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大总统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棋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莩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棋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棋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棋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 (more...)
离家赴日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Huasing Association 1999 -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