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散文随笔，清淡而有味，余音可绕梁三日。今天和女萝说起日本的红楼梦－－源氏物语，查到翻译者竟也
是丰先生，很有找来阅读的兴头（网上售价600百余元）。
说起李叔同的文艺观，到有些想说的话：“先器识而后文艺”，显然是和儒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思想相一致的，
弘一大师这样的今之古人，自是欣然赞成；大师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后辈们钦佩不已，可还是有一点疑问：
道德和文艺，这两个领域是否真有如此大的交集，以至于“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道德，
本身是个非黑即白的命题，但不同时间（古今）、不同空间（中外）的道德观差异太大，我们在讨论道德的时候
不得不非常谨慎小心；即使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确定道德的涵义以及判断人或事的道德与否，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相
关联的问题：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并发布自己的作品时，得在多大程度上为世道人心负责？他本人是否有弘扬道德、
提升读者的职责？传统的文艺观是文以载道（我们不妨把这里的“文”广义理解为文艺），这就将艺术创作和道德
责任挂起了钩，杂剧家高明的一句经典台词是，（剧本创作）“若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现代人的立场显然
更着重在个人，艺术家们强调他们的艺术是为个人的，是表达灵魂世界的心灵书，而不是灌输道理的教科书，经历过
极左年代的中国人对此更有切肤之痛，金光大道，样板戏，郭沫若的“歌德体““新诗”，注定会成为新中国文艺史上
不光彩的一页。（当然，样板戏的情况有些特殊，作为现代京剧，艺术成就很高，但人物设定的高大全、事件情节的
模式化、浓重的政治色彩是它的硬伤，八个戏垄断中国人的耳朵长达十年，更是极不正常的）。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
说，载道派和现代派大可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是不必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
上面这句自由派的观点，也是“施”在也许并不接受此观点的听者身上的；没办法，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悖论。庄子
说：言尽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