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创造的历史和历史潮流中的个人

2001至2002年间，我和两位思想倾向于欧洲的朋友交往甚密。其中一位早先对苏联时期的非官方文学极感兴趣，之后又去了法国，大约对法国历史文化又作了一番研究。而另一位因为自小学习德语的缘故吧，对德国及其前身普鲁士和奥地利青眼有加。而那时我的兴趣在于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对欧洲的历史只是由于自己好战的倾向和对于征服者的仰慕略微了解了亚力山大，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时代。于是常常无法理解他们的一些观点。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和他们失去了联系。2003年重新和他们取得联系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后去到了欧洲，与他们和其他一些朋友继续的讨论中，我意识到了了解欧洲文化的必要性。于是在对欧洲政治历史的持续了解之后，我试图以“欧罗巴纪”为题，以时间为序，以一系列的文章来探讨欧洲的历史，历史中的英雄，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组文章首先是作为读书笔记而存在的，它们会简要的总结我所学到的东西。其次也作为我个人观点的一个表达。同时也作为讨论的话题和更多的朋友们切磋。我个人的学识有限，我所掌握的资料也是有限的，所以我的错误欢迎大家指出，我的观点也欢迎大家反驳和讨论。

言归正传，在所有文章之前，在这篇前言中，我想先阐述一下我个人的历史观。

当代物理倾向于相信我们所处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并行的宇宙中的一个。所以我常常恐惧对于历史轨迹的追问最终会证明历史的无意义，因为在另一个宇宙中，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的。然而，作为整体的在广义时间上的历史的无意义，是否意味着历史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没有意义呢？我认为不是的。

作为广度时间上的历史到底是以必然还是偶然，它的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很难或者更本没有办法说清楚，然而我们个人为了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最大的价值，必须要选择以如何的方式切入历史，或者在有限的程度上创造历史。而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候，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必须借鉴于以往发生历史，就像一个投资者在进入市场之前有意无意的会关注一些行业公司的财政报表一样。因此在我看来，历史的作用在于（和宗教一样，然而更为实际）给人们提供一种超年龄的经验。而为了这个目的，对历史的分析应该更注重于对于个人创造的历史和历史潮流中的个人的研究，同时弱化所谓的对历史进程的规律的研究和所谓有利于人民之流的马列主义论调。

基于此，我所提倡的是一种“小历史”概念或曰实用主义历史观，有别于一些学者所谓的“大历史”概念和“切片历史”概念。其原则如下：

1．如经济学中假设所有人都会去追求经济上的最大价值一样，假设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自己所认为的人生最大价值，这价值可能是征服世界，如亚历山大帝，可能是爱国主义，如贞德，可能是宗教，如耶稣，可能只是自保或者生存，如很多默默无闻的平民。同时承认所有人有选择自己价值的权利并且一视同仁的看待所有人的不同目标。

2．纯粹客观的看待历史人物的得失。同时考虑各方面的偶然因素，不以成败论英雄。因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是，他是否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给了自己目标实现的最大可能性。如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于英国的战争同样是失败。然而由于特拉法加的失败，拿破仑丧失了登陆英国的机会，同时海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而希特勒则在完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提供击败英国的最大可能性，其突出表现在其对于进攻敦刻尔克的部队的延缓上。事实上，如果他可以在敦刻尔克全歼或俘虏英法联军，他就可以不但在士气上打击英国，而且将英国的有生力量削弱到甚至不能应付一次空投袭击的地步。

3．在一些历史转折点，考虑人的性格的影响。其中包括人类的共性和当事人的特有性格的影响。如自古人们对拿破仑对俄国的进攻颇为诟病，并以次作为其战术天才战略庸才的证据。然而他们忽略了站在一个野心家和冒险家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一个冒险家占据了整个西欧的时候，他会想什么？裹足不前从而让自己的帝国持续时间长一点？那是没有意义的。平静的生活对冒险家来说是一种折磨。我始终认为拿破仑宁愿接受俄国的失败而不是平静的帝国。同时，也有拿破仑自己特有性格的原因，这一点我会在某一篇论述拿破仑的文章中具体阐述。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基本观点。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

自古成大事者无不坚毅勇决

要在华新上谈一点深入厚重的思考，来桐音确实是来对了地方。

中午比较赶，我先说说下面关于郭沫若的争论。我在下面说Qingger的三点意见我非常同意，但这并不表示，我对你的意见亦持完全的否定。我是觉得，你俩的观点之间有些概念没有clarify：比如“懦弱”，“相当一部分文人和艺术家所共有的懦弱”，而Qingger说文学家、学者、艺术家就和常人一样也有懦弱的一面。我的想法是，如果应该被批判的是懦弱本身，难道作为文学家或学者，他们的懦弱便应该被更狠地批判？虽然常人在这里看起来仿佛更有理由被原谅。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大概会有明显不同的答案，正如很久之后我才深切体悟，中国人说“文学”和英文中说"literature"，非常不同、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东西。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辩证来看，上面的辩论似乎有点“白马非马”的味道；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牵涉到数千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民族的精神传统，所以我说这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还在想，还在和自己辩论、思索的过程中。

Qingger继续说，文学和政治不一定走在同一条线上，事实也确实如此。文学的追求和政治家的目的、时代的趋势，并不总能顺合。我所同意的Qingger的倾向其实质在于，评价历史人物须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尤其是身处在动荡、争议性很大的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的身为后来人、根据历史已成的走向、根据目前的执政党的倾向下是非判断。

在这一点上讲，我很注意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在你的主帖中我很高兴读到相近的观点。小时候初接触历史时，我们被教导说，历史是有一个恢宏的“规律”的——然而真的是这样么？把“规律”一说发展到极致的，我想黑格尔可以算一个。读他的《历史的哲学》，我被他审慎精密的思维和虔诚不已的信仰所感动，然而对于他提出的历史的模式，却不敢苟同。

我同意你所说，历史给了我们一种“超年龄”的体验，然而，即使历史中真的有一种规律可言，却依然不能缓解每一个个体面对无从把握的未来的茫然和焦虑。外在无从预知，就连我们自身，性格、气质、人生际遇，也是充满了未知。我们看前人的人生和功过，似乎很有规律，但难说我们自己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 as an individual trapped in the blind process, one never knows.正是基于同样的understanding，理解他们作为身处其中的人和我们作为事后看历史的人多么不同这样的、设身处地去理解的原则，我认为人物的传记、和宏观的历史走向，须配在一起阅读才能够让我们比较真切的理解某个时代和当时的人物，以这样的理解作为基础才能比较中肯的评判。我是在读现代文学的时候，看大陆、港台、美国和日本等地的学者、几十年间逐渐产生变化的文学批评，渐渐明白这样的道理。

我所想到的还有一些，然而最近太忙、时间不够用。上面几句是匆匆写的，概括一些已经推敲过了、可以和人谈的基本的想法，只能大概看个倾向，逐字推敲会有不少漏洞吧。

另外，对于“文人”与“知识分子”这两个词，我觉得有必要什么时候澄清一下。毕竟在现代社会里“文人”只是一种与权谋政治无关的社会职业。现在的“文人”已经不是过去两千年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下遵循“官本位”的读书求官者了。什么自恃清高，什么优国优名，什么理想浪漫缺乏实干，这些好词坏词都已经不准了。

1.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牵涉到数千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民族的精神传统，所以我说这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还在想，还在和自己辩论、思索的过程中。

实事求是，不虚张，不隐瞒，难能可贵。偶有很多问题其实也是在不断思考中的。有时候也并不想的很成熟。希望能听到沈喑多些言论，偶求之若渴。

2.在这一点上讲，我很注意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在你的主帖中我很高兴读到相近的观点。

在偶20岁的时候，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非常相似。并记录在偶的读书笔记中。今天看到，如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偶希望能早日看到沈喑由此以后的进展，偶相信，一定会比偶有可读价值的。

3.然而对于他(黑格尔)提出的历史的模式，却不敢苟同。

这个，偶不甚清楚。偶否定过，又肯定过，又否定过，又肯定过，现在，偶也难分清黑老头与其他哲学家的观点了，偶大概跟偶的一贯作风一样，把他们给熔掉了。
沈喑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沈喑是南京的吧，南京六朝古都，一定有不少文物可以观揽的。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引经据典也有嘻笑怒骂，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包括偶在内，都是一样的直言不讳的。你的沈喑学姐(应该是吧)是个性独特的一位，也是个性比较柔和的一位。其他各位神仙，你会逐渐都遇到的。慢慢欣赏，这里是一幅真正的中国国画。

呵呵，我也是从南京来的呢！

只不过，我并不是生在南京，而是10岁才搬到南京而已。

都有学习或者其他方面的事情要干。

不过好像你是ARTS的，在这里总比我这个EE的要专业对口吧。

首先，我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并且这个规律将是简洁和优美的。这一点是我的信仰，不予论证。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规律，但是仍然处于“学前”水平。“学前”的意思是历史学还称不上是科学，或者科学的。对“科学”或者“科学的”的定义可以另作一文，这里只提她的两个要素：可证伪性、受控实验。科学中理论和实验是相辅相成的。

科学理论相对于“伪科学”理论的区别主要就在于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比如，托勒密的本轮均轮理论（地心说）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他人可以通过实验和理论证明其错误，她是一个科学理论。而阴阳理论虽然包容万象，永远能够自圆其说（见侯宝林相声），却是伪科学。伪就伪在片面的自圆其说上。

理论本身是抽象的，被证伪的常常是根据理论得出的具体的预言。因其具体，它可以接受实验的检验。科学的实验必须是可控的。“可控”意味着对现实的简化，隔离不可控制的外来干扰；意味着实验可以被重复，也必须能够被他人重复。是否“可控”的标准也许不是恒定的，但也有一些经典的例子。双盲（对照）实验就是考验药物有效性的最基本测试。而耳朵读字、心灵感应等实验，由于撇不清那些神秘的实验条件，不允许对不可控制的外来干扰的隔离。比如，心灵感应本来应当与语言无关，但是心灵感应者却必须依靠语言交流。

据此，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的历史学。相当多的历史理论对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了明确的预言，但是对这些预言的证伪却相当困难。这个困难来源于历史学中的实验就是历史本身，而这种实验是不可控的。N多的外界条件,N多的偶然因素，而实验对象的基本组成单位——人，是高度不平等的，不服从统计规律的（因此与统计理论中的的气体截然不同）。儒家在东方实验了两千年，自认为试验结果（历史，或是他们自己写的史书）证明了他们的理论。然而由于这个实验本身就是不可控制，不科学，甚至是被篡改的，他们的努力不免徒劳心神，且是以千万生灵为赌注。近代人似乎用中国两千年历史证明了儒家历史理论的错误。然而他们同时学习了世界史，他们的论证充分体现了片面的比较主义。这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工程方法！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开普勒之前， 在预测天文现象上远远不如地心说准确，但是却更接近真理。这种比较主义是很有可能扼杀真理的。某些自奉科学者不免也有些伪科学的嫌疑。


（回家再写）

我的爷爷从浙江宁波到南京来，而我则是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少时那一段非常有江浙风味的生活回忆，每每想起，依然是那句——能不忆江南。。。

我在Arts，主修Chinese Studies。

大学三年来一直被University Scholars Programme的课压榨得厉害，这不刚刚写完一份Law的功课(T_T)。等我缓过神来再和楼上楼下的桐子们继续聊吧。。。

下次做事情小心些，白纸黑字的事情还是要有的。

NUS没有与中国大学交换学生的计划？听说今年要跟中国这方面加强交流的。西方培养出来的华文人士，不能适应中国的话，对于新加坡是不够的。好象新加坡的什么部已经有了一些计划和行动了。

好处是文雅之风，坏处也是文雅之风。

记得黄易在大唐双龙传里面提到过历史上所谓的“以北统南”的事实。不过有人认为朱元璋已经打破了这个定律。

然而江南最为骄傲的应该是东晋到刘宋的一段吧。祖逖，桓温，谢安，谢玄，桓玄，刘裕，王镇恶，檀道济，实在是英雄辈出啊。

北方则是“一山一水一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