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新加坡特约观察员 张圆

　　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可以堪称“贫瘠”的新加坡，低生育率下的老龄化也颇令政府头痛。公积金养老制让新加坡老人的老年生活必须依靠年轻时的储蓄。移民、通胀、产业升级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挤压着老年人的生存空间。自力更生的岛国精神让人民与政府一起选择了积极应对。

　　2012年，新加坡的老龄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年满65岁的新加坡人已达到公民总数的9.3%。名列亚洲老龄化社会前茅。

　　而最新调查显示，新加坡的生育率仅1.2，远远低于2.1的平均水平，在亚洲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城市中榜上有名。这意味着，将来平均有生产力的人口，将要为老人的生存提供更多资源。

　　同样，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增长的压力。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人口总数的34%。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老龄人口将挤压在中国。

　　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中国，专家建议延长退休年限延长至65岁，加之本就存在的双轨制养老的不公，立刻引来争议纷纷。

　　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可以堪称“贫瘠”的新加坡，低生育率下的老龄化也颇令政府头痛：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高通[微博]胀率、经济转型带来的失业，正挤压着为新加坡奉献了一生的老年人的生存空间。

　　以高效与务实为本的新加坡，尽管在养老问题上饱受诟病，但政府与人民一起选择了自力更生与积极应对。

　　高效社会里的自力更生式养老金

　　2000年，千禧年的到来也让新加坡社会迎来了老龄化。但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预料到了这一发展趋势，成立了中央公积金局，公积金的概念在世界上首次出现，它以个人负责为主体，并采取完全积累式财务机制应对养老问题。相较于养老保险的互助共济性，公积金更强调自力更生。

　　在职的每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有一个公积金户头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员工拿出个人月工资的20%，雇主出该员工月工资的16%放入CPF(工资上限为5000新币，即若月收入多于5000，CPF按5000算百分比)。CPF的钱平日只能用于购买住房、医疗。62岁时，可选择将CPF里的钱连本带息全部取出，自由支配。

　　而且，政府为了避免公民提早透支公积金，还将提取CPF的最低数额提高到了117000新元(约582912人民币)，也就是说，必须存够117000新币才可以把钱拿出来，并考虑将拿出公积金的岁数延长至67岁。

　　所以，新加坡人年轻时必须努力工作，老了才有足够的钱渡过余生。但这对低收入者而言，所剩寥寥的公积金意味着晚景凄凉。

在新加坡食阁工作的老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张圆 摄)
　　第一次来新加坡的外国人往往惊讶至极：满头白发，拖着不够硬朗身躯的老年人依然在工作！出租车司机、食阁（食阁就是在一个大厅里，四边是各种各样的快餐档，熟食档在，价格非常便宜一顿最多5新币就可以搞定）里收拾碗筷的服务员，随处可见老人的身影。老了，还需要工作吗？

　　72岁的陈阿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耐心地收拾着食客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并擦干净桌上的污渍。白发与皱纹让她在食阁里用餐的年轻人中格外显眼。有时候她会仔细观察，发现有人快吃完了，于是走上前，礼貌地说：“可以收拾了吗？”

　　在食阁(类似于新加坡的民众食堂)的饭点，忙碌的新加坡人来去匆匆，尽快清理用餐桌面能腾出更多座位给后来的食客。陈阿姨对工作很认真。

　　“老伴前几年去世了。儿女工作都很忙，也没有那么多工钱来养我。公积金的钱不够花。”陈阿姨对记者说，自己养自己，直到劳动到动不了。

　　68岁的出租车司机谢昌国则认为，多挣一些钱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还干得动。他告诉记者，自己还有一套四房式组屋(类似于中国国内的三室一厅)，儿女都各自成家了，自己和老伴住一间，其他两间租给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每个月还能租房赚1200块。”

　　80%的新加坡家庭都有一套组屋，组屋就是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在某个意义上而言，组屋是新加坡政府给公民的隐性养老金。这种房较私宅来说售价低，实用，一套110平的五房式大约售价为40万新币左右(200万人民币)，(外国人无此福利，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以家庭为单位购买)。为了应对养老，有的人将组屋出租获利，有的人则卖出，换取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小房子和一笔钱以供老年生活。

　　组屋带有国家给公民的股份性质，当初这种廉价适用房是政府“居者有其屋”计划下给民众安居乐业的保障。在养老时，组屋的隐性价值也在移民社会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胀与经济转型挤压下的生存空间

　　以不变应万变有时候并非真理。

　　不变的永远是CPF里的固定数额，难改的是一生养成的职业习惯。一旦退休，CPF便没有增长的可能。或者正走向退休时，却遭遇了新的职场环境。对老年人及中年即将面对老去的人来说，通货膨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不断涌进的移民，都是为晚年生活累计重担的字眼。

　　据新加坡人力部近期公布的《2011年新加坡工资报告》显示，尽管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就业市场紧缩还是迫使工资水平上涨。但在高通胀率压力下，生活费节节攀升，实质基本工资下跌了0.8%。

　　比方说，前几年，3元左右就能买一份食阁的套餐，现在却要4、5元左右才能买到。其他物价也在不同程度地增长。这对在职有固定薪资的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工资水平还可能提高，各类花红(奖金)也在补充。但对于老年人，这意味着他们手中的养老公积金只能眼巴巴地坐等缩水贬值。

　　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是新加坡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的关键词，高速发展与积极应变保证了国家的富裕，但对老年人、中年人而言，却很可能意味着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工业逐渐淘汰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服务业也自此飞速发展，2000年后，金融危机、美伊战争等的影响下，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衰退，为此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变开始进行，创新、重组型经济使新加坡过渡到了知识型经济的新纪元。

　　十年时间将一批挣扎的中年人送到了老年生活的门槛，也差点让他们卷入失业的险境。吴成豪就是其中一员，64岁的他告诉记者，退休前在晶圆加工厂工作，之前也数度转行，面对新的职业技能要求，他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年轻人显然比他更容易接受新知识。而且，随着工业成本的增长，加工厂也自身难保，08年一度大批裁员，他就成为了被裁的一员。

　　“而且，移民也越来越多。房价也因此上涨，工作机会也被他们抢走了。”吴成豪表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来新加坡工作的人不断增多，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没有自然资源、加之低生育率，新加坡唯一的依靠就是“人”，引进大批移民为本土经济换血是发展的必要途径。高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低至劳动力务工者都纷纷涌入。这些没有背景、年轻力壮的异乡人让本就残酷的职场竞争更加激烈。面临退居二线、收入普通的新加坡人感到压力重重。

　　留学新加坡的李宇就碰过一个骂骂咧咧的老头，嘴里念叨着“中国人又来抢饭碗了”“不要来我们新加坡啦。”颤颤巍巍，又神情古怪。“还有一次，一个卖面包的老阿姨突然对我说了一句，中国人哦？来这边赚更多钱啊？”这大约也反映了老去的劳动力对移民的迷茫与畏惧。

　　岛国“乐龄”们的职场“第二春”

　　在新加坡，60岁以上的老人被称为“乐龄人士”。“乐龄”带着几分期许的美好：乐而忘龄，乐观进取。

　　进入老年，还有一颗进取的心十分不易，但在工作第一的岛国，似乎还想重返职场，“物尽其用”的老人并不少。

　　张宝印就是其中一位。她现年62岁，退休后在一家书店做出纳。从小受华文教育的她英文水平并不是很好，为了让工作更加顺利，她走进了有政府补助的英语高级班。

　　她像一个学生，背着双肩包过来上课，在中青年居多的教室里显得稍微有些不同，“我觉得还能学习到一些东西。”她说。“我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大学，英语提高了顾主能给我更多的工钱。而且这个班的费用很优惠，才100多块，有90个小时的培训课时。”

　　新加坡劳动发展局WDA(Workforce Development Authority)与培训机构合作，开办了各类提高劳动技能的培训班，面对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的收费很便宜，费用仅私人培训机构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不少老年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提高职业技能的途径。政府也开办各种培训机构帮助老年人进入职场“第二春”。

　　刚退休不久的林伟祥，以前在企业做会计，虽过了60，他仍然觉得自己可以去工作，“不工作感觉没事情可干，收入也不多，出去反而生活没那么闷。这么多年工作，习惯了。”他告诉记者，七月底他打算参加政府近期组织的老年人重入职场的咨询会与讲座，找找机会。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为年满55岁的长者成立了组织ULIVE，旨在帮助老年人重返职场。类似的帮助老年人调整心态、提高职业技能、免费健康检查等活动也时常举办。社区也常常组织老年活动。

　　在忙碌的新加坡，尽管养老依然堪忧，但能在现有的形势下给老人帮助，政府与人民形成良性互动，算是十分积极面对问题了。

　　尽管新加坡早已跃居亚洲发达国家之列，经济发展仅次于日本，但常怀危机意识的新加坡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新加坡，又小又没有自然资源，只有靠我们自己勤奋努力才能生存。

　　这让人想到上个世纪的一次会谈：70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惊讶于曾经的小渔村变身为经贸中心，他问李光耀是如何做到的。李光耀的回答是：“我们不像你们中国，有的是状元、文人，出身显赫，我们只是福建、广东这边没有田地农民的后代。我们做得到，你们也可以。”

　　貌似自谦，实则带有英雄不问出身的自诩，这句话让邓小平沉默良久，多多少少也反映了新加坡的传统人格：只有自立自强与努力奋斗才能渡过难关。

　　(本文作者介绍：阴差阳错来到新加坡工作并常驻于此，体验香蕉式华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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