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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同学刘磊是个豪爽的山东人，这可以被证明如下：一、刘磊喜欢交朋友，且不论三教九流；二、刘磊喜欢喝酒，啤酒10瓶（或者白酒一斤）是他的标称酒量；三、刘磊喜欢按照他的想法支配我的生活，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我因受到他的支配而快乐无比。事情就是这样，作为青岛仅有的两名南大的毕业生，刘磊觉得有义务安排我过上和他一样有酒有肉有女人的神仙日子。这本无可厚非，我应心存感激才是，只可惜本人有些不够争气，偏偏生性害羞，不善饮酒，啤酒仅能勉强享用一瓶；白酒太可怕，至今未染指。我多次辜负了刘磊的好意，感到十分愧疚。好在刘磊并不介意，依旧在有酒喝的日子里锲而不舍、一如既往地给我打电话，耐心地规劝我放弃“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他一起往酒缸里跳。这真是让我感动！

刘磊说，“这次一定不要拒绝，因为李哲是特地来青岛看我们俩的”。

他说的这位“李哲”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而且也是山东老乡。据说他现在在日本东京工作，春节期间回济南老家探望父母，马上就要返回日本。此次他提前一天来青岛，就是为了见上我和刘磊一面。在我的脑海里关于李哲的记忆并不多，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上大学那四年比现在还不善交际。有关李哲，我只记得他当年曾向《华星》杂志投稿。他是写现代诗的，一句“它从几千里以外飞来，栖落在伴侣的囚笼边”让我印象深刻。这算是当年那批学生写出得为数不多的好句子，可见李哲是有天赋的。除此之外，我不记得任何有关李哲的事情。

刘磊告诉我李哲特地来青岛看“我们俩”，在我看来有点夸张。我猜这大概是刘磊为了骗我出去喝酒而耍得小诡计。但是，有朋自远方来，我怎么能推辞不去赴宴呢？况且刘磊威胁我，“你这次如果不来，我就和你绝交”，和刘磊绝交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在刘磊的威逼利诱之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2

晚宴安排在闽江路的“老船长”，刘磊预订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房间”——它甚至不能叫作房间，乃是饭店利用楼梯下面一点空间改建而成的，一边是白粉墙，另一边挂着布帘。在这个狭小的夹缝里勉强挤得下三个成年人，而且在大家落座之后，还会听见端着饭菜的服务员在我们头顶走上走下，发出声震屋宇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咚咚，同时灰尘纷扬而下，落入我们的菜盘里，极具梦幻色彩。

这大概是个未成年小孩幽会的地方，或者是个毒品贩子进行交易的所在，绝不适合作为老同学聚会的场所。不过大家见面依然是热情而感人的：

刘磊和李哲早就到了，等我到达的时候，刘磊叫嚷着“来来来，拥抱一个拥抱一个”，于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和李哲探着身子紧紧地拥抱了对方一下。此情此景，犹如两个革命者历尽沧桑之后再次相遇，真是让人感动。是啊，不管熟识与否，“老同学”这个关系是让人难以割舍的。十几年前我们一起跑到那个南方的小岛上，十几年后我们居然又在这个昏暗的小房间里相会了，怎能不让人感叹人生蹉跎、岁月易逝，只有友情历久弥新。

寒暄过后，我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了李哲一番。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戴着一副很日本人的黑边眼镜；头发却非常不日本人，约有一两寸长，凌乱地支棱着。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有一点羞涩，但是眼睛里却闪着光。李哲激动地对我说，王川兄，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啊！我答道，你也是老样子啊！话随这么说，但实际上我对李哲仍然没有印象，即使在大脑里搜索过多遍之后也没有觅得一点蛛丝马迹，真让人感到汗颜！

李哲整个人看上去第一感觉就是瘦，让人过目不忘地那种瘦。皮包骨，而且肤色黑黄，没有光泽，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现如今这种瘦法的人在大街上已经很难遇见了。黑瘦的李哲和白白胖胖、肥头大耳的刘磊同学并排坐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不禁感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在想：难道那些在日本生活的同胞兄弟都吃不饱？

3

谈话主要是在李哲和刘磊之间进行，我起到随声附和的作用，恩恩啊啊，或者在他们回忆起某事时顺水推舟地说一句“对，是有这么回事儿”，以显示我的存在。但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没把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忘个精光，同时也为了拉近我和李哲之间的距离，我提起了李哲当年写得那首诗。

“‘它从几千里以外飞来，栖落在伴侣的囚笼边，……’写得太好了！你写这首诗的时候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谁想我这话一出便给自己招来了麻烦：李哲大概没想到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记得这首诗，显得非常诧异，甚至可以说有些反应过度。他看了我半天，然后沉默下来，眼睛盯着自己的酒杯，脸上慢慢流露出十分严肃的表情，像是回忆起了某件痛苦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才轻声说道：“这首诗是写给我以前女朋友的，不过……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分手了……”

李哲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正在我为自己的口不择言暗自自责的时候，李哲猛然一把抓住我的手，十二分真诚地说：王川兄你居然还记得这首诗，真乃我的知己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来来来，我们今天一定要吹一瓶，请你给小弟这个面子！说罢就摆出要吹瓶的架势——他把一瓶青岛啤酒提给我，自己也拎起一瓶，仰头就要往嘴里送。我被他这一惊一乍吓得不轻。李哲说的“吹瓶”在北方就是一口气喝光一瓶啤酒的意思，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不能儿戏视之，但是话说到这份上又不能不喝。这真是要难为死我了！

“王川酒精过敏，我来替他！”

幸好这时候刘磊站出来挽救了我。咕咚咕咚，我看着这两位英雄一般豪迈的人物把整瓶啤酒灌到肚子里，真是又敬佩又惭愧！

4

有了刚才的教训，我便不再多讲话，而是安安静静地边吃菜边听对面二位聊天。李哲是个重情谊的人，而刘磊爱朋友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们两人的话说不完，谈话内容当然也脱不了哥们义气的俗套。我注意到李哲是个过分客气的人，假如别人给他斟酒，他就会紧张地站起来，将你手中的酒瓶夺下；而他自己却总是想方设法把别人酒杯里的酒添满。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对礼节的重视是否是在日本生活的几年间养成的，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或许他并不是在刻意地重视细节，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

回忆起来，那天的李哲让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大概是一种莫名的忧伤，一种过于浓烈、甚至让人感到震撼的忧伤。这种忧伤影响到了周围的人，有那么几次，当谈话停止的时候，大家的情绪突然都低落下来。开始我以为这全是那首诗造成的，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感觉从我刚见到李哲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只是自己没有注意到罢了。李哲谈起了他在日本的生活，如同报告文学里描述的一样：孤身一人在他乡，没有亲人朋友相伴，天蒙蒙亮就去上班，夜深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间租来的小公寓里……由于成年累月没有说中文的机会，他感觉到“自己的母语水平都退化了”，甚至到了“再也无法作诗”的地步，实在骇人听闻！

尽管李哲过度的敏感和忧伤让我感到一丝不快——这种情绪就像流感一样招人讨厌——我觉得自己仍然有必要尽地主之谊，让面前的这位老同学尽快高兴起来。刘磊大概也是这样想的，饭局还未结束他便朝我使了个眼色，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我们去找点儿乐子吧？”我回了个眼色，意思是“好啊”。于是大家就起身，先是去“好乐迪”唱歌，后来又跑去了标山路。“找乐子”成为那天晚上的主题，贯穿于所有活动的始终。我和刘磊为了让老朋友高兴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谁想到最后却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5

在“好乐迪”唱歌的时候，刘磊叫了好些啤酒，开了瓶，星罗棋布地摆在茶几上。他和李哲一边唱歌一边喝酒。我不爱喝酒，更不会唱歌，而且平时极少来KTV，所以只能坐在一旁鼓掌呐喊，为了使朋友高兴起来尽自己微薄之力。（后来我发现了个省力的好办法，原来点歌机上有个按钮，一按下便能发出鬼哭狼嚎的叫好声。于是乎，我一边感叹KTV的老板为顾客想得周到，一边狂按那按钮，直到音乐声淹没于一阵刺耳的聒噪当中仍不罢休。）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李哲都保持矜持，不愿意唱歌，刘磊只好独自担当起了演唱会的主角。为了尽可能地带动现场气氛，刘磊手持麦克风，跳到舞池中央，一边扯着嗓子吆喝一边扭动肥胖的腰肢，作顺时针或逆时针摇摆，像是在旋转一只无形的呼啦圈儿——这让我联想到不久前他曾计划通过呼啦圈运动减肥，后来不了了之，看来这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刘磊一口气唱了五六首歌，尽管全都唱跑了调儿，而且舞姿也不甚优美，但是他的表演是热情洋溢的。

由于平日缺乏运动，刘磊在唱第七首歌的时候就因为体力不支败下阵来，只得大汗淋漓地坐在沙发上喝冰镇啤酒。这时，经过我们再三怂恿，李哲终于拿起了麦克风，同意为大家演唱一首张学友的《离别》。“好啊！好啊！”我和刘磊马上叫起好来。我们原本以为李哲的心情会随歌曲的进行而好转起来，谁想到一首歌过后李哲不仅没有变得高兴，反而把他的这种特有的悲观厌世的情绪传染给了我和刘磊。刘磊先前的一番博命演出也付之东流。

在演唱之前，李哲作了一番内心独白，大意是今天非常激动，见到了思念以久的兄弟和情投意合的知己；这首《离别》乃是他大学时代最喜欢的歌，每当听到这首歌他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希望大家也喜欢。话讲完后，音乐响起，李哲开始唱歌，这时候我才发现他醉得厉害，不仅找不着调儿，而且念起歌词来也磕磕绊绊。大概是腹中的酒气上泛，使得他不停地打嗝儿，硬是把一首舒缓的情歌唱出了hiphop的味道。

可以看得出，李哲唱得非常认真，投入了大量的感情；当他唱不出来、只有配乐在响的时候，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有多么痛苦——这种挠人的痛苦也传染到其他人身上。有那么几秒钟，我感到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才能结束这尴尬的时刻，心里盼望着突然发生点什么，停电，或者头顶上方的吊灯突然坠落，只要能发生点什么就好。

幸好，刘磊在我之前崩溃掉了。他靠拢过去，和李哲一起合唱。想象一下，两人今晚都喝了大量的啤酒，唱起情歌来伤感地一塌糊涂，唱到高潮的时候他俩竟然相继哭了起来。

刘磊热得只剩一件小背心，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一把搂住骨瘦如柴的李哲，如同大熊猫搂着绿竹子一般，号啕大哭……

6

在我看来，李哲是那种天生悲观的人，而刘磊则是那种天生乐观的人，两人都处于某种极端。刘磊的欢乐往往是毫无缘由的，他会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而高兴地手舞足蹈，更不用说遇到什么真正的喜事了（也许他会乐得疯掉也说不定）。而李哲呢，李哲的性格迫使他只看到事物阴暗的一面，迫使他沉浸于自己营造的悲伤氛围之中不能自拔，尽管他的这种悲伤和痛苦在旁人看来是毫无理由，甚至是荒谬至极的。

有趣的是，一个人的欢乐或悲伤是可以传染的。刘磊给他周围的人带来喜悦；李哲则把忧郁传染给他的朋友。当二人相遇功力更强的一方胜出，显然，现在李哲的忧郁占了上风，而且优势相当明显，如今就连平日喜欢傻乐的刘磊也被彻底打败了，甚至整个人崩溃掉。（难道这验证了人生终究会是一场痛苦而短暂的旅程，人的终极状态是悲观的？不不不，我宁可相信这证明了欢乐的短暂易逝和欢乐的弥足珍贵。）

李哲的悲观让我感到厌烦。可是话说回来，李哲毕竟是我们的老同学、老朋友，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们面前作践自己，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高兴起来，然后再把他送上飞往东京的飞机。至于他在东京是否过得快活，是否飞机一落地就寻短见，那可不是我们所能掌控得了的。出于此种考虑，在从“好乐迪”出来之后，我们又打车去了一趟标山路，为李哲叫了一次鸡。

“叫鸡”，这乃是刘磊的说法，在我看来过于粗俗，换了我我就会说去标山路“找小姐”，但是找小姐这件事情本身就粗俗不堪，也就没有了美化的必要。

对于叫鸡，我并不持坚决抵制的态度。不得不承认，以前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历”过一次这种场合，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也曾有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但是到后来就看淡了。和别人做生意，需要一些超常规的娱乐项目；把客人送进房间，生意就做成了大半。至于你是否需要牺牲自己，也嫖一把，这完全看个人的喜好。

7

有关那次嫖妓的经历无庸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这方面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就像一首诗里所言：

“在妓女和荡妇面前，我艰难地保持处男之身”。

我闭上房门和小姐在房间里聊天，聊电影，聊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虽然只是聊天，我照样付了钱，因此小姐也高兴。她致评价我这个人真不错，“不像其他臭男人”；待我离开的时候她居然有些恋恋不舍，甚至表示从良之后一定要找个像我这样的正人君子过下半辈子。

我洁身自好，倒不是因为自己过于清高，也不是因为缺乏欲望，而是因为我感觉那种地方特别脏：那些幽暗的房间和潮湿的被褥总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浓妆艳抹的小姐也一点都不讨人喜欢。朋友说我是个在男女关系上有洁癖的人，我很赞同这种说法。我交往过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漂亮与否，一律干净整洁，这便是证明。但是今天，我们是为了让老同学高兴起来而去叫鸡，这件事的意义非同以往，谁都难以推辞——既然你可以为了获得金钱上的回报而陪客户去嫖娼，那如今陪老朋友、老同学嫖娼就更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兄弟义气远比美元人民币重要的多，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用刘磊的话说，“即便因此患上性病、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跨越半个青岛跑去标山路叫鸡？那些粉红色的小店不是遍布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吗？我一直想问刘磊这个问题，但却苦于没有机会，直至今日仍未偿所愿。鉴于在叫鸡这件事上刘磊毋庸置疑是我们当中的权威，刘磊说去标山路那么去标山路便是正确的选择。我猜，那里的小姐必定个个如花似玉，那里叫鸡的价格也必定符合工薪阶层的消费标准。要不然标山路怎么会成为刘磊心中的圣地，让他夜夜流连忘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