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音别馆】从性的角度重新看梁祝
随便写的，您就随便读吧。这篇和女性主义没啥关系。
几年前曾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梁祝的故事就是一个又一男一女演绎的同性恋故事。暂且不论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卖噱头之意大于实事求是的精神，笔者先要肯定的是这个传说故事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相悦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同中国文化中对待同性之间关系的态度有很大关联。但要说明的是，这种同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日常中所谈到的同性恋，正如笔者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过，“同性恋”作为一个概念是在很晚近的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的，在讨论此时期之前的同性之间的，近乎于这个词所要传达的意义的关系时，笔者还是愿意用同性关系来表示。这种同性关系可以是友情层面的，也可以是爱情层面的，当然也可以是性的层面上的，这是这个概念所模糊不清的地方。同时我们要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同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给于相当大的接收空间，甚至有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对异性之间的关注。从俗语“兄弟如手足，妻妾如衣衫”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等，我们的文化对于同性，尤其是男性之间的情谊似乎过于充分地表示肯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肯定导致了同性性关系的产生，更不是说中国古代的男人各个都喜好男人，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社会所接受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大的范围，甚至过往甚密也并不作为一种奇怪的事情来看。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梁祝的问题。笔者不拟争论这是不是一个同性的爱情故事——如果仅凭人物的性别来看，显然不是，也不愿意无聊地考证梁山伯到底是不是个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这种划分方式本身就是笔者所鄙夷的。这里希望把目光放的宏大一些，看看为什么梁祝这个传说可以是这么样的情节：一个女人假扮成男人，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男人的爱。仔细思考这里面是很有矛盾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梁山伯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祝英台的？这恐怕是那些坚持把人类按照性伴侣性别的不同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或三类）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如果梁山伯是在学习期间爱上祝英台的，那么他爱上的是一个男人，自然不应该又希望同一个女人结婚；倘若梁山伯是见到女装的祝英台时，才爱上她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依依惜别的十八相送呢？
笔者看来，这关乎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第一是有关同性恋的界定问题。第二个就是有关对男性气质的定义。下面我们就依次讨论。如前所表，同性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概念，而且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概念。你说同性恋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同性恋是实际行为还是自我认同？包不包括同性性幻想？可以说这个词的创造出来使原本混乱的对性关系的表述更加混乱了。语言是一个意义的系统。当某种语言中不存在某个指代某种现象的词语时，唯一可以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在使用该种语言的文化中不存在，或者在意识层面不重要。
同性恋这个词是相对于异性恋而出现的，暗示了这是两个具有排他性的群体。这是现代同性恋的意义，但是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专门的词来指代“同性恋”这个词所表达的东西，因此，也就并不认为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与异性之间的性关系完全对立的事情。汉朝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几个同性的爱人。在古人那里，同性之间的性爱与异性之间的性爱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性爱对象的性别不同罢了；与同性或者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意义也远没有我们现代人这里这么看重，在他们眼里，一个人是从来没有按照性交对象的性别而被划分到某个相互对立的群体里面的。换句话说，他们允许同一个人对同性和异性都发生感情或者发生性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有伤大雅败坏风俗的事情。在《红楼梦》里，贾政生气宝玉和琪官的结交并且大加笞挞，并不是因为琪官也是个男人，而是因为他厌恶儿子“结交戏子”有辱身份。因此，探讨梁山伯到底是同性恋者还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恋分子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所秉持的方法论本很就是不科学的。
当一个男人得知自己要娶的一个女人同自己的一个好兄弟品貌相似时，他竟然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这在现代人看来可是很有问题的事情在梁山伯那里却被看作是理所应当，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认同男子之间的各种关系。梁山伯在十八相送时对于祝英台种种暗示都不可以明白，或许也并不在于他是个“呆头鹅”，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对祝英台的性别产生疑虑，根本没有动过男女感情的心思，而是一心一意地呵护着他和祝英台之间结拜兄弟的情谊。梁山伯情感上对祝英台的依赖，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兄弟情谊，而这一切超越都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原因就是这些都可以被他们之前的结拜所解释。结拜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仪式，象征着男人之间至死不渝的坚定友谊，梁山伯对祝英台品貌的眷恋和“他”离去后的怅然所失这种大多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情谊完全被笼罩在男人交好的光环下，也因此被文化赋予了比男女之间相互依恋更崇高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古代对男人气质的理想化定义。同古希腊古日本这些男人同性性关系也很发达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对男人的审美似乎有史以来便缺少一种英雄气概，而多了几丝书卷气息。这样形成的一套审美观点便是倾向于男人的斯文、知识、智慧、礼节和文人气质。而这些特点是与那种打打杀杀的粗犷男人截然不同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对男人气质的概括同当今社会中的理想男人类型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男人具有女性的外在特征，似乎更可以保证他们小心谨慎、斯文典雅、文质彬彬的内在气质。翻看明人的小说，便不难发现那些正面的男性人物大多是白皮肤、红嘴唇、洒脱飘逸的一个十分女性化的形象，而这又与他们的彬彬有礼和才思敏捷等为社会所欣赏的理想男人的特点相对应；相反的，那些留着大胡子，肌肉发达的男人们似乎看上去更像男人，尽管也未必一定是贼子草寇，但也大多是些空有把子力气头脑简单的憨人。文武之别，泾渭分明。对照梁祝和花木兰的故事就很明显了。都是女人扮成男人的样子在男人为主导的领域进行打拼，但是爱情的主题却只在前这里面出现了，而在后者的故事里大大地缺席了。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传统中，似乎认为成为英雄型的男人，他就是不适合谈情说爱的，比如水泊梁山，除了两个人和他们的老婆都在梁山外，其余的不是杀了老婆或者情人，就是抛却妻子，要不就是压根没妻子的。这就暗示了在武的领域里家事爱情是被边缘化的，花木兰为啥灭有感情生活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书院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环境和氛围，它十分切合中国传统中对男性女性化的审美倾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梁祝故事的可能性。
上面主要是谈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人较好的赞誉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男人之间的互相倾慕甚至亲密成为不会被人否定的事实。第二，中国传统中对理想化男性的定位与当代西方的阳刚猛男气质相异，这就造成了梁祝这个故事的形成的可能——试想一个这样的故事情节倘若在西方话语里面出现，一定少了悲伤哀怨，反而充满了喜剧效果。
几年前曾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梁祝的故事就是一个又一男一女演绎的同性恋故事。暂且不论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卖噱头之意大于实事求是的精神，笔者先要肯定的是这个传说故事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相悦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同中国文化中对待同性之间关系的态度有很大关联。但要说明的是，这种同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日常中所谈到的同性恋，正如笔者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过，“同性恋”作为一个概念是在很晚近的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的，在讨论此时期之前的同性之间的，近乎于这个词所要传达的意义的关系时，笔者还是愿意用同性关系来表示。这种同性关系可以是友情层面的，也可以是爱情层面的，当然也可以是性的层面上的，这是这个概念所模糊不清的地方。同时我们要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同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给于相当大的接收空间，甚至有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对异性之间的关注。从俗语“兄弟如手足，妻妾如衣衫”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等，我们的文化对于同性，尤其是男性之间的情谊似乎过于充分地表示肯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肯定导致了同性性关系的产生，更不是说中国古代的男人各个都喜好男人，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社会所接受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大的范围，甚至过往甚密也并不作为一种奇怪的事情来看。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梁祝的问题。笔者不拟争论这是不是一个同性的爱情故事——如果仅凭人物的性别来看，显然不是，也不愿意无聊地考证梁山伯到底是不是个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这种划分方式本身就是笔者所鄙夷的。这里希望把目光放的宏大一些，看看为什么梁祝这个传说可以是这么样的情节：一个女人假扮成男人，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男人的爱。仔细思考这里面是很有矛盾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梁山伯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祝英台的？这恐怕是那些坚持把人类按照性伴侣性别的不同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或三类）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如果梁山伯是在学习期间爱上祝英台的，那么他爱上的是一个男人，自然不应该又希望同一个女人结婚；倘若梁山伯是见到女装的祝英台时，才爱上她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依依惜别的十八相送呢？
笔者看来，这关乎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第一是有关同性恋的界定问题。第二个就是有关对男性气质的定义。下面我们就依次讨论。如前所表，同性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概念，而且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概念。你说同性恋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同性恋是实际行为还是自我认同？包不包括同性性幻想？可以说这个词的创造出来使原本混乱的对性关系的表述更加混乱了。语言是一个意义的系统。当某种语言中不存在某个指代某种现象的词语时，唯一可以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在使用该种语言的文化中不存在，或者在意识层面不重要。
同性恋这个词是相对于异性恋而出现的，暗示了这是两个具有排他性的群体。这是现代同性恋的意义，但是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专门的词来指代“同性恋”这个词所表达的东西，因此，也就并不认为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与异性之间的性关系完全对立的事情。汉朝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几个同性的爱人。在古人那里，同性之间的性爱与异性之间的性爱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性爱对象的性别不同罢了；与同性或者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意义也远没有我们现代人这里这么看重，在他们眼里，一个人是从来没有按照性交对象的性别而被划分到某个相互对立的群体里面的。换句话说，他们允许同一个人对同性和异性都发生感情或者发生性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有伤大雅败坏风俗的事情。在《红楼梦》里，贾政生气宝玉和琪官的结交并且大加笞挞，并不是因为琪官也是个男人，而是因为他厌恶儿子“结交戏子”有辱身份。因此，探讨梁山伯到底是同性恋者还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恋分子就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所秉持的方法论本很就是不科学的。
当一个男人得知自己要娶的一个女人同自己的一个好兄弟品貌相似时，他竟然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这在现代人看来可是很有问题的事情在梁山伯那里却被看作是理所应当，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认同男子之间的各种关系。梁山伯在十八相送时对于祝英台种种暗示都不可以明白，或许也并不在于他是个“呆头鹅”，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对祝英台的性别产生疑虑，根本没有动过男女感情的心思，而是一心一意地呵护着他和祝英台之间结拜兄弟的情谊。梁山伯情感上对祝英台的依赖，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兄弟情谊，而这一切超越都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原因就是这些都可以被他们之前的结拜所解释。结拜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仪式，象征着男人之间至死不渝的坚定友谊，梁山伯对祝英台品貌的眷恋和“他”离去后的怅然所失这种大多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情谊完全被笼罩在男人交好的光环下，也因此被文化赋予了比男女之间相互依恋更崇高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古代对男人气质的理想化定义。同古希腊古日本这些男人同性性关系也很发达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对男人的审美似乎有史以来便缺少一种英雄气概，而多了几丝书卷气息。这样形成的一套审美观点便是倾向于男人的斯文、知识、智慧、礼节和文人气质。而这些特点是与那种打打杀杀的粗犷男人截然不同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对男人气质的概括同当今社会中的理想男人类型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男人具有女性的外在特征，似乎更可以保证他们小心谨慎、斯文典雅、文质彬彬的内在气质。翻看明人的小说，便不难发现那些正面的男性人物大多是白皮肤、红嘴唇、洒脱飘逸的一个十分女性化的形象，而这又与他们的彬彬有礼和才思敏捷等为社会所欣赏的理想男人的特点相对应；相反的，那些留着大胡子，肌肉发达的男人们似乎看上去更像男人，尽管也未必一定是贼子草寇，但也大多是些空有把子力气头脑简单的憨人。文武之别，泾渭分明。对照梁祝和花木兰的故事就很明显了。都是女人扮成男人的样子在男人为主导的领域进行打拼，但是爱情的主题却只在前这里面出现了，而在后者的故事里大大地缺席了。更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传统中，似乎认为成为英雄型的男人，他就是不适合谈情说爱的，比如水泊梁山，除了两个人和他们的老婆都在梁山外，其余的不是杀了老婆或者情人，就是抛却妻子，要不就是压根没妻子的。这就暗示了在武的领域里家事爱情是被边缘化的，花木兰为啥灭有感情生活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书院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环境和氛围，它十分切合中国传统中对男性女性化的审美倾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梁祝故事的可能性。
上面主要是谈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人较好的赞誉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男人之间的互相倾慕甚至亲密成为不会被人否定的事实。第二，中国传统中对理想化男性的定位与当代西方的阳刚猛男气质相异，这就造成了梁祝这个故事的形成的可能——试想一个这样的故事情节倘若在西方话语里面出现，一定少了悲伤哀怨，反而充满了喜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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