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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
和木谷实七段“镰仓十番棋”的第六局是在镰仓的元觉寺下的。木谷先生剃了一个光头出现在大家面前，表现了一种拼搏到底的决心。第六盘还是我赢了，所以第一阶段的6盘棋我取得了5胜1负的成绩，将木谷先生打降了格。
“升降”的规则就是领先4盘之后，从下一局开始，对手的资格要下降一等，被打降格。对棋手来说，这是十分屈辱的一件事。从193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41年的6月才结束的
“升降十番棋”，历时3个年头，最后的结果是我6胜4败，以胜利告终。
棋下得越来越好，接着结婚的问题就出来了。那时因为中日战争，许多在日本的中国人都纷纷回国去了，我的母亲和妹妹们的回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一个人生活难免有所不便，所以就拜托喜多文子老师为我介绍结婚对象。
濑越老师也给我介绍了许多的结婚对象。但因为我是中国的一个宗教团体“红会”的信徒，所以就我自己来说，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红会的结婚对象。
那时，我经常参加在日本的“红会”的后援活动。后来，那个后援会也解散了，就把“红会”的本尊“至圣先天老祖”搬到了新兴宗教“篁道大教”本部旁边的屋里供奉了起来。
篁道大教的教主名叫峰村教平，他和喜多老师也认识。所以，峰村先生就把他的一个远亲作为结婚对象介绍给我。
她是住在东京中野的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名叫和子。那时和子正在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当时学校的规定中有一条是“女学生必须是未婚”，所以和子就中途退学和我结了婚。
结婚仪式是1942年2月在明治纪念馆里举行的。当时日本的粮食也很成问题，但因为峰村先生的亲戚是礼堂的神主，所以结婚宴席还算像样。介绍人是喜多老师夫妇和萱野长知先生夫妇。萱野先生以曾经支援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广为人知。结婚时我28岁，和子是20岁。
玺宇
当时，我不仅仅执著于围棋，我对信仰的追求也充满热情——可以说信仰方面对我更为重要。
话往前说，那还是1935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名叫“大本教”的新兴宗教被镇压了。有一部分信徒就想组成“红会”的日本支部，为此，他们来寻求我的帮助。那时，我正住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
当时的日本政府，鼓励将日本的神道发扬到中国去，而对中国的宗教要发展到日本来，则是不允许的。所以，只能以后援会的形式在日本国内进行活动。我记得一名陆军将军松井石根对我说：“红会不错，但日本已经有了神道了，所以不能允许它进来。不过，可以采用后援的形式。”
因为我懂中文，所以我帮助他们把红会教义的小册子翻译成了日语。但是，没过多久，后援会也解散了。小田秀人先生原来是大本教的信徒，后来他去新兴宗教“篁道大教”工作了。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就是把妻子介绍给我的人。
峰村先生提倡的是“教业一致”，就是“教诲”和“事业”并存，由此来发展宗教。为此，除了宗教活动，他还经营铁矿石的挖掘等事业。作为宗教，他们在供奉“天照大神”本尊的同时，还让教主灵感丰富的义弟作为神的化身发出神的指示。
后援会解散后，因为把“红会”的本尊“至圣先天老祖”供奉在了峰村先生的地方，所以我也经常去峰村先生那儿。中国的“红会”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所以峰村先生是想利用红会的人际关系吧。
1942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冈良子”的人经常出入篁道大教。因为她住在莆田(东京都大田区)，所以大家都叫她“莆田夫人”。
长冈也是一位灵感很强的人，自己也拥有很多的信徒。后来她自称为“玺光尊”，宗教名称也改为“玺宇”了。我从战争中到战争后的4年里，一直是跟玺光尊在一起共同行动。
母亲、妹妹的回国
母亲舒文和妹妹们决定回国了。那时是1941年。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西荻洼(东京都杉并区)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但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在日本渐渐待不下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有三个妹妹，分别是清仪、清瑛、寄子。最小的妹妹寄子因为正在实践女校读书，所以就留了下来。母亲她们是那一年的8月回国的。因为我和和子已经订了婚约，所以和妹妹寄子两人就搬出了西荻洼的家，住到了妻子中野的娘家。
寄子、二哥吴炎、妹妹清瑛
对我来说，没有比和母亲的分别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在这之前，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1928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
他们也劝说我进日本的学校读书，但这样就不能专心下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考虑。母亲一直比较尊重我的意见。母亲她们回国后将和南京的大哥住在一起。
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爆发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之前两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军事联盟条约，同时，日本国内也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可以说是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第二年，1942年，我去中国访问了两个月左右。新兴宗教“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寻求和中国红会的交流”。峰村先生是想把中国红会的重要人物叫到日本来。由于正好是处于中日打仗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是得不到信任的。为了让中国人能够相信，我就成为了一个工具。
我去拜访了日本在北京的驻外机关“兴亚院”以及红会的道院，但因为战局进一步升级，所以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就回国了。尽管是宗教，但当时的确不是中日交流的时代。
雁金准一
1941年，《读卖新闻》社选择了雁金准一八段作为“升降十番棋”的下一个对手。
雁金先生是当时棋界最年长的棋手，他的人品很好。明治末期本因坊秀荣名人去世后，本因坊家族关于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争斗。雁金先生就是那时和田村保寿(后来的本因坊秀哉名人)争夺继承位的人。之后，他创立了“棋正社”，和日本棋院对抗。1926年，他和竞争对手秀哉名人进行比赛，结果输掉了。
当时，《读卖新闻》社似乎有让雁金先生复活的想法。他们还准备以这次“升降十番棋”的胜者为中心，制定出今后的围棋计划。
雁金先生是八段，但日本棋院里由于秀哉名人的去世，已经没有其他的八段棋手了。当时有规定，和高一段的棋手是无法平等分先下的，就连七段的濑越宪作老师也无法与雁金先生有平等下棋的资格。
太平洋战争
我是和木谷实先生一起升为八段的，时在1942年。虽然当时也有中部《日本新闻》社(现在的《中日新闻》)等三家新闻社联合主办了我和木谷实的三番棋，但由于已经完全进入战争的环境，不仅正式的比赛越来越少，还要去釜石(岩手县)的钢铁厂进行慰问，或是去和伤病员下棋。
同一年，还和濑越老师、师兄桥本宇太郎一起访问了中国。那是当时担任“大东亚
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邀请濑越老师去中国南京的。青木先生十分喜欢下围棋，桥本先生以前一直和他下指导棋。
桥本先生在南京市内看见我的人头像和悬赏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模拟像上写着“吴清源文化汉奸(卖国奴)”。
我和最小的妹妹一起住在妻子东京中野的娘家。但是1944年的时候，因为已经不能正常学习了，所以托关系弄了一张军人的飞机票，把小妹妹送回上海我的大妹妹那里。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粮食很困难，连米的配额都不足，所以我得了慢性营养失调症。我记得当时的衣料也实行了布票供应制，袜子每年只有6双的配额。但是，能乐世家的喜多文子老师家里，一年6双布袜子是怎么也不够的，所以我还匀了些我们的布票给他们。
被征兵的棋手已经有了好几个，终于我也收到了征用令，是去军用物资工厂工作的征用令。但是，我在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因为以前肺的毛病，他们对我说：“先把身体养好了再来。”当天我就回家了。木谷实先生的健康没有问题，所以也收到了征用令，但据说不久也让他回家了。
东京大空袭
空袭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恐怖体验。
1945年3月10日发生了东京大空袭，下街一带都烧毁了。4月13日又有一次大空袭。那时，我和夫人正住在离四谷很近的玺宇教的总部里。
峰村教平教主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也不好，在空袭的时候，他坐立不安，不断来回地
走动。这一点，被称为“莆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倒是十分镇定。防空洞已经失去了保护的作用，附近的火势越来越大，把峰村先生抬到自行车后面放货物的拖车上，我们大家一起逃命去了。来到新宿御苑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警察对大家说：“没有得到宫内省的允许，不能开门。”不让大家进去，最后我们只好逃到了明治神宫的外苑。
那一天的空袭中，我家虽然奇迹般地没有被烧毁，但在5月25日的空袭中，到底还是被烧掉了。5月的空袭，真像是红色的暴风雪。变成鲜红色的木窗到处乱飞。风也十分大，甚至把毁坏的房顶吹上了天。
我戴着防空头巾，灌了一瓶一升的水逃了出去。因为空中不断有火星飞溅过来，所以我一边逃一边把水洒向周围的人们。烟雾很浓，几乎睁不开眼睛。因为市谷附近在3月的空袭中已经被烧毁，所以我们就向那里逃去。被烧毁的地方不会再起火，于是也就成了救命的避难场所。
到了第二天，周围一片被烧毁的废墟。地上都是一根根像棒子一样的东西立在那里。那是什么呢，定睛一看，原来是自来水管。东京的街面全被烧光了，我记得那天从市谷附近都能看见东京湾的大海了。我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是5月的天气，但依旧很寒冷料峭。
几个月前，我把我得到的纪念品等一些贵重的东西，寄到地方上的朋友家里存放。但当时是军用物资优先运送，所以民间的货物都打成包堆放在上野车站——3月的空袭将这些纪念品全部烧成了灰烬。
所以，钻出废墟的我，除了身上穿的，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原子弹爆炸下的对局
日本棋院会馆在1945年5月的空袭中被烧掉了。那时，正好要开始第三届本因坊战决赛——岩本薰七段向桥本宇太郎本因坊挑战。
时局虽然已不适合下棋了，但濑越老师说：“本因坊战无论如何也不能停。”在濑越老师的努力下，比赛在老师的出生地广岛进行——老师当时正好也疏散到广岛——广岛不仅有防空洞，而且也有粮食。
战后，我从桥本宇太郎先生那里听说了当时的情景。本因坊的第一局是7月下旬在日本棋院的广岛支部长的家里下的。但8月4日的第二局搬到了近郊的五日市去下了，因为接到警察署的命令说：“在广岛市内比赛太危险了，不许可。”第二局比赛的第三天，就是8月6日。
据说当时先闪了一道强光，不一会儿，伴随着一声巨响，刮起了十分猛烈的暴风。虽然距离广岛市中心有10公里的距离，但拉门拉窗到处横飞，玻璃碎片四下乱溅——原子弹爆炸了。
局谱和岩本薰氏的浮雕
濑越老师和桥本先生都安然无事。但是，那天下午，濑越老师读中学的儿子被烧成重伤——他竟然一个人坚持着走回家来。他是在广岛市中心开勤劳动员会的时候被炸伤的。他被烧得连濑越夫人都分辨不出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了。听说，这个遍体鳞伤的孩子10天后就死掉了。在孩子之中，他是长得最像濑越老师的一个。
在东京的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妻子在中野的娘家也被烧毁了，我和妻子就跟着玺
宇教的人们一起生活。被称为“莆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自己是玺宇教的教祖的。她自称为神，并改名叫“玺光尊”。
我们住在大田区的信徒的家里，一共十四五个人一起生活。家很小，每天祈祷过日。当然，没有棋盘，更不用提什么研究棋了。
宣布战败的那一天，我受玺光尊的差使外出了，没有听见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虽说战争停止了，但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特别感慨”一番。只是，今后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去听空袭警报的声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为这一点感到高兴。
玺光尊
跟随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一起行动的，大约有十几人左右，多的时候达到30人左右。
因为自称是受了“天照大神”的神示，玺光尊在战时因为不敬罪还被警察拘留审问过。玺光尊提倡复古主义的日本思想，那是一种将自己的灵魂附体到信徒身上讲究心灵感应的新兴宗教。
但是，由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玺光尊的灵魂附体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玺光尊并不重视我。如果说我还有些作用的话，那就是通过我去交涉可以确保我们一行人的住处，以及吸收新的信徒。
她肯定是在利用我的人际关系以及知名度。即使在玺宇教里，我和妻子也是分属两个团体，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了防止我出逃，每次外出都有人监视我。
有一天，玺光尊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劝说一个在山中湖别墅避难的人来加入玺宇教。那个人是玺宇教的原教祖峰村教平的朋友，曾在战前捐赠过20万日元的巨款。所以，玺光尊想让那个人成为她的信徒。
我去了他的别墅，但是对方拒绝和我一起回玺宇教。因为玺光尊给我下了命令：“必须把那人带来。”所以，那天晚上我很烦恼，甚至想到了自杀——跳入河里死了算了。在我这一生中，想到自杀的也就那时惟一的一次。我正准备在别墅的一个房间里写遗书的时候，那人进来对我说：“一起去玺光尊那里。”也许他是从我的神态上觉察出我要自杀了吧。不过，最后他还是没加入玺宇教。
妻子也和一个事件有关联。她接受了玺光尊的命令，去联合国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那里递交“神的指示”。那是1946年5月的事情。妻子和其他信徒一起等候在美国大使馆的门前，当看见麦克阿瑟的车来了，就立即冲过去，拦在车的前面，嘴里叫着：“please! present!”并将“神的指示”交给了坐在车里的司令官。玺光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玺宇教而下达那样的命令的吧。
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之后，我几乎没有碰过棋。我一直和玺光尊共同行动，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
那时，有提议说让我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八段下“升降十番棋”。那是1946年。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方面和玺光尊进行了交涉，玺光尊同意了我的比赛。我想玺光尊也认为这对玺宇教的宣传有好处吧。
第一局是在8月下旬下的。那局棋是战后我下的第一盘棋，相隔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第一局桥本先生下得很出色，我输了。
因此，第二局比赛前，玺光尊对我说：“给你些力量。”那天晚上玺光尊让我睡在她的边上。不管怎么说对方毕竟是神，一个晚上，我连翻身都不敢——那样的状态又怎么可能下出高质量的棋。
所以，第二局100手之前，我的形势差不多就崩溃了。但不知为什么，桥本先生一直没有下手将我置于死地。我渡过了好几次的难关，即使在最后，桥本先生还错过了一次机会，结果我赢了1目。
裁判长是濑越老师，看了棋局的进程之后，他对《读卖新闻》社的观战记者说：“下这样的棋应该开除，应该开除。”似乎桥本先生在对局时无法集中精力是他输棋的原因。后来大家都在传说：“桥本在对局时，耳朵里总是听见敲鼓的声音，无法集中精力想棋。”虽然那种说法很怪异，但那段时间里，玺光尊一直在祈祷我能赢下来倒是事实。
第三局之后，我的状态也恢复了。战后第一次的“升降十番棋”，到第八局的时候我取得了6胜2败的成绩，桥本先生降了格，我取得了胜利。1950年桥本先生获得本因坊的时候，我们又下了第二次的“升降十番棋”，结果我再次获胜。桥本先生是我的前辈，他有“天才宇太郎”、“火之玉宇太郎”等称呼。桥本先生出生于关西，1950年他创立了“关西棋院”。之后，关西棋院和日本棋院一直是对立的关系，前后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
金泽事件之后，我们一行又去了山中湖(山梨)的一个别墅。但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就又去了八户(青森)的信徒那里。那是1948年。
在那里又出事情了。那名信徒是酿酒的资本家，尽管他已经送了一栋房子给我们住，但玺光尊还是不满足，命令他必须在一起修行。所以，资本家只能住进了玺宇的楼里。不知所措的是他的亲属。为了把他抢回来，他的亲属雇了当地的许多壮汉，那些人就蜂拥到我们住的地方。
出现了大混战。一楼的信徒因为没有进行抵抗，所以只是单方面地挨打，大部分都受了伤。二楼的玺光尊面对如此乱成一团的场面，依然坐在神前一心一意地继续祈祷。其实，我在这次事件之前，正好也被驱逐在外面，这一连串的事情也是后来听说的。
那时有人正和我在商量进行下一次“升降十番棋”，对手是当时的本因坊岩本薰八段。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为我在箱根的仙石原买了一栋别墅。玺光尊一行在八户也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到我在箱根的别墅来住。
但是，那时我和妻子都已经决定要离开玺光尊了——彻底告别玺光尊。如今想起来，那4年就算是一种修行吧。
日置昌一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住在横滨杉田的实业家，名叫西幸太郎，是经营九州碳矿的。日置先生跟我说，西幸太郎很强悍，住在他那里，即使玺光尊来了，他也会替我们赶走他们的。所以我们就住进了西幸太郎先生的家里，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旁边一栋房子里。
杉田的家里经常召开宴会，十分热闹。宴会之后，经常是打麻将，或是下棋。战前曾担任过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也经常来，一起下棋。大家都为我能离开玺光尊、重新回到棋界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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