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一腿围棋故事系列(Z)
Very interesting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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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见衷情
在七十年代末，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把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损失夺回来”。其实四人帮真没耽误我什么事。虽然中小学除了批这批那就是干农活和想坏点子玩，可大家都这样， 一恢复高考制度照样上大学， 而且我真的没觉得上大学后再用功有什么太晚补不回来的。 再说实在点儿， 和后来背大书包赶作业拼考试的小弟弟妹妹们比起来，我有种很幸运的感觉： 谢天谢地让我赶上四人帮了。 党和政府哭着喊着要往回夺时间， 我却自己把“耽误”这课补上了---自己耽误自己一回。如果说玩是一种时间损失的话，在过去二十来年中我损失的可远不止十年了。 说来说去都是围棋惹的祸。
我第一次听说围棋这个词儿是15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的。 记得那是一篇介绍神童宁伯如何牛，会下围棋还会看病，等等。一年以后俺终于见到了围棋。上大学后不久我忽然对数学发生兴趣，第一个暑假没回家，自己啃吉米多维奇。有一天同学小周说教我下围棋，我一听特高兴。 谁知小周也是个还没入门的二把刀，第三盘我就赢了他。后来我从图书馆借了本《学围棋》， 这才知道黑先白后的规矩，还有贴子一说，反过来再给小周扫盲。那时候我还有很远大的“革命”理想，知道玩物丧志属于没出息的一种，所以玩了仨俩月后就决定要“为四化刻苦读书”，把棋给戒了。
人算不如天算。几年寒窗，我终于在毕业时如愿改行考到中科院，却突然不大不小地顿悟了一下， 决定要少读书多瞎玩儿， 于是后来下围棋听京戏的兴趣都比读书大得多。
我是82年到北京的。 中科院各所读研的都先到玉泉路那上课，之后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半就回各所里去。 当时学生以科大来的最多， 约占三分之一， 这大概是因为好学校中科大的地理位置最不吸引人，学生都愿意往北京跑。跟我同一寝室的其他五人全是科大来的。在八三年元旦的时候，学校搞了个乱七八糟文娱活动晚会。我本是个好胜的人， 见有围棋手指头就痒了， 于是就跟科大少年班来的谢彦波下了一盘。没想到我被杀得落花流水，更撮火的是边上观战的还告诉我他的棋在科大根本数不上。 不信？ 其中一个物理所自称也是科大臭棋的立马又杀了我一盘。这我算开了眼了， 敢情人家好学校的学生什么都玩， 不像我一头扎小破学校里就知道为四化读书。不过我可真没服，第二天就去买了一付围棋和一套成都棋苑的围棋入门教材， 发誓半年内一定雪耻。 事实上几个月后在数理学部几个所合搞的一次有十几个人参加的比赛中我就拿了冠军。 谢没参加， 我后来几次要找他报仇，他都说肯定下不过我就不下了， 所以他这1：0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了。 另一“臭棋”倒是被俺剁了几回把仇报了。
看着我武艺精进， 几个科大的同学就说有机会给找高手鉴定一下。 没想到这机会来的还挺快。 大概是四五月份，科大的一些毕业生到北京实习， 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师傅的友谊。友谊当时已经考上了我们所的研究生，等秋天入学。因为介绍人都是外行不知水平如何， 第一盘鉴定棋就分先下了。开始我走得还象模象样，他还不时长考一番。可一到中盘我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到处水深火热， 他却左右逢源妙手连发， 不大一会我就山河破碎只好交枪了。这盘棋一下完就省了很多客套， 友谊说俺的路子挺正， 但杀力还差很多， 应该能让我三个子。 我虽不以为然，但还是老老实实摆上了三个，心说一会让你丫这牛逼吹破。也可能是乱了方寸，这三子没多长时间我又壮志未酬棋先死。 这下子旁边一帮观棋起哄的科大同学个个都面有得色，七嘴八舌劝我拜师。师是没拜，但我也是败亦欣然。友谊也很高兴，并且说过几天再给我引见一个水平和他不相上下的哥们儿小甘。小甘是北京人，学物理的，在北京市的一个研究所读研。不久小甘也来给我鉴定了一把，实际上就是杀我几盘过过瘾。
1983年的署假我回老家呆了十几天， 回来后就泡着下棋了。 当时学校里没什么人，我除了看书学棋，就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下。那个地方只有十几张桌子， 去得晚的人就在外面的台阶上开练， 再晚就连棋也借不到只好看别人下跟着着急。那时我的棋好像天天长，一两个月下来 跟那里的强手练虽然输多赢少但总是能开张了。 对那里下棋的印象最深的是小胡初段。 小胡是个中学教师， 下起棋来妙语连珠从头到尾， 遇到对方也是个喜欢斗嘴的常常引得一大堆人围观看热闹， 而小胡是人越多妙语来得越快， 电影歌曲相声的段子都往里编排。99年俺回国时在棋院里又碰上了小胡， 虽然是四张儿多的大老爷们儿也是强五段了， 可小胡的棋盘还是最吸引观众， 依旧是不停地自战解说“误算？ 误算你怨谁呀？ 我还要误炸呢， 我就炸你们家大使馆，你怎么着啊？。。。”。
我那阵子学棋有点儿入魔。记得有一次星期六一大早就赶到文化宫去下棋，下得饭也顾不上吃， 晚上回来食堂的晚饭时间早过了， 于是就关灯睡觉养精神。第二天又是一大早去天黑回来，又没东西吃， 直熬到星期一吃早饭，就这样因为下棋绝了两天食。
(2)： 科大棋缘
83年署假后俺的水平大概已接近业余初段。
秋天一开学可就热闹起来了。从科大又来了一大帮会下棋的。 友谊小甘之外还有卢子本帅小左等好几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 我宿舍里四个物理所的全搬回中关村去了， 只剩我和师兄弟小汪。 小汪虽即不打牌也不下棋，但喜欢看，还喜欢在别人下完棋后帮着数子。 再加上来找我的多半都是他们科大同学，所以他也不在乎打扰不打扰的。这样我们宿舍成了棋牌俱乐部，人来人往几乎天天不断，周末更是高吹满座战火纷飞香烟缭绕---除了我不抽烟别人全抽， 连不会吸烟的小汪都经常被拉着冒两棵。学生宿舍到了夜里十二点要锁楼门，好在我住一楼，大仙们闹够了就跳窗而去。小有名气的彭加贵教授也常常来看热闹解闷， 棋牌他都会， 都不甚精，从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在旁边观战闲聊，然后也是走贼道跳窗子。 这跳窗子的传统到了中关村后又被发扬光大了。 八四年以后各所研究生回中关村后大部份还住在一起，玩起来更便利。友谊他们住的楼为防贼，在窗外还加了铁栏杆，顺便连我这样的君子也防了。 不过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不知是谁把二楼水房的铁栏拧断了一根，每次我要在那玩到后半夜就从二楼下到一楼的铁栏上再下到地面。 有时是后半夜才去赶场，要攀援而上难度就稍大些， 倒是真需有些做贼的本领才上得去。我虽没有做贼的前科，但爬树翻墙的本事至少比毛贼不差。
以前记得跟其它学校的一些哥们儿聊起科大同学来，都有种印象好象科大的人年轻气盛牛逼哄哄还有些不大懂事儿，觉得可能跟在那小地方憋着有关。不过我倒觉得他们的玩劲儿很对我路子。 这些玩友们都很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第一次见面就自来熟。常来我俱乐部玩的科大哥们儿几乎都是棋牌烟三枪选手，而友谊在三个项目都是顶尖水平。我从来不玩桥牌， 任他们如何勾引我也从未动心。 跟这帮大仙们混了一两年俺既没抽烟也没打桥牌，称得上坐怀不乱守身如玉了。 友谊他们的桥牌水准据说在科大也是最高水平的。 记得他们有一次在北京的什么比赛里赢了什么专业半专业的把奖杯捧了回来。 通常聚会下棋时候多， 即便有牌局小甘友谊之一也会被我拉住拍棋。
那时科大的围棋，据说一流棋手有三人，黄克、宁伯、丁和根三足鼎立，而其中黄克是正儿八井在体校学过围棋的，水平可能还要略高一些。再下来就是友谊和小甘了。卢子本帅等一批中不溜秋的也能数上号，但水平跟我差不多，一年以后就都要被我让二到三子了。
以棋会友，在这些哥们儿的引见下，后来我和科大的三个高手都有缘手谈数局。丁到北京和我下棋很早， 让我五子六子。当时我和友谊小甘一盘一升降，多数情况下在三子上下徘徊。丁的棋力倒没比他们俩高出三子去， 但他杀力大特别擅长让子棋。跟黄克初次见面是84年，忘了是让四还是让五了。友谊和小甘在和黄对局时也是恭恭敬敬摆上两子。 宁伯到北京见面时记得已是八六八七年的事了。 当时小甘和友谊已在美国，宁自己从中科院招待所打电话把我找到。我在85年初拿到了二 段证书，这时的棋力有三段左右， 和宁分先下。棋的内容很接近甚至是我领先的时候更多些， 但结果却是零比三全输。很明显他比我控制局面的能力要强很多， 官子功力也比我深。 跟丁宁二人下过棋后都没再见过面， 这一转眼已是十几二十来年了。 黄后来到北京上学，又有机会下了几盘让三子。有一次我拉他当雇佣军去打海淀区的一个团体赛， 他把某五段棋手杀得几十招就交了枪。后来各奔东西，九二九三前后在IGS网上又跟黄克见面了。我跟他下了三四盘受先棋又都输了。 说来有些奇怪， 我对曾经让过我子的熟人战绩都出奇的差。按当时我对别人的战绩他也只能让我一先。 但我猜想当时如果让两子下我恐怕也不见好，本来我被让子时就发挥不好。不过他却惊呼我进步太快了， 几盘棋赢得都很累。 实话说我自觉从八六年到九一年的五年间是没什么进步的。
回想起来在IGS上下棋的业余高手中，黄和蒋丹宁可能是唯一两个在分先和让先棋中不曾输给过我的，对其他水平和他俩差不多的人我的战绩要好得多， 其中包括受先赢过陈仕(前台湾名人， 专业五段)两盘， 并在97年IGS的LG杯赛中执白棋半目胜韩国李鹤容(曾获世界业余赛第二名。 这是俺分先棋中最骄傲的战绩， 逮机会就吹一下)。
(3)： 两个师傅
在我学棋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人，就是友谊小甘和于佑任(“又认”的意思)。佑任可忆的事情很多，以后再扯。我学围棋并没正式拜过师， 不过小甘和友谊两人一直自称是我师傅，我也不能说不是，尤其后来听说日本很多师傅收徒，包括最着名的木谷道场，只是在徒弟入门和出师时候才各下一盘棋。 而我这俩哥们儿每人都跟我下过上百盘棋，不光完全免费有时还得师傅求我下棋，这样的师傅还真是打灯笼也不一定找得到的， 叫就叫吧。
友谊是福建人， 讲普通话略带福建口音。虽然他玩得很投入，但一接触就知道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极少和人开过头儿的玩笑。在我认识的人中有很多少年班的和各省高考状元， 相比之下友谊在聪明人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据说他在进科大时并不会下棋。 某年放暑假回老家和一个会下棋的舅舅下了几盘棋， 然后看书打谱。 暑假过后一开学就一鸣惊人俨然是科大高手了(大致该有北京业余二段以上实力)。这个故事我听科大很多棋友讲过，听起来有点儿像当年吴清源的劲头儿。吴也是福建人，看来福建这蛮夷之地还挺人杰地灵的。友谊的桥牌也有很高水准，似乎比他的棋更拔份儿。当初他整日下棋打牌，传到他的导师耳朵里，导师很不高兴，对他说“明天让老裘(我们所里的副研， 同时是国家桥牌女队教练)给你鉴定一下， 要是有水平干脆你就打桥牌去算了”。室里其它老师也把他当一玩主儿不大感冒。 友谊听了导师的话有些害怕，怕不好混下去， 于是就闷头念起书来。没过多久美国威思康森大学一个也算大牌儿的华人教授到所里访问， 听了友谊的一篇报告后说，你这篇东西到美国够拿博士学位的了。众人皆惊，老师们再见了也没了冷脸而是春天般的温暖了。友谊跟我说“操他大爷的， 前一阵子真夹着尾巴做人，见了面连头也不敢抬。这下，整个一个牛逼！”于是除了练练英语考托福外就又放开下棋打牌了。 其实这样背水一战的情况在他已不是头一次。 在科大时据说成天连玩带混， 考试时都要靠同学帮忙。但82年班里的同学大都考研到了北京， 不看书不行了。 于是他一闭门念书第二年也跟着考到了北京。当年考研可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几十人争一个名额是非常普通的。86年他被那个赏识过他的教授招到了美国， 出国前我的棋又有进步，已经和他分先下了。 友谊的人和他的棋一样， 大局观好， 冷静细致，从不下随手棋。每次友谊来找我下棋都是进门后赶紧关门，嘴里小声念叨四个字“快棋，快棋”。
92年上网时友谊是IGS元老，下棋不多但和上面的高手及管理人员都比较熟。他还用英文写了很多介绍围棋和教围棋的文章放到网上。友谊是我知道为数不多的下棋达到很高水平又把博士念完的人之一，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来的早，在令无数棋迷销魂的IGS还没诞生之前就念完了。他毕业后先在大学教了一阵子书， 然后又跑到公司里玩计算机，不久又跑到华尔街做起了投资分析。97年跟他电话里聊了聊， 他干得春风得意。意倦疏亲朋， 我颓废之后很少跟朋友打电话，有的好几年才打一次。 但下棋交的朋友扔多久也没生疏感，开口就可以信马由缰随便扯。
小甘是北京人，学物理的。和友谊不一样， 小甘油嘴滑舌，忒痞，喜欢随便开玩笑。不管下棋还是观棋他的嘴都不能闲着。有时我和友谊下棋形势不妙，他在边上又是损又是乐，时不时还夹上几句合肥土话。百般无奈又输棋， 有时我被他逗恼了就来狠的，不涉及家人的前提下什么恶毒说什么， 但小甘还是一脸笑嘻嘻。 前一天刚被骂完滚蛋， 第二天不请自来，进门就嚷嚷“小插呀， 来， 让师傅辅导辅导你”。 有时我揶他一句“不想下， 哪有你这样的????师傅”，小甘照样到棋盘前就坐，就跟我同意下了一样，嘴里叨叨着“操， 就当师傅手痒你陪师傅玩还不行？ 你是我师傅行不？”经不了他叨唠几句我就绷不住还得下。
友谊的棋稳健， 领先后就认怂确保胜利。小甘是怎么热闹怎么来， 杀的越多越带劲。我的棋风跟小甘差不多， 也是好热闹的， 很少是因为目数不足输棋， 多数是当烈士。有时放着被人围住的一块棋连想都不想就先在外面包铁桶， 然后再想里面被围困的人马怎样炸尸。
两个师傅有一点和我不一样， 就是他们只在校园朋友圈子里下棋， 从来不到外面下野棋。我则经常泡棋馆，哪有比赛就往哪跑。 每次到外地出长差都要把当地的棋手挖出来杀一杀。八十年代中围棋主要还是在大学里普及， 俺这初段二段的棋力到了小城市就鲜有敌手了。
小甘也老早来了美国， 一直在纽约混。后来在IGS上下了几盘棋，小甘已经处下风。 可能是人一结婚、工作、年过三十，滥事多了就玩不潇洒了， 小甘和友谊在IGS上都呆了不久就退隐了。
(4)：怪人老蒋
记得曾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是谁”？答“不知道”。又问“你见过比你聪明的吗”？我答“没法比， 不好说”。但假如有人问我认识的人当中谁最有下棋天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老蒋。
在我下棋的头两年，主要的棋友都是科大的。从86年之后则主要是北大的， 来往最多的是当时北大三杰老蒋小付和佑任，小付佑任比我早一年来美， 一直有联系。 我跟后来到北大并大出风头儿的另一蒋蒋丹宁也很熟，但私交不深。这可能跟年龄差距也有关系。三杰都是不到一米七的小矮个儿，和我互相年纪差别都不到一岁。
三人当中我最先认识的是老蒋。记得那是在84年冬天或85年春天。有一天晚上我碰见棋友小龚，说他要去中关村旱冰场去打一比赛，我就随了去看热闹。 那个比赛只有二十来人参加，都是些一两段的水平。当时并没什么人看棋， 除了组织者兼裁判的金同实(当时北京三个业余六段之一)之外，还有一个一看就是个学生的小伙子在那转悠。 我见别人跟这小伙挺客气， 估计是有些道行的，就问老金这位是谁。 老金说“你不认识他？北大的小蒋， 高棋，你不学一盘？” 还没等我说下不下老蒋就过来搭腔了“来吧， 怎么下呀？”我那时在棋上是很要劲的，也没谦虚就说“我也不知道， 要不猜先得了。” 结果我猜到了白棋。老蒋显然没把我放眼里，大概对拿黑棋也有些不大痛快， 所以下得很轻松还不时去看看别人比赛的棋。下到后半盘，老蒋不时嘟囔“这棋白棋肯定不行了，没的可下了”。我数了数好像不坏，就也不理他接着下。终于收完了最后一个单官， 我说“数吧”。 老蒋一边数一边说“这棋不用数一看就是白不够”。 可是数完了是白棋179子， 胜一又四分之一。老蒋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数错了。”又数了一遍还是白胜。这下老蒋通红着脸客气地说我的棋很怪，要我的电话和住址，说周末来找我下棋。我知道是要来雪耻， 于是也约了师傅友谊来助威。
周末陪老蒋一起来的还有一长得虎背熊腰大高个小眼睛一脸蛮气的人，这就是后来的棋友二朝。小蒋单挑我练， 说好三局两胜，二朝也跟友谊比划。这回小蒋认认真真拿出了十分本事，我连输两盘并且一点儿胜机也没有。下完我对老蒋说“不行，我这棋还是有差距， 那天运气好拣了你一盘”。 这下老蒋总算缅腆地笑了。打那之后老蒋常来找我成了朋友。后来老蒋的棋又进步神速，有让我两子的实力，但对我总是特别客气。 每次我要摆两子老蒋总说“别了别了”。那就让先？ 也不。老蒋总是抓起一把棋子说“猜先吧”。 下棋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自己往高拔，像佑任和我为棋份争执不下还曾赌棋决胜解决纠纷。老蒋也为争棋和佑任闹翻过，可他却一直和我分先下。
老蒋是湖南衡阳人， 北大数学系八零级的。进北大时他完全不会下棋， 一年后开始学棋并很快成为高手， 大四时拿了北京高校冠军，紧跟着在全国大学生赛上得了第八名。 在我认识他不久他曾对我谈起北大的围棋说“现在北大就俩孙子对我不服， 一个姓付，可能比我稍好一点儿。 还一姓于的，丫就是不服。 我得尽快把他俩灭了”。 后来老蒋的成绩虽然也挺辉煌的，但到底还是没能让那二位服气。
老蒋毕业后考上了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导师是外校的洪加威。听说弟子是个围棋高手， 老洪开始还挺高兴， 因为他自己也对围棋有些兴趣。 不过一年后终于把老蒋踢开不要了。也难怪， 老蒋整日下棋对念书完全没兴趣，还利用研究经费复印了很多棋书， 什么秀策秀甫秀和全集都印了。后来老蒋也不知是跟谁念的，反正是硕士毕业了。毕业后先到一个公司混碗饭吃， 没几个月后又调到国家体委帮围棋队编比赛程序， 顺便跟专业棋手也长了长棋。大约混了半年， 又跑到新华社去了。在新华社干了一阵子，有一天老蒋突然告诉我说他要辞职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不愿看见办公室坐对面的一个女的。 再问为什么，他说那个女的眼神不对好像要勾他。我当笑话听， 他却真的很快就辞了。 下棋也得吃饭， 老蒋又到了中科院软件所，这下倒是方便和我下棋了。
老蒋是个很内向的人， 虽然他和我也算不上至交，但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更好的朋友， 甚至可以说他没什么朋友， 他也不喜欢交朋友。老蒋基本上不回老家， 他曾和我谈起过他父母对他不是很好， 甚至他曾怀疑起他的身世。大概是86年前后老蒋突然练起了瑜珈， 并且非常虔诚到了入魔的程度。 我虽然断断续续也练， 但仅限于伴随悦耳的电子音乐和张惠兰女士那大舌头普通话浑身放松一下而已。 老蒋却完全洗心革面来真的，不但吃素还买了很多瑜珈书和录音带， 熟不熟的人都送， 颇像现在法轮弟子见人就要度。有一天跟老蒋住一个楼里的我的同事老王说“你那个朋友有什么毛病了吧？见人就拉住讲什么是轮回，还让我上他宿舍去坐， 我一看他那吃的是什么呀？就是在农贸市场买的鸽子食儿！” 老蒋吃起素来连鸡蛋都不吃，经常煮粥吃。老王说的鸽子食儿就是碎玉米粒儿。老蒋连铁锅都不用， 宿舍里床底下放一溜儿砂锅。有时改善伙食就是自己炸黄酱豆瓣酱什么的。练了一阵子， 老蒋突然戒棋了，说棋也乱心。不下棋不说， 还把围棋书全扔掉。 这事正好让棋友张大使碰上，大使把书全拣去了。 老蒋戒了一年半载后又开戒， 大概围棋还是比那个克蕊史那的魅力大， 但书却不好意思管大使往回要了。不过老蒋的瑜珈还是一直练得很邪，冬天里也剃个光头，围个红纱巾在街上摇摇晃晃，旁若无人地哼着瑜珈语音练习歌曲“尼太勾儿，哈里布”。 春天里有时会看见他跨一小筐在北大清华或哪的草坪上挖野菜。
老蒋生活在他一个人的天地中，一个原始而纯净的世界。围棋可以使他忘记人世间的一些烦恼， 但“抬起腿走在老路上，睁开眼瞪着老地方”。没钱吃饭就得给人工作，就免不了烦恼。老蒋有时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有时在棋院里被管事的训斥几句也不争辩，只是红着脸呲着丫嘿嘿嘿嘿傻笑。 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老蒋向女孩儿走去， 小女孩儿看着老蒋发楞，然后老蒋轻轻地将落在小女孩儿头上的杨树毛子摘掉就微笑着走开了，女孩儿却楞了半天。
老蒋还有一段趣事让人憋不住乐。 有一次老蒋从北大工地上找了两块木板要做棋盘，被校卫逮到送到了燕园派出所。警察说你这算盗窃，先交代单位住址再交代问题。 老蒋不慌不忙，盘腿往椅子上一坐，先是闭目养神调气，两分钟后睁开眼睛，开始给警察讲什么叫轮回，再讲克蕊史那，俨然一有道高僧的样子。 警察一看八成是个神经病，又觉着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好笑又可爱，就让他找个朋友来领他走， 于是二朝就去了。二朝家就住北大里面，跟警察也有点儿熟。后来二朝回来给大家讲这故事自己都笑岔了气儿，只有老蒋一人不笑。
让我对老蒋在棋上的天赋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样两件事。86年 一次在甘家口棋院看一个比赛，老蒋拉我回家， 我说再看看，老蒋说“有什么可看的， 一大堆臭棋。我看这屋就一个人会下棋。” 我忙问是谁，没想到老蒋说的人不是四段五段高手， 却是一个瘦弱的二段棋手。我有些吃惊又有些不大相信， 但是却记住了这小伙儿名叫孙谊国。两年后孙果然大放异彩，成了北京市最高水平业余棋手之一， 后来又成了全国第一个业余七段并获得世界业余围棋冠军。 另一件事是本来计算精确官子厉害的老蒋，后来突然反对数目，说数目是愚蠢的， 有违棋道。那不数目棋怎么下？老蒋总结出了两句口诀“闭目视五方， 劫材定厚薄”。 具体说就是下棋时常闭着眼睛想像你自己坐在棋盘中间监视着四方加上中间五方棋子的动向，数一数如果打劫双方能找出多少劫材， 以此来确定棋的厚薄。我觉得这两句不全面， 老蒋却身体力行。 有一次在一个科理杯团体赛上，老蒋为我队坐阵第一台出尽了风头。他的对手都是三段以上强手，老蒋下了十几盘只输了一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盘棋他都是逆转，甚至有两盘棋是死定的棋又让他咸鱼翻了身。全场比赛老蒋是绝对焦点。 只见他光头瓦亮，盘腿闭眼含胸拔背如老僧入定，浑厚的瑜珈小调儿从鼻孔里悠悠飞出。听见对手啪的一声棋子落下后， 老蒋微开双目，待轻轻放一子到盘上后便又闭目视五方去了。即使形势落后大龙被困老蒋也是不动声色悠哉悠哉。 大概就是被他这种气度弄迷糊了，不论怎么领先的棋，对手都眼睁睁看着被老蒋奇迹般地扳回。下完棋老蒋也不多话，独自一人到墙根儿面壁去也。
有一阵子老蒋突然对我说他很厌倦城市的生活， 想找个山里去住。更有一阵子他说他买了些建筑方面的书，研究怎样挖窑洞。不知是怕一个人到山里活不了还是找不到好山，89年前后老蒋开始联系要到北京郊县去教中小学。 90年我出来后就和老蒋断了联系，找人也打听不到。后来我自己也是为生存而挣扎，谁也懒得理了。95年前后有人传信说老蒋确实到密云还是怀柔去了。但不是很近的棋友传来的，我似信非信。后来在IGS上碰到张大使，他也没可靠消息， 只是说老蒋可能又回到中关村了。
98年我回国一次，在北京匆匆忙忙没站脚，家里又有事，就没顾上找老蒋的下落。 99年再回去时我心想一定要把老蒋找到。到了北京后第二天就到中关村跟张大使见面，没想到大使第一句话就是“老蒋疯了”。 我有些吃惊又似乎早有预感。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走吧，带我去看看他”。 大使说“晚了， 他弟弟从湖南来接他，昨天已经坐火车走了”。 这一整天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无精打彩的， 老是想起我98年和老朋友见面时说的一句话“换一个普通人有我的经历没自杀怕也是疯了”。死辱片时痛， 生辱长年羞。活着比下棋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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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见衷情
在七十年代末，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把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损失夺回来”。其实四人帮真没耽误我什么事。虽然中小学除了批这批那就是干农活和想坏点子玩，可大家都这样， 一恢复高考制度照样上大学， 而且我真的没觉得上大学后再用功有什么太晚补不回来的。 再说实在点儿， 和后来背大书包赶作业拼考试的小弟弟妹妹们比起来，我有种很幸运的感觉： 谢天谢地让我赶上四人帮了。 党和政府哭着喊着要往回夺时间， 我却自己把“耽误”这课补上了---自己耽误自己一回。如果说玩是一种时间损失的话，在过去二十来年中我损失的可远不止十年了。 说来说去都是围棋惹的祸。
我第一次听说围棋这个词儿是15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的。 记得那是一篇介绍神童宁伯如何牛，会下围棋还会看病，等等。一年以后俺终于见到了围棋。上大学后不久我忽然对数学发生兴趣，第一个暑假没回家，自己啃吉米多维奇。有一天同学小周说教我下围棋，我一听特高兴。 谁知小周也是个还没入门的二把刀，第三盘我就赢了他。后来我从图书馆借了本《学围棋》， 这才知道黑先白后的规矩，还有贴子一说，反过来再给小周扫盲。那时候我还有很远大的“革命”理想，知道玩物丧志属于没出息的一种，所以玩了仨俩月后就决定要“为四化刻苦读书”，把棋给戒了。
人算不如天算。几年寒窗，我终于在毕业时如愿改行考到中科院，却突然不大不小地顿悟了一下， 决定要少读书多瞎玩儿， 于是后来下围棋听京戏的兴趣都比读书大得多。
我是82年到北京的。 中科院各所读研的都先到玉泉路那上课，之后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半就回各所里去。 当时学生以科大来的最多， 约占三分之一， 这大概是因为好学校中科大的地理位置最不吸引人，学生都愿意往北京跑。跟我同一寝室的其他五人全是科大来的。在八三年元旦的时候，学校搞了个乱七八糟文娱活动晚会。我本是个好胜的人， 见有围棋手指头就痒了， 于是就跟科大少年班来的谢彦波下了一盘。没想到我被杀得落花流水，更撮火的是边上观战的还告诉我他的棋在科大根本数不上。 不信？ 其中一个物理所自称也是科大臭棋的立马又杀了我一盘。这我算开了眼了， 敢情人家好学校的学生什么都玩， 不像我一头扎小破学校里就知道为四化读书。不过我可真没服，第二天就去买了一付围棋和一套成都棋苑的围棋入门教材， 发誓半年内一定雪耻。 事实上几个月后在数理学部几个所合搞的一次有十几个人参加的比赛中我就拿了冠军。 谢没参加， 我后来几次要找他报仇，他都说肯定下不过我就不下了， 所以他这1：0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了。 另一“臭棋”倒是被俺剁了几回把仇报了。
看着我武艺精进， 几个科大的同学就说有机会给找高手鉴定一下。 没想到这机会来的还挺快。 大概是四五月份，科大的一些毕业生到北京实习， 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师傅的友谊。友谊当时已经考上了我们所的研究生，等秋天入学。因为介绍人都是外行不知水平如何， 第一盘鉴定棋就分先下了。开始我走得还象模象样，他还不时长考一番。可一到中盘我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到处水深火热， 他却左右逢源妙手连发， 不大一会我就山河破碎只好交枪了。这盘棋一下完就省了很多客套， 友谊说俺的路子挺正， 但杀力还差很多， 应该能让我三个子。 我虽不以为然，但还是老老实实摆上了三个，心说一会让你丫这牛逼吹破。也可能是乱了方寸，这三子没多长时间我又壮志未酬棋先死。 这下子旁边一帮观棋起哄的科大同学个个都面有得色，七嘴八舌劝我拜师。师是没拜，但我也是败亦欣然。友谊也很高兴，并且说过几天再给我引见一个水平和他不相上下的哥们儿小甘。小甘是北京人，学物理的，在北京市的一个研究所读研。不久小甘也来给我鉴定了一把，实际上就是杀我几盘过过瘾。
1983年的署假我回老家呆了十几天， 回来后就泡着下棋了。 当时学校里没什么人，我除了看书学棋，就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下。那个地方只有十几张桌子， 去得晚的人就在外面的台阶上开练， 再晚就连棋也借不到只好看别人下跟着着急。那时我的棋好像天天长，一两个月下来 跟那里的强手练虽然输多赢少但总是能开张了。 对那里下棋的印象最深的是小胡初段。 小胡是个中学教师， 下起棋来妙语连珠从头到尾， 遇到对方也是个喜欢斗嘴的常常引得一大堆人围观看热闹， 而小胡是人越多妙语来得越快， 电影歌曲相声的段子都往里编排。99年俺回国时在棋院里又碰上了小胡， 虽然是四张儿多的大老爷们儿也是强五段了， 可小胡的棋盘还是最吸引观众， 依旧是不停地自战解说“误算？ 误算你怨谁呀？ 我还要误炸呢， 我就炸你们家大使馆，你怎么着啊？。。。”。
我那阵子学棋有点儿入魔。记得有一次星期六一大早就赶到文化宫去下棋，下得饭也顾不上吃， 晚上回来食堂的晚饭时间早过了， 于是就关灯睡觉养精神。第二天又是一大早去天黑回来，又没东西吃， 直熬到星期一吃早饭，就这样因为下棋绝了两天食。
(2)： 科大棋缘
83年署假后俺的水平大概已接近业余初段。
秋天一开学可就热闹起来了。从科大又来了一大帮会下棋的。 友谊小甘之外还有卢子本帅小左等好几个水平跟我差不多的。 我宿舍里四个物理所的全搬回中关村去了， 只剩我和师兄弟小汪。 小汪虽即不打牌也不下棋，但喜欢看，还喜欢在别人下完棋后帮着数子。 再加上来找我的多半都是他们科大同学，所以他也不在乎打扰不打扰的。这样我们宿舍成了棋牌俱乐部，人来人往几乎天天不断，周末更是高吹满座战火纷飞香烟缭绕---除了我不抽烟别人全抽， 连不会吸烟的小汪都经常被拉着冒两棵。学生宿舍到了夜里十二点要锁楼门，好在我住一楼，大仙们闹够了就跳窗而去。小有名气的彭加贵教授也常常来看热闹解闷， 棋牌他都会， 都不甚精，从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在旁边观战闲聊，然后也是走贼道跳窗子。 这跳窗子的传统到了中关村后又被发扬光大了。 八四年以后各所研究生回中关村后大部份还住在一起，玩起来更便利。友谊他们住的楼为防贼，在窗外还加了铁栏杆，顺便连我这样的君子也防了。 不过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不知是谁把二楼水房的铁栏拧断了一根，每次我要在那玩到后半夜就从二楼下到一楼的铁栏上再下到地面。 有时是后半夜才去赶场，要攀援而上难度就稍大些， 倒是真需有些做贼的本领才上得去。我虽没有做贼的前科，但爬树翻墙的本事至少比毛贼不差。
以前记得跟其它学校的一些哥们儿聊起科大同学来，都有种印象好象科大的人年轻气盛牛逼哄哄还有些不大懂事儿，觉得可能跟在那小地方憋着有关。不过我倒觉得他们的玩劲儿很对我路子。 这些玩友们都很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第一次见面就自来熟。常来我俱乐部玩的科大哥们儿几乎都是棋牌烟三枪选手，而友谊在三个项目都是顶尖水平。我从来不玩桥牌， 任他们如何勾引我也从未动心。 跟这帮大仙们混了一两年俺既没抽烟也没打桥牌，称得上坐怀不乱守身如玉了。 友谊他们的桥牌水准据说在科大也是最高水平的。 记得他们有一次在北京的什么比赛里赢了什么专业半专业的把奖杯捧了回来。 通常聚会下棋时候多， 即便有牌局小甘友谊之一也会被我拉住拍棋。
那时科大的围棋，据说一流棋手有三人，黄克、宁伯、丁和根三足鼎立，而其中黄克是正儿八井在体校学过围棋的，水平可能还要略高一些。再下来就是友谊和小甘了。卢子本帅等一批中不溜秋的也能数上号，但水平跟我差不多，一年以后就都要被我让二到三子了。
以棋会友，在这些哥们儿的引见下，后来我和科大的三个高手都有缘手谈数局。丁到北京和我下棋很早， 让我五子六子。当时我和友谊小甘一盘一升降，多数情况下在三子上下徘徊。丁的棋力倒没比他们俩高出三子去， 但他杀力大特别擅长让子棋。跟黄克初次见面是84年，忘了是让四还是让五了。友谊和小甘在和黄对局时也是恭恭敬敬摆上两子。 宁伯到北京见面时记得已是八六八七年的事了。 当时小甘和友谊已在美国，宁自己从中科院招待所打电话把我找到。我在85年初拿到了二 段证书，这时的棋力有三段左右， 和宁分先下。棋的内容很接近甚至是我领先的时候更多些， 但结果却是零比三全输。很明显他比我控制局面的能力要强很多， 官子功力也比我深。 跟丁宁二人下过棋后都没再见过面， 这一转眼已是十几二十来年了。 黄后来到北京上学，又有机会下了几盘让三子。有一次我拉他当雇佣军去打海淀区的一个团体赛， 他把某五段棋手杀得几十招就交了枪。后来各奔东西，九二九三前后在IGS网上又跟黄克见面了。我跟他下了三四盘受先棋又都输了。 说来有些奇怪， 我对曾经让过我子的熟人战绩都出奇的差。按当时我对别人的战绩他也只能让我一先。 但我猜想当时如果让两子下我恐怕也不见好，本来我被让子时就发挥不好。不过他却惊呼我进步太快了， 几盘棋赢得都很累。 实话说我自觉从八六年到九一年的五年间是没什么进步的。
回想起来在IGS上下棋的业余高手中，黄和蒋丹宁可能是唯一两个在分先和让先棋中不曾输给过我的，对其他水平和他俩差不多的人我的战绩要好得多， 其中包括受先赢过陈仕(前台湾名人， 专业五段)两盘， 并在97年IGS的LG杯赛中执白棋半目胜韩国李鹤容(曾获世界业余赛第二名。 这是俺分先棋中最骄傲的战绩， 逮机会就吹一下)。
(3)： 两个师傅
在我学棋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人，就是友谊小甘和于佑任(“又认”的意思)。佑任可忆的事情很多，以后再扯。我学围棋并没正式拜过师， 不过小甘和友谊两人一直自称是我师傅，我也不能说不是，尤其后来听说日本很多师傅收徒，包括最着名的木谷道场，只是在徒弟入门和出师时候才各下一盘棋。 而我这俩哥们儿每人都跟我下过上百盘棋，不光完全免费有时还得师傅求我下棋，这样的师傅还真是打灯笼也不一定找得到的， 叫就叫吧。
友谊是福建人， 讲普通话略带福建口音。虽然他玩得很投入，但一接触就知道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极少和人开过头儿的玩笑。在我认识的人中有很多少年班的和各省高考状元， 相比之下友谊在聪明人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据说他在进科大时并不会下棋。 某年放暑假回老家和一个会下棋的舅舅下了几盘棋， 然后看书打谱。 暑假过后一开学就一鸣惊人俨然是科大高手了(大致该有北京业余二段以上实力)。这个故事我听科大很多棋友讲过，听起来有点儿像当年吴清源的劲头儿。吴也是福建人，看来福建这蛮夷之地还挺人杰地灵的。友谊的桥牌也有很高水准，似乎比他的棋更拔份儿。当初他整日下棋打牌，传到他的导师耳朵里，导师很不高兴，对他说“明天让老裘(我们所里的副研， 同时是国家桥牌女队教练)给你鉴定一下， 要是有水平干脆你就打桥牌去算了”。室里其它老师也把他当一玩主儿不大感冒。 友谊听了导师的话有些害怕，怕不好混下去， 于是就闷头念起书来。没过多久美国威思康森大学一个也算大牌儿的华人教授到所里访问， 听了友谊的一篇报告后说，你这篇东西到美国够拿博士学位的了。众人皆惊，老师们再见了也没了冷脸而是春天般的温暖了。友谊跟我说“操他大爷的， 前一阵子真夹着尾巴做人，见了面连头也不敢抬。这下，整个一个牛逼！”于是除了练练英语考托福外就又放开下棋打牌了。 其实这样背水一战的情况在他已不是头一次。 在科大时据说成天连玩带混， 考试时都要靠同学帮忙。但82年班里的同学大都考研到了北京， 不看书不行了。 于是他一闭门念书第二年也跟着考到了北京。当年考研可不像后来那么容易，几十人争一个名额是非常普通的。86年他被那个赏识过他的教授招到了美国， 出国前我的棋又有进步，已经和他分先下了。 友谊的人和他的棋一样， 大局观好， 冷静细致，从不下随手棋。每次友谊来找我下棋都是进门后赶紧关门，嘴里小声念叨四个字“快棋，快棋”。
92年上网时友谊是IGS元老，下棋不多但和上面的高手及管理人员都比较熟。他还用英文写了很多介绍围棋和教围棋的文章放到网上。友谊是我知道为数不多的下棋达到很高水平又把博士念完的人之一，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来的早，在令无数棋迷销魂的IGS还没诞生之前就念完了。他毕业后先在大学教了一阵子书， 然后又跑到公司里玩计算机，不久又跑到华尔街做起了投资分析。97年跟他电话里聊了聊， 他干得春风得意。意倦疏亲朋， 我颓废之后很少跟朋友打电话，有的好几年才打一次。 但下棋交的朋友扔多久也没生疏感，开口就可以信马由缰随便扯。
小甘是北京人，学物理的。和友谊不一样， 小甘油嘴滑舌，忒痞，喜欢随便开玩笑。不管下棋还是观棋他的嘴都不能闲着。有时我和友谊下棋形势不妙，他在边上又是损又是乐，时不时还夹上几句合肥土话。百般无奈又输棋， 有时我被他逗恼了就来狠的，不涉及家人的前提下什么恶毒说什么， 但小甘还是一脸笑嘻嘻。 前一天刚被骂完滚蛋， 第二天不请自来，进门就嚷嚷“小插呀， 来， 让师傅辅导辅导你”。 有时我揶他一句“不想下， 哪有你这样的????师傅”，小甘照样到棋盘前就坐，就跟我同意下了一样，嘴里叨叨着“操， 就当师傅手痒你陪师傅玩还不行？ 你是我师傅行不？”经不了他叨唠几句我就绷不住还得下。
友谊的棋稳健， 领先后就认怂确保胜利。小甘是怎么热闹怎么来， 杀的越多越带劲。我的棋风跟小甘差不多， 也是好热闹的， 很少是因为目数不足输棋， 多数是当烈士。有时放着被人围住的一块棋连想都不想就先在外面包铁桶， 然后再想里面被围困的人马怎样炸尸。
两个师傅有一点和我不一样， 就是他们只在校园朋友圈子里下棋， 从来不到外面下野棋。我则经常泡棋馆，哪有比赛就往哪跑。 每次到外地出长差都要把当地的棋手挖出来杀一杀。八十年代中围棋主要还是在大学里普及， 俺这初段二段的棋力到了小城市就鲜有敌手了。
小甘也老早来了美国， 一直在纽约混。后来在IGS上下了几盘棋，小甘已经处下风。 可能是人一结婚、工作、年过三十，滥事多了就玩不潇洒了， 小甘和友谊在IGS上都呆了不久就退隐了。
(4)：怪人老蒋
记得曾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是谁”？答“不知道”。又问“你见过比你聪明的吗”？我答“没法比， 不好说”。但假如有人问我认识的人当中谁最有下棋天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老蒋。
在我下棋的头两年，主要的棋友都是科大的。从86年之后则主要是北大的， 来往最多的是当时北大三杰老蒋小付和佑任，小付佑任比我早一年来美， 一直有联系。 我跟后来到北大并大出风头儿的另一蒋蒋丹宁也很熟，但私交不深。这可能跟年龄差距也有关系。三杰都是不到一米七的小矮个儿，和我互相年纪差别都不到一岁。
三人当中我最先认识的是老蒋。记得那是在84年冬天或85年春天。有一天晚上我碰见棋友小龚，说他要去中关村旱冰场去打一比赛，我就随了去看热闹。 那个比赛只有二十来人参加，都是些一两段的水平。当时并没什么人看棋， 除了组织者兼裁判的金同实(当时北京三个业余六段之一)之外，还有一个一看就是个学生的小伙子在那转悠。 我见别人跟这小伙挺客气， 估计是有些道行的，就问老金这位是谁。 老金说“你不认识他？北大的小蒋， 高棋，你不学一盘？” 还没等我说下不下老蒋就过来搭腔了“来吧， 怎么下呀？”我那时在棋上是很要劲的，也没谦虚就说“我也不知道， 要不猜先得了。” 结果我猜到了白棋。老蒋显然没把我放眼里，大概对拿黑棋也有些不大痛快， 所以下得很轻松还不时去看看别人比赛的棋。下到后半盘，老蒋不时嘟囔“这棋白棋肯定不行了，没的可下了”。我数了数好像不坏，就也不理他接着下。终于收完了最后一个单官， 我说“数吧”。 老蒋一边数一边说“这棋不用数一看就是白不够”。 可是数完了是白棋179子， 胜一又四分之一。老蒋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 肯定数错了。”又数了一遍还是白胜。这下老蒋通红着脸客气地说我的棋很怪，要我的电话和住址，说周末来找我下棋。我知道是要来雪耻， 于是也约了师傅友谊来助威。
周末陪老蒋一起来的还有一长得虎背熊腰大高个小眼睛一脸蛮气的人，这就是后来的棋友二朝。小蒋单挑我练， 说好三局两胜，二朝也跟友谊比划。这回小蒋认认真真拿出了十分本事，我连输两盘并且一点儿胜机也没有。下完我对老蒋说“不行，我这棋还是有差距， 那天运气好拣了你一盘”。 这下老蒋总算缅腆地笑了。打那之后老蒋常来找我成了朋友。后来老蒋的棋又进步神速，有让我两子的实力，但对我总是特别客气。 每次我要摆两子老蒋总说“别了别了”。那就让先？ 也不。老蒋总是抓起一把棋子说“猜先吧”。 下棋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自己往高拔，像佑任和我为棋份争执不下还曾赌棋决胜解决纠纷。老蒋也为争棋和佑任闹翻过，可他却一直和我分先下。
老蒋是湖南衡阳人， 北大数学系八零级的。进北大时他完全不会下棋， 一年后开始学棋并很快成为高手， 大四时拿了北京高校冠军，紧跟着在全国大学生赛上得了第八名。 在我认识他不久他曾对我谈起北大的围棋说“现在北大就俩孙子对我不服， 一个姓付，可能比我稍好一点儿。 还一姓于的，丫就是不服。 我得尽快把他俩灭了”。 后来老蒋的成绩虽然也挺辉煌的，但到底还是没能让那二位服气。
老蒋毕业后考上了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导师是外校的洪加威。听说弟子是个围棋高手， 老洪开始还挺高兴， 因为他自己也对围棋有些兴趣。 不过一年后终于把老蒋踢开不要了。也难怪， 老蒋整日下棋对念书完全没兴趣，还利用研究经费复印了很多棋书， 什么秀策秀甫秀和全集都印了。后来老蒋也不知是跟谁念的，反正是硕士毕业了。毕业后先到一个公司混碗饭吃， 没几个月后又调到国家体委帮围棋队编比赛程序， 顺便跟专业棋手也长了长棋。大约混了半年， 又跑到新华社去了。在新华社干了一阵子，有一天老蒋突然告诉我说他要辞职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不愿看见办公室坐对面的一个女的。 再问为什么，他说那个女的眼神不对好像要勾他。我当笑话听， 他却真的很快就辞了。 下棋也得吃饭， 老蒋又到了中科院软件所，这下倒是方便和我下棋了。
老蒋是个很内向的人， 虽然他和我也算不上至交，但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更好的朋友， 甚至可以说他没什么朋友， 他也不喜欢交朋友。老蒋基本上不回老家， 他曾和我谈起过他父母对他不是很好， 甚至他曾怀疑起他的身世。大概是86年前后老蒋突然练起了瑜珈， 并且非常虔诚到了入魔的程度。 我虽然断断续续也练， 但仅限于伴随悦耳的电子音乐和张惠兰女士那大舌头普通话浑身放松一下而已。 老蒋却完全洗心革面来真的，不但吃素还买了很多瑜珈书和录音带， 熟不熟的人都送， 颇像现在法轮弟子见人就要度。有一天跟老蒋住一个楼里的我的同事老王说“你那个朋友有什么毛病了吧？见人就拉住讲什么是轮回，还让我上他宿舍去坐， 我一看他那吃的是什么呀？就是在农贸市场买的鸽子食儿！” 老蒋吃起素来连鸡蛋都不吃，经常煮粥吃。老王说的鸽子食儿就是碎玉米粒儿。老蒋连铁锅都不用， 宿舍里床底下放一溜儿砂锅。有时改善伙食就是自己炸黄酱豆瓣酱什么的。练了一阵子， 老蒋突然戒棋了，说棋也乱心。不下棋不说， 还把围棋书全扔掉。 这事正好让棋友张大使碰上，大使把书全拣去了。 老蒋戒了一年半载后又开戒， 大概围棋还是比那个克蕊史那的魅力大， 但书却不好意思管大使往回要了。不过老蒋的瑜珈还是一直练得很邪，冬天里也剃个光头，围个红纱巾在街上摇摇晃晃，旁若无人地哼着瑜珈语音练习歌曲“尼太勾儿，哈里布”。 春天里有时会看见他跨一小筐在北大清华或哪的草坪上挖野菜。
老蒋生活在他一个人的天地中，一个原始而纯净的世界。围棋可以使他忘记人世间的一些烦恼， 但“抬起腿走在老路上，睁开眼瞪着老地方”。没钱吃饭就得给人工作，就免不了烦恼。老蒋有时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有时在棋院里被管事的训斥几句也不争辩，只是红着脸呲着丫嘿嘿嘿嘿傻笑。 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老蒋向女孩儿走去， 小女孩儿看着老蒋发楞，然后老蒋轻轻地将落在小女孩儿头上的杨树毛子摘掉就微笑着走开了，女孩儿却楞了半天。
老蒋还有一段趣事让人憋不住乐。 有一次老蒋从北大工地上找了两块木板要做棋盘，被校卫逮到送到了燕园派出所。警察说你这算盗窃，先交代单位住址再交代问题。 老蒋不慌不忙，盘腿往椅子上一坐，先是闭目养神调气，两分钟后睁开眼睛，开始给警察讲什么叫轮回，再讲克蕊史那，俨然一有道高僧的样子。 警察一看八成是个神经病，又觉着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好笑又可爱，就让他找个朋友来领他走， 于是二朝就去了。二朝家就住北大里面，跟警察也有点儿熟。后来二朝回来给大家讲这故事自己都笑岔了气儿，只有老蒋一人不笑。
让我对老蒋在棋上的天赋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样两件事。86年 一次在甘家口棋院看一个比赛，老蒋拉我回家， 我说再看看，老蒋说“有什么可看的， 一大堆臭棋。我看这屋就一个人会下棋。” 我忙问是谁，没想到老蒋说的人不是四段五段高手， 却是一个瘦弱的二段棋手。我有些吃惊又有些不大相信， 但是却记住了这小伙儿名叫孙谊国。两年后孙果然大放异彩，成了北京市最高水平业余棋手之一， 后来又成了全国第一个业余七段并获得世界业余围棋冠军。 另一件事是本来计算精确官子厉害的老蒋，后来突然反对数目，说数目是愚蠢的， 有违棋道。那不数目棋怎么下？老蒋总结出了两句口诀“闭目视五方， 劫材定厚薄”。 具体说就是下棋时常闭着眼睛想像你自己坐在棋盘中间监视着四方加上中间五方棋子的动向，数一数如果打劫双方能找出多少劫材， 以此来确定棋的厚薄。我觉得这两句不全面， 老蒋却身体力行。 有一次在一个科理杯团体赛上，老蒋为我队坐阵第一台出尽了风头。他的对手都是三段以上强手，老蒋下了十几盘只输了一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盘棋他都是逆转，甚至有两盘棋是死定的棋又让他咸鱼翻了身。全场比赛老蒋是绝对焦点。 只见他光头瓦亮，盘腿闭眼含胸拔背如老僧入定，浑厚的瑜珈小调儿从鼻孔里悠悠飞出。听见对手啪的一声棋子落下后， 老蒋微开双目，待轻轻放一子到盘上后便又闭目视五方去了。即使形势落后大龙被困老蒋也是不动声色悠哉悠哉。 大概就是被他这种气度弄迷糊了，不论怎么领先的棋，对手都眼睁睁看着被老蒋奇迹般地扳回。下完棋老蒋也不多话，独自一人到墙根儿面壁去也。
有一阵子老蒋突然对我说他很厌倦城市的生活， 想找个山里去住。更有一阵子他说他买了些建筑方面的书，研究怎样挖窑洞。不知是怕一个人到山里活不了还是找不到好山，89年前后老蒋开始联系要到北京郊县去教中小学。 90年我出来后就和老蒋断了联系，找人也打听不到。后来我自己也是为生存而挣扎，谁也懒得理了。95年前后有人传信说老蒋确实到密云还是怀柔去了。但不是很近的棋友传来的，我似信非信。后来在IGS上碰到张大使，他也没可靠消息， 只是说老蒋可能又回到中关村了。
98年我回国一次，在北京匆匆忙忙没站脚，家里又有事，就没顾上找老蒋的下落。 99年再回去时我心想一定要把老蒋找到。到了北京后第二天就到中关村跟张大使见面，没想到大使第一句话就是“老蒋疯了”。 我有些吃惊又似乎早有预感。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走吧，带我去看看他”。 大使说“晚了， 他弟弟从湖南来接他，昨天已经坐火车走了”。 这一整天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无精打彩的， 老是想起我98年和老朋友见面时说的一句话“换一个普通人有我的经历没自杀怕也是疯了”。死辱片时痛， 生辱长年羞。活着比下棋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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