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内地西部，即便在陕西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我看到的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可以按照您的逻辑从反面推导出更多的问题。
就好比老人乘公交车免费，原本是便利百姓的好事，可是按照您的逻辑质疑“公交公司因此产生的亏损如何补贴？如果政府拨款支持，有没有讨论公示？补贴的过程如何确保钱花到刀刃上？由此对纳税人的影响为何？”
这大概有些吹毛求疵了，首先得请个专门的机构论证，论证每一个问题，然后论证每一个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再论证这些后果之后的连锁反应，再论证这些连锁反应带来的反应——估计五年也论证不完。
这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是很多欧洲国家根本搞不了建设的原因。意大利西西里岛要建一座桥，论证了10年也还在论证阶段，因为站在那里挑刺儿多容易啊，干活多辛苦啊，大家都来挑刺儿不去干活不就完了？
至于您所说“特权阶层的问题，不必上溯至国家领导人，简单一个养老金的双轨制究竟是何道理？只要公务员收入不公开，权力没有制衡，用最坏的恶意揣度一个政府都不为过，楼主也可以研究一下去年纽约时报为何被墙。”
我赞同，按照美国的说法，任何时候用最坏的恶意去猜度一个政府都不为过。
但是我坚持的原则，既然要猜度就要平等地猜度：
中国养老金双轨制大家天天在骂，媒体再骂，我也在骂，因为我也是企业编制。政府也承诺要改进，当然还看不到什么成效。
新加坡，经常看到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在小贩中心洗盘子糊口，而政府内阁部长一个月的薪水超过美国总统若干倍却是无比正确，因为政府说了，这是市场化的要求——全世界只有新加坡市场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是正确的。媒体跟着报道说，这是无比正确的。
在中国，《纽约时报》被墙了是事实，我不爽，我骂。
在新加坡，邓亮洪被内阁集体起诉后，本地所有媒体一致向政府靠拢，谴责邓的无耻的诽谤行径，直到他老人家破产跑路。
在中国，《南方周末》风波会有伊能静发声，伊能静被请喝咖啡后，中国千万粉丝微博支持，我也支持。
在新加坡，谢太宝被政府关押32年，成为世界上关押年期第二长的政治犯，几乎要打破曼德拉的记录了，新加坡年轻人有多少知道，知道的大概没有人敢提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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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发展永远有着其光明积极的一面，也永远有着阴暗的一面——只有看到两面，才是全面。
我从来没有对新加坡失去过希望，我也从来没有对中国失去过希望。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脚下的泥泞和眼前的星光是并存的。只是有的人看到了星光，有的人看到了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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