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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我搬家了
章刚终于回来了，带着尼亚加拉的水腥味。明天，又开始我的社安号申请。仔细一算，离签证有效期只有半个月了，能行吗？
“看运气，很多事情看运气，如果你碰上那个高个子老黑，事情就成了。”迎着早晨华丽的阳光，章刚开着车，依然腾出一只手比划。这个四平师范学院英语系的毕业生永远乐哈哈的，有一种很感染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到美国几年了，挂了个什么劳什子语言学校的学籍，相当于陈道明《围城》的克莱登大学，一年交2000美元的学费，以获得合法的签证，就出来挣“野钱”了。
前两处拒签的地方不能去了，只能去希尔斯大厦旁边的一个社安局办事处去。章刚把我和他的女朋友放在大厦门口，叫她带我去，他去停车，我已经知道，他尽可能少地出现在这些地方，以免引起注意。那女孩也能对付着翻译两句英语。
自动扶梯送我上去，二楼刚逐渐展开，我就看见签证处柜台前很少人，而且那个额头放光的黑人正面对我，埋头忙着什么。我们上去，在放着表格的公共写字桌上取表填了，递上去。那黑人真好，主要是和那女孩打着招呼，说着话，就边给我办证，顺利得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一会就打印了一份通知给我，意思是两周之内我就能收到社会安全卡，如果想提前得到社会安全号，可以在第二天电话查询。
章刚上楼时，我们已经在那里和黑人道再见了。
“现在没事了，就等明天电话查询到号码，就一起到交通局那里把驾照和ID卡办了，也很快，就是照完相，十分钟就把照片制作出来了。怎么样？回去，我还有几个今天要考驾照的。”
“好，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吃早饭，我请二位喝早茶。”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我也该作一次东了。
早茶匆匆喝罢，我又闲得没有事了。回到职介所，开始仔细研究贴在墙上的用工信息——全部是餐馆，只是工种不同。从留的电话区号来看，范围包括美国的整个中部地区。想了一下，决定干脆等社安卡寄到了一起去办，要不然又要往返。现在主要的是挣钱，盘缠已经非常紧张了。
先干起来再说，干什么呢？餐馆餐馆餐馆，除了餐馆还是餐馆。报纸上除了餐馆，还有保姆、管家，再就是公司文员、仓库保管。从提出的要求看，我都干不了。管他的，现阶段处于过渡时期，能挣钱就行。但不甘心，前两天还听老张说起过装修，因忙着办证，也就没有在意去深问。装修，应该说是我最愿意干也是能干想干的事。一恍就是二十多年了，在中学毕业我就干了近两年的木匠。那阵先是在家里自作工具，再找些木材试着做些家具。因此，一毕业，没有下乡，托人找了一家建筑工地。应该说我的独立生涯就是从门窗开始的。至于说装修，也就是近年的概念，说到底也就是锯铇砍削。只不过现代的那些电动工具没接触过，我想我会触类旁通的。想起当木匠的时光，还真是我一生中的幸福而愉快的时光，挣钱也多，人也自由。但有一点听起来很不舒服，“五匠”，是那个时代割资本主义尾巴中的“尾巴”之一，算了，人总是需要一种被社会承认的名分的。当又一轮下乡动员开始，我还是选择了“知青”这个社会名分。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天远地远的芝加哥，想到了几乎被我遗忘了的木工手艺。
找到老张，问有没有干装修的活。
“有啊，你会吗？”老张有上下打量我一阵，他对我这几天呆在这里，话少，独自喝茶的悠闲状有点看法，曾忧心忡忡地说过：“成天捧杯茶，知道美国是干什么的吗？”
“没问题，二十年就干这个了，什么都会，随后还管工地。”是真话，但说起来心头都空落落的。
张老板电话联系了一阵，说下午有人来和我面谈。
下午，一位姓曾的沈阳人来了，问了一阵我的情况，我全照实说了，能做什么，我只担心太高级的美国装修内容我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比尔·盖茨的客厅的鱼缸养的是几千斤的鲨鱼，这种“装修”太“镇”人了。
“没啥，只要求动作快、麻利，你以为美国他妈的就啥都高级？其实就是买些现成的东西装上铺上就行了，然后就是刷漆。工作嘛，一天八小时，工钱，70元一天。房钱饭钱大家分摊。如果干得好，再加工钱。”曾老板也是木匠出身，听我说了，话是内行，但行不行还是留有余地。他说现在是路过这里，晚上再来接我，住处离这里就一条街，很近。
没想到工作就这么简单地落实了。给老张结了住宿费和50元的职介费——这里的规矩，介绍一次50元，若交100元可多介绍几次，包干，直到满意为止。我不能，口袋里只剩不到100元了，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从旧金山出发，我只带了400元，屈指算来，在这“东北”待了十天，够省的了。
老曾的住处，或者说“我们”的住处，是半地下室，窗口开在楼顶的下沿。因是地下室，很凉爽。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脏乱差是第一印象。老曾给我介绍了北京人老李、天津人老赵。北京人点了个头，天津人只回头看了我一眼，有专注地看他不知从哪搞来的中央台春节晚会的录像。
“就睡这里”，北京人指给我一张三人沙发。我这才看清，两张三人沙发一张床是客厅的基本设施，房里有两张床。其它就只有一个乱的感觉。“我也是睡沙发”，北京人解释道。随遇而安，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把简单的行李往沙发上一放，取自己的洗漱用具，同时张望着，见北京人正在壁橱里给我取被子枕头，心里踏实了。
摊子刚刚收拾完，曾李二位已在厅中的一张小方桌前坐定，让我也坐下。
“先交20元，伙食费。这房子，就算我们大伙租的，里面那张床也租出去了，摊下来一月一个人一百二十块。有没有意见？”北京人向我交代“政策”。
我能有什么意见？只有掏钱的份。心头着实有点紧张，主要是口袋更加紧张。
看了他们之间有分工的，曾老板向我交代工程情况：“别叫我曾老板，叫老曾就行了。其实呢，也算不上什么装修工程，也就是我出去跑活儿，有了咱们做，赚了钱就分。明天，是一家餐馆，做房顶防水和外墙勾缝。你主要是勾缝，一天半干完，最多两天干完，动作要快。”老曾看得出是个比较有亲和力的人，他总是在强调一个“快”。但我对“有了做，赚了分”的模式心里直打鼓，这种话，在国内包工头那里还听得少吗？最后总是不赚，不但“分”成问题，就是基本工资都有老板逃单的。但眼下财政吃紧，只好硬着头皮听和点头的份。容许我有个“适应过程”的话也不敢说了。
和我说完，老曾又回头理抹电话费问题了：“老赵，你打国际长话了？电话单来了，我说怎么这么多，有天津的长途。”
老赵头都没回，任然看他的电视，“不就是两次电话吗？”看得出，天津赵有某种情绪，甚至是某种抵触情绪。我只能装着什么都没听见，借着灯光，看我下午才买的《世界日报》，就这三十度刚刚出头的气温，报纸上已经在惊呼芝加哥热死人了，并有相关报道。还有一版社会论谈，议题是“入籍”问题。各种观点都有，而且发言者大部分是大陆的知识份子类的，无论是主张入籍或不入籍的，都透出深深的无奈和去国怀乡的无限感慨。特别是主张入籍者，感情的矛盾更是越理越乱，自己在感情上都无法说服自己，只得承认是一种现实的求生的无奈。
看到这些，我也只好在心头摇头一叹，是啊，别人如此，我又是为什么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
算了，明天要上班，而且是在美国的第一天上班，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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