述，“知识分子”必须是“自由”的，他们是“本来面目的人”(注：(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第262-263页；第267页。)，洞察谎言和意识态形态的人，将固有思想做相对考虑并降低其价值的人，瓦解世界观的人。“知识分子”总是追求“超验价值”，关注于“普遍的原则”，侧重于“业余的”精神，保持着“客观”的“态度”，有其特有的精神敏感力与道德自省力。这意味着“一定程度异化的似乎是知识分子永久的命运；他永远做不到‘和别人一样’。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永远是他的标志，因此他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脱离正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先决条件”(注：(美)刘罗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92页。)。可以说“知识分子”的“理念”意味着他追求“先验价值”，始终如一地做出独立性的判断，担负着人类的责任，传递着真理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利奥塔对“知识分子之死”的阐述有着时代的震憾力。
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利奥塔所说的“知识分子之死”的观点值得进一步引发出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内在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膨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对时代精神的判断力、穿透力的萎缩，“知识分子”具有的崇高意识与“高贵”气质受到了物欲的冲击和抑制，“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人文境界受到了世俗化的功利性浸染。在这种情形下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论反思日益显出巨大的意义，利奥塔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一剂思想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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