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把重病风险高的脆弱人群推出去感染病毒吧。所有政策都是保护重病风险高脆弱人群，保护医疗资源。

就算有牺牲，那也不是人群了，基本都是个例了，这些需要慈善志愿团体来帮助。

住宿舍的客工被限制自由，也是是在整个社会都在付出代价的背景下，大家的自由都受限，不可能客工的自由不限吧。而且在医疗系统崩溃之前，染病人客工也会被公平救治的，没有客工被牺牲吧。相对应的采取措施减少客工聚集，保护本地医疗资源的不过分吧。而且据说还安排了客工帮助热线，这么大的群体怎么可能被忽略掉，还是被你想像出来的？我猜测本地居民跳楼的比率可能比客工要高很多。

要说的话，在疫情之前，包括小印度暴乱之后，大规模客工无限制每个星期天聚集才是有问题的。高峰时间5到10万人聚集到几个区域内，超出社区承载能力，加派的保安和交通指挥仍然不足，已经极大的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了，这个也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吧。

全社会都在牺牲，用胡锡进的话来说，所有人都牺牲等于没有人牺牲。新加坡作为文明发达国家，基本的人道底线还在，这就足够了。

随便搜索一下，日韩新马全都因为疫情导致自杀率增长，如果客工自杀率没有增长那才是有问题了。当然，如果客工自杀率严重高于基准线，也是有问题的，否则在韧性范围内，属于正常。

总之，现在是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可能所有的人群情况都会越来越好回归正常。

不能进商场是“牺牲”？你确定他们有“进商场”的刚需吗？涉及到一定人数的合理必须需求自然会有考虑，不可能完全搞一刀切，这也不是本地的习惯。

所以你抽象出来的“被牺牲”群体到底是什么？抽象的感慨不如把问题具体化，少谈主义，多讲实际。

我冲的就是你说的这句话

我想象一下自己是疫苗怀疑论者，整天待在家里，现在不能进商场，不进就好了嘛。没有被牺牲。

再想象一下，自己是坚定的疫苗怀疑论者，以前的政策都还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这个新政策可能会让我丢了工作，而且我必须工作来养一家大小，但是坚决不能打疫苗。这个我就无法完成想象了，真的是是需要志愿者来帮助的情况了。

举自己的例子，我希望堂食，但是家人反对堂食，而且堂食确实增加风险。我因为疫情失去了堂食的自由，可以算是“被牺牲”吗？

按我的定义这不是，因为不堂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不算“被牺牲”。也就是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都不能称为“被牺牲”。所以，所有疫苗怀疑论者都应该被排除在“被牺牲”的范围之外，他们没有被牺牲。

那剩下的就是非自己选择不能注射疫苗的人群，这个更不用担心呀，以前政府政策都考虑他们了，这次也不会例外。

所以，担心有人被牺牲，真有点叶公好龙了。

是你中间把问题升级说“少数群体是可以被理所当然放弃或者牺牲的 不管哪个少数群体的基本权益都需要被保障”

然后引起了我讨论到底是“谁”被“放弃或者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